车致新
众所周知，后现代文化是“表面”的文化——而且如爱伦坡在《被窃的信》中所言，解谜游戏中最大的字才最容易被忽略——那么打开《摆渡人》这个文本的钥匙也就“藏”在最触手可及但又难以察觉的表面，即影片的标题之中。
作为解谜的铺垫，让我们不妨回溯影片中一个有趣的细节，即那个颇令人费解的小道具——主人公陈末手腕上佩戴的“智能手环”。相比上文提到的那些“纯互文”的片段，“智能手环”这一道具的存在其实更为突兀，何况如此异质的元素竟然还重复出现了四次。下面让我们逐一分析，从而确证“智能手环”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影片呼唤观者对文本自身进行重新解读的隐藏线索：
影片开始不久，随着叙述者陈末的视点移动，影片的叙事空间十分意外地从酒吧切换到了医院，而在接下来的特写镜头中，医生老胡给陈末带上了一幅黑色的手环，并嘱咐他：“这个是心脏检测器，它可以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如果亮黄灯，说明很危险，要来医院。如果亮红灯，那医院也不用来了”。从观影者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这项新技术毫无必要的“具体性”，还是医生老胡这段过分详尽的“使用指南”，都令人费解；在接下来的闪回片段过后，该“智能手环”再次出现：朋友们为了检验老胡给陈末的这个手环是不是“山寨货”，故意播放歌曲（蔡琴《被遗忘的时光》）来试探陈末，此举十分奏效，陈末忆起往事立刻犯了心脏病，手环也及时地亮起了红灯。
而在陈末与何木子的爱情故事的最后一幕中，“智能手环”的线索第三次复现。在把钥匙锁到汽车后备箱之后，镜头切到陈末带着黑色手环的特写，与此同时是他的画外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手表不会亮了。我依然怀念过去，可是不再留恋”。这里的意思无非是说，陈末通过与记忆中的何木子的象征性“告别”，终于获得了解脱与新生，他的心脏病也就不治而愈了。按理讲，陈末的“智能手环”应该就此失去其本来的叙事（医疗）意义而不可能继续出现在故事之中。然而奇怪的是，在影片的最后，“智能手环”却再次出现——收到了迷路的管春寄来的明信片后，镜头中陈末的手环再次闪烁起了红灯，台词对此的解释是“我的手表突然换了功能，每当有人需要摆渡，它就会亮起来”。
不难发现，前三次“智能手环”的情节都与陈末与何木子的故事相关，据此当然可以把“智能手环”理解为这个小故事内部的一个道具或象征物，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智能手环”的第四次出现使其完全溢出了陈末与何木子这个故事所在的叙事层，即抵达了影片叙述的“元层面”，因而我们对“智能手环”的解读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个故事中（标识身体健康）的功能性道具或是（代表着爱情创伤记忆的）外在象征物，而应该将它视为这部影片对自身及其时代语境的自我指涉。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相较于“表面化”或“去深度”的管春与毛毛的故事，以及影片总体上的“后现代”图景（“拟象”的无穷复制），陈末与何木子的故事或许是《摆渡人》中唯一透露着些许“现代主义”气质的故事——然而在影片最后，连原本携带着某种不可言说与再现的特异性的“死亡”本身也为数字技术所消解，这正表现在该“智能手环”的“去身体化”过程（“我的手表突然换了功能”）。到影片结尾时，陈末的手环已经不再与主体——身体的疾病或死亡——相关，作为一种时尚的“可穿戴设备”，它现在只与“大数据”相关，其功能就是处理数据信息，为用户进行准确的定位服务（如剧情最后所预示，陈末将使用这个手环去南极搜救管春）。
在此，我们也许可以直面影片的标题或“谜底”了：所谓的“摆渡人”也就是“百度人”（这种看似无聊的“能指”游戏，在影片内部得以再次上演：在“报菜名”故事的最后，贾玲所扮演的新娘对着一排诱人的烤肉和年轻的厨师感慨道：“牛肉、猪肉、羊肉……小鲜肉”）。显而易见，“百度人”正是我们所处时代的隐喻，因为“搜索引擎”不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入互联网这个庞大数据库的入口，它还规定了在“大数据”世界，主体行动的全新模式（检索、过滤、导航等）。再者，如果像“技术人类学”的极端论断所指出，人的本质无外乎人所使用的“技术”，那么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已经是并且只能是名副其实的“百度-人”，正如影片中最后一个镜头的暗示——在《碟中谍》的背景音乐中，陈末潇洒地走出酒吧大门：“只要这个手表继续亮，我就会继续做摆渡人”——能够处理数据信息的“智能手环”不仅仅是“百度人”所使用的外在工具，更是使“百度-人”成为可能的技术存在论前提。
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有关《摆渡人》“作者”归属的争议（是不是王家卫自己拍的）也十分有趣。《摆渡人》在“作者”问题上的含混，恰恰与该文本的数据库特性紧密相关，换言之，观众的犹豫和困惑源自于对影片标题“摆渡人”的两极化阐释，一极是传统人文主义的解读，“摆渡人”无疑就是艺术家的自指（在影片中具身化为“沉默”的叙事者“陈末”），是能在世俗社会中“摆渡”芸芸众生至超验彼岸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天才”；而另一极阐释则是将“摆渡人”解作“百度人”，即这部作品并不存在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而只是数据库中无穷数据的某种偶然组合。当然，正如数据库并没有完全取代叙事一样，“作者”与“数据库”也并不一定全然对立，二者在电影《摆渡人》中就形成了某种共存，或者说《摆渡人》正处于由“作者电影”走向“数据库电影”的中间状态，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不同逻辑在其中各自为战，导致了文本整体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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