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徵大理是蒙古汗國大戰略的一部分。
成吉思汗麾下真的有一個姓郭的漢族將領，不過不叫郭靖，而叫郭寶玉，郭寶玉曾經被金朝政府封為汾陽郡公兼猛安，領兵駐紮於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後來投降蒙古經略中原的主帥木華黎，木華黎將其引見給成吉思汗的時候，成吉思汗問其取中原之策，郭寶玉對曰：
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
從參與西征的角度，郭靖的原型有郭寶玉孫子郭侃的色彩，但年代和立場其實完全不同
從金庸的設定來說，投順蒙古的郭家與郭靖毫無關係
這一番話說得是戰略原則，所以在金亡之後，對圖宋也是適合的。這一戰略也被稱為『斡腹之謀』——所謂斡腹就是借用蒙古殺羊的方式，來比喻迂迴包抄戰略。
鑑於此時蒙古汗國已經盡數取得西域之地，也鑑於南宋的長江防線難以突破，蒙哥汗遂打算參考郭寶玉提出的戰略構想，先向西南進軍，攻取大理（今雲南）與吐蕃（今西藏）之地，大迂迴到南宋的後方，再與自河南南下的蒙古軍合力夾攻南宋。
蒙哥汗二年（南宋淳祐十二年，大理天定元年，1252）七月，在命令弟弟旭烈兀率軍西征木剌夷國（什葉派伊斯瑪儀派分支尼扎裡耶派以波斯阿拉穆特堡為中心建立的伊瑪目王朝）的同時，蒙哥汗命令弟弟忽必烈帶領大將兀良合臺南徵大理。為配合忽必烈，蒙哥汗又派遣鞏昌（治所在今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等二十餘州便宜都總帥汪德臣率軍攻入四川剽掠成都一帶，直逼其南300裡的嘉定府（今四川省樂山市）。
忽必烈率軍100000人從臨洮出發
出征前，忽必烈還會見了薩迦派教主八思巴
忽必烈無須多介紹，兀良合臺則有必要展開一下——兀良合臺（Uriyangqatai；1201—1272）是蒙古開國功臣速不臺的長子，一方面，作為名將之子，兀良合臺有一定的軍事潛質和威望，另一方面，他以功臣世家子弟的身份受命護育皇孫蒙哥，後成為蒙哥的一個怯薛長，掌管蒙哥宿衛，在推舉蒙哥成為大汗的庫裡臺大會上擁戴最力，可以說是蒙哥汗的親信加功臣。安排他擔任忽必烈的副手，既有實際的軍事意義，也是意味深長的政治安排。
蒙哥汗三年（南宋寶祐元年，大理天定二年，1253）八月，忽必烈率領大軍自臨洮府（今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出發，九月，督軍至忒剌（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縣達拉溝），分兵三路南進：
西路軍由兀良合臺率領，沿晏當路（今四川省阿壩草原或松潘西北草原，有人認為這就是指旦當嶺，那就是雲南省中甸一帶，總之其說不一）而進；東路軍由宗王抄合、也只烈率領經茂州（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一帶）
趨會川（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縣西）以作牽制；中路軍由忽必烈本人自將經滿陀城（又稱盤陀寨，今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北，但亦有其他觀點）渡大渡河而南下，穿行山谷2000餘里，終於於十一月初進抵金沙江畔。元代名臣、雍國公賀仁杰曾經跟隨忽必烈徵大理，在記載他生平事蹟的《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使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諡忠貞賀公神道碑》中有這樣的內容：
公（指賀仁杰）入備宿衛，經吐蕃曼沱，涉大瀘水，入不毛瘴喘沮澤之鄉，深林盲壑，絕崖狹蹊，馬相縻以顛死，萬里而至大理。歸來由途，前行者雪三尺，後至及丈，峻阪踏冰為梯，衛士多徒行，由遠至千里外者。比飲至略畔，最諸軍亡失馬幾四十萬匹。
反映出兩點：第一，南征大理的路途上氣候和路況條件都很差；第二，以馬匹為代表的牲畜等物質資源有驚人的損耗。
但是，這兩個問題還有另一面。
針對第一個問題，忽必烈南征大理的道路正與從四川西部通往雲南西北部的橫斷山脈為代表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契合，這條道路固然有漫長難行和與蒙古人喜歡和適應的環境氣候條件不適合的一面，但並不是“地上本沒有路”的絕境困局。
事實上，忽必烈之前會見八思巴，或許就是為了通過藏人瞭解在南宋勢力和認知皆所不及的山川深處，還有不少已經比較成熟的道路可通大理，甚至因之獲得藏地人士的協助。相對來說，由兀良合臺率領的西路軍可能走了一條最為艱險的道路，有一種觀點認為，他們出阿壩草原之後向西經色達，翻越海拔4000米的牟尼芒起山到達甘孜，沿雅礱江峽谷南下理塘，再翻過一座平均海拔4500五千米的海子山進入稻城、得榮一路，再越過梅里雪山，由迪慶進入雲南。與之對比，忽必烈本人率領的中路軍可能還是好走一些，根據藏文等史料記載，忽必烈在南征雲南大理途中，曾經召請噶瑪噶舉派二世活佛噶瑪·拔希赴絨域色都（今四川嘉絨藏區，可能即阿壩大小金川一帶），可見還是比較從容自在的。
橫斷山脈地圖
針對第二個問題，這種巨大的損耗對於遊牧民族建立的帝國來說，雖然自然也是負擔，但並非傷筋動骨不堪忍受，有一個例子就是遼朝天祚帝朝，在因為與金作戰“蕃漢戰馬損十六七”的情況下，仍有“馬數萬群，每群不下千匹”，及至遼亡，耶律大石仍然能夠得到塞外的數十萬匹馬作為西遼的立國之資，對橫跨歐亞的蒙古汗國而言，這些貌似驚人的戰損是可以被勝利果實覆蓋的。
蒙古馬馬群
1253年9月，金沙江西岸。
忽必烈在此命令將士殺死牛羊，“令革囊以濟”，以做渡江之用，所謂“革囊”，就是殺羊後不剖腹，整張剝取全皮揉制而成，用時吹氣為囊以助浮游之器。這就是昆明大觀樓長聯裡“元跨革囊”典故的出處。
有觀點認為忽必烈革囊渡江的地點是位於雲南省西北部的麗江市石鼓鎮與香格里拉縣南部沙松碧村之間的長江第一灣（長江第一彎），也有觀點認為是在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的奉科鄉的“古空美”（當地語言意思是“大渡口”），但是，事實上，忽必烈親率的中路軍，在從寧蒗與麗江奉科、寶山以至鳴音鄉之間長達近百里河段上的多個地點渡江的，還有一部分是分路往南，從永勝與麗江之間渡江的（《中國古代民族史略》：“蒙古徵大理時，中路忽必烈自永寧、北勝、蒗蕖以入麗江。”）——上述成為遺蹟的渡口，可能是忽必烈本人渡江的地方，也可能是其部隊比較重要的渡江地方。
麗江一帶的金沙江
忽必烈在未渡金沙江之時就遣使要求大理國國王段興智投降，段興智拒絕招降，丞相高泰祥（高祥）親自率軍在金沙江沿線佈防——此處之所以不按照一般的表述稱段興智派遣高泰祥，是因為大理實際的統治者其實就是高氏，段氏反而處於祭由寡人的狀態——又遣將領高通率一部駐會川，抵抗蒙古軍。
忽必烈的中路軍招降麼些部落（今納西族），他們為蒙古軍引路，直撲三賧（今麗江）。
抄合、也只烈所率的東路軍，原計劃進入大理國建昌、會川二府轄地，過金沙江，進逼姚州，轉而西進，與中路軍、西路軍會師，合圍大理國都城，但此時接到忽必烈命令，轉而奔赴三賧與中路軍會師。
蒙哥汗三年（南宋寶祐元年，大理天定二年，1253）十二月初，大理軍與蒙古中、東兩路軍對峙。
兀良合臺率領的東路軍越旦當嶺（今雲南中甸境）入大理境，經7天激戰，攻破大理國在金沙江邊沿江依山而築的軍事要隘空和寨，並從側後攻擊大理軍主力。
高泰祥見處境危急，匆忙退兵大理都城羊苴咩城（今雲南大理市），試圖憑藉金城湯池固守。羊苴咩城有獨特的地理優勢，東瀕洱水（今洱海），西倚蒼山（點蒼山），北、南有龍首、龍尾兩關為屏障。高泰祥正是以重兵據守北面的咽喉要地龍首關迎戰。
大理的疆域範圍包括如今的雲南全境以及四川涼山地區，南宋在貴州設立的州郡實際上也大多被大理控制。
蒙古三路大軍合力攻擊龍首關，全殲大理軍主力，並乘勝於十二月十五日佔領羊苴咩城。大理國主段興智和丞相高泰祥均棄城遁走。
也有一種說法是忽必烈命令蒙古勇士組成一支特別隊伍，繞道蒼山西坡翻越蒼山。這支登山部隊，十之八九死在蒼山之上，但最終完成使命，存活下來的軍士，在蒼山上組成一支奇兵，軍旗招展，鼓號齊鳴，由山頂直衝而下，突入城中。大理國君臣被這種神兵天降的氣勢所逼，棄城而逃，退守姚州（今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縣北）、善闡（今雲南省昆明市）。
史載忽必烈採納謀臣姚樞的建議，禁止妄殺，安撫百姓，穩定秩序——按照蒙古之前的慣例，如果對方曾經殺死使者，克城之後必定屠城，而大理正殺死過忽必烈派去招降的玉律術、王君侯、王鑑三位特使；據說，姚樞講了當年宋太祖趙匡胤的大將曹彬攻佔南唐後不殺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勸諫忽必烈不要濫殺，第二天忽必烈回答說：“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儒臣勸諫當或有之，但對其的估計也不能過高，看忽必烈徵大理的一系列政策，分明是一套完整的組合拳。
大理風景
忽必烈一方面遣軍攻佔附近堡寨，並於姚州俘斬高泰祥——高泰祥臨刑堅貞不屈，忽必烈稱為忠臣——另一方面蒙古兵追至昆明生擒段興智後被送到北方蒙古汗廷拜見蒙哥汗，蒙哥汗施以懷柔之策，賜金符，令歸國，以大理總管身份繼續管理原屬各部。
就連高泰祥的後代，忽必烈也對其“許以世其官”，後來，高氏子孫有的被封為姚安、鶴慶等地方的土司，世代承襲30多代，直至改土歸流。
段興智被擒在1254年，大理國從段思平至段興智，共傳22代，歷317年，於此滅亡，段興智投順蒙古後又擔任了7年大理總管，死後蒙古給他的諡號是“向義天定賢王”，此後段氏世為大理總管，元末段功竟以完全以為元朝力挽狂瀾的忠臣面貌出現。
忽必烈徵大理，是蒙古汗國統治者創造性地採取萬里躍進、出奇制勝、大迂迴、大包圍的軍事決策並付諸實施落地，最終佔領和控制大理，繞到南宋後方，此後，四川、兩湖、兩廣等在內的整個南宋，其背部都暴露在了蒙古人的彎刀和弓箭之下。
這既是南宋人想象不到的絕殺之招，也實現了很好的戰略隱蔽，直到1254年7月，皇帝宋理宗還認為大理可以自行抵禦蒙軍，而荊楚、巴蜀的方面軍事統帥也上奏說大理尚可抵抗。
忽必烈徵大理是軍事史上的一大奇蹟。清代學者、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雲南方輿紀要序》中如是說道：
吾觀從古用兵，出沒恍惚不可端倪者，無如蒙古忽必烈之滅大理也。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濟，降摩荻，入大理，分兵收鄯闡諸部，又入吐蕃，悉降其眾。
出沒恍惚不可端倪，大約就是神出鬼沒無可名狀的意思，這是對斡腹之謀和元跨革囊這在策略和執行層面的兩個高峰最高的評價吧。
大理崇聖寺三塔，崇聖寺即天龍寺的原型
閱讀更多 談古論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