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政策的调整和转向
梅岭：您说目前由于种种政治及利益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可能在目前便得到改变。但您的自述中曾提到：在曾经困难的时刻，您提醒自己：“‘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别人口学了。”是怎样的研究历程导致了您态度的转变？
梁中堂：就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这一问题来说，我的态度至今没有改变。从现阶段来说，除了马克思叙述的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极少数的、基本的、原则性的思想以外，人们认识人口的本质性的和规律性的、足以支撑一门独特学科的人口学还不存在。所以，现在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是一个缺少魅力、没有丰富思想内涵的领域。作为一个人，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还是渴望和向往那些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学科。但是，直到目前我仍然无法脱身，就在于我一直坚守着一块无人守候的阵地。在以前，这块阵地设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囿于狭隘的眼见，认为同样是控制人口，允许民众生育二胎，可以达到“一胎化”相同的效果。经过近10多年放眼历史和法学、政治学等更宽阔的领域学习与思考，特别是把我们国家放到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随着工业现代化的进展出现人口生育率下降，无论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有比我们国家生育率低和下降速度快的例子，但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承认生育是基本人权，把人口变化当作一种自然过程，政府没有设置强制性的生育政策。既然别的国家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国内的大多数人口学家都云集到放开二胎生育上面，却不敢说一句自由生育的话。国内的人口学家要么缺少一种先进的理念，要么不敢把真理直白地讲出来。所以，我暂时还不能离开我不愿意留守的这块土地。
梅岭：近年来，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转向的讨论越演越烈，而国家似乎有些放松态度，如易富贤先生所说：“2008年6月当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的文章时，易富贤已经不再是敏感人物了”，他目前依然坚持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梁中堂：需要纠正的是，目前国内可以公开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不属于转向，而仅仅属于调整和稍稍放宽。即使如此，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代表的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丝毫放松的态度。只是社会大环境宽松了，不同的声音可以在有些场合和有的时候听到了。从根本上说，这种变化是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或多或少地改变社会肌体，而且也会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发生变化。30年来，政府只是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打开了一个细小的缝隙，给了民众有限的选择机会，人们的智慧就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伴随这一巨大进步的是我国人口由9亿多增长到13亿多的人口迅速增长过程。人口迅速增加了，人民却更加富裕了。只要愿意思考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理解到，影响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是制度，而不是人、人口。
至于您提到的易富贤先生，那是一位非常杰出、非常优秀的公民。他不是从事人口专业的研究人员。他的职业是作妊娠妇女的血液流变研究的。但是，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多年来，凭借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国家的赤诚，顽强地在那里搏斗。他不仅富有激情，而且有极高的悟性，以及现代的意识和先进的理念。有一个易富贤的存在，足以让国内所有的所谓人口学家脸红。
梅岭：今年7月份在上海社科院曾召开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对这被誉为“人口政策转风”的会议，您怎么看？
梁中堂：你所说的那个论坛，似乎不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听说，好像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开过一次这样的会议。我的推测，这与政府政策转向没有任何关系。您应该知道，这一类的机构有政府分配的充足的资源，召开个什么会议，是件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维护现行政策的会议，更是如此了。
梅岭：今年深圳、顺德大部制改革，将计生委并入卫生系统而引发全国计生系统的一阵骚乱，对此，您怎么看？深圳等地的大部制改革可不可以看作是计划生育改革中的一步？
梁中堂：计划生育作为我国政府推动的一项事业，本来就是由卫生部门担负的。70年代初期开始，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设立领导小组，都是有关领导兼职属于虚设机构。领导组下设一个极为精炼的办事机构，都是放在卫生部门，占用卫生厅（局）的机关编制，由卫生厅（局）代管。至于具体的节育工作，仍由卫生部门承担。正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下，这个临时性的机构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寻求自己的发展，仅用了几年的工夫便跻身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列。既然在各级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权力机关，这个机关和机关中的人就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就要做事情。在从上到下的这一个机构的推动下，人为地掀起一股长达30年的逆历史潮流的运动，给一个和谐的国家和民族制造了大量的社会摩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不少比较务实的地方干部都曾经在机构改革中有把计划生育部门合并到卫生管理机关内部的举措，只是因为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中央有一定的影响力，经过上层的运作，都被制止了。这次改革试验中，广东以及上海等地方的做法，是又一次顺应历史发展的做法。
您最后问：“现在，除了发出不同的声音，学术界，新闻界就不能再做些什么了吗？”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为了发出不同的声音而发出声音。有幸从事与研究的人相当于社会的大脑，新闻媒体则是感觉器官。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良知，要研究和发现客观世界中的各种真实的关系，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敢于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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