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慶偉 X 胡文怡
中國考古正式誕生90年
——沒有殷墟就沒有中國考古
1928年10月13日，一群考古人在河南安陽的大地上，開啟了一場對商代晚期都城——殷墟的發掘之旅。到今年，90年過去，不少人將這一次發掘開啟的此後長達9年的殷墟考古歷程，稱頌為“中國考古的正式誕生”。
▲殷墟第一次發掘開工，全體工作人員。前排左一董作賓，左三何國棟；後排右起：趙芝庭、王湘、張錫晉、郭寶鈞；王湘前立者張守魁；餘為工人及駐軍
▲民國十八年秋，殷墟第三次發掘，橫十三丙北支坑，李濟手持彩陶片
9年的殷墟考古成果卓著，晚商宮殿、作坊、陵墓、甲骨、青銅器、玉器、陶器……共同坐實了文獻所載的晚商確實存在。不僅如此，殷墟還成為了“考古”這一西方舶來的學科，在中國正式成熟的搖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語所）在所長傅斯年的領導下，為殷墟考古傾盡全力，前後凡15季，直至1937年戰爭爆發；董作賓、李濟、梁思永、夏鼐等名家，都先後於殷墟或主持或參與發掘，留下歷史的背影。
▲民國二十五年春，殷墟第十三次發掘，小屯第十次（Y10），YH127發掘情形
▲殷墟第十三次發掘，YM40殷代車馬坑，會圖者石璋如，該車馬坑發掘者為高去尋
從以安特生髮掘新石器時代仰韶遺址、舊石器時代周口店遺址為代表的外國人來華考古發掘，到任教清華大學的李濟為尋找夏墟而至西陰村遺址進行的中國人早期考古實踐，再到殷墟考古成為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的大本營，可以說，即便殷墟考古未必是“最早的中國考古”，但其也絕對是編就中國考古絕大部分基礎DNA的學術史高峰。
於是，在這90週年的紀念時刻，我們不禁回眸，中國考古是如何為殷墟考古所形塑的？90年前的先人為今人留下了什麼精神遺產？如果沒有殷墟考古，中國考古會否還有其他可能？
▲殷墟第十五次發掘 ，拍攝殷墓YM331
▲殷墟第十三次發掘，YM020墓葬記載表
讓“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殷墟第一次發掘，工人何國棟、董四元在第15坑之發掘
▲民國十七年秋，殷墟第一次發掘，董作賓（右）及李春昱（左）測量繪圖
挖啥呢：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誕生為什麼選擇了殷墟？
孫慶偉：選擇殷墟考古有它內在的學術邏輯。首先是傅斯年、顧頡剛那一代學者，對王國維崇拜，王國維是他們的偶像。他們雖然覺得王國維在政治上守舊，但對他的學問是沒有異議的，所以願意追隨王國維通過甲骨研究商代的腳步。
其次是傅斯年說，“擴充材料”、“擴充工具”（《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擴充工具就是考古學的方法；擴充材料，殷墟考古機會就非常大。但其實傅斯年在決定發掘殷墟的時候，他可能對考古之於歷史研究的意義還沒有特別確切的認識，他都沒見過李濟這個人，是其他人（一說是李四光）向他推薦了李濟。
▲民國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殷墟第二次發掘，斜支坑全景，戴帽測量者董作賓，身旁為李濟
石注：牆東為韓鳳岐瓦房，轉角為韓惱只土房
▲民國十八年春，殷墟第二次發掘，漳河鐵橋炸燬後，李濟與董作賓坐檯車上
胡文怡 ：當時王國維和羅振玉等學者，實際上還是為了中國傳統史學的目的，想著要證經補史，“二重證據法”的核心思想仍是以有字的出土遺物去補充文獻古籍，同時亦有對抗古史辨派的目的存在。但王國維和羅振玉等學者的研究，無疑給予了傅斯年他們底氣，讓他們能夠確定安陽就是商代王都的所在，應當有著豐富的遺蹟遺物。
傅斯年之所以堅定地要發掘殷墟，我認為和“救亡圖存、為國爭光”的信念有很大的關係，這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追求。當時，傅斯年清晰地認識到，以自然科學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去研究歷史，才是先進的、未來的史學研究的趨勢，經由這種新史學研究所得的歷史，才能得到國際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承認，才能扼制並改變當時中國古史為西方學者所肆意推翻、歪曲的局面。
所以，傅斯年希望能通過殷墟發掘的機會，使用科學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得到新材料，藉由此去開創一箇中國新史學的新世界，把重建中國古史的話語權牢牢地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他要讓“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雖然一開始，傅斯年對於考古學也只有模糊的感覺，但他豐富而獨特的留學經歷使他對於考古學的感覺特別正確。1930年他就做了一些演講，例如在《考古學的新方法》中，他便試圖將殷墟發掘所獲得的初步成果與歷史記載、古代社會情況相對應，有80%基本是對的，他已經有了如何將考古成果真正應用於古史重建、歷史研究的思路。
孫慶偉：傅斯年與梁啟超類似，也是要發展“新史學”。梁認為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家家譜”，主張要寫民族的、民眾的歷史，但梁任公太忙了沒有時間親自寫。傅斯年學生時代就對中國傳統學術極不滿意，寫過文章嚴厲批判，所以才強調科學主義，他仰仗的人，陳寅恪、趙元任、李濟，都是新派學者。
▲民國十八年十月七日，殷墟第三次發掘，開工時拍攝。
後排左起第四為董光忠，左五李濟，左六董作賓；後排右一為王湘，右二張蔚然；前排右起第五閻佩海，前排左三霍鳳東，左四劉金聲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八日，殷墟第三次發掘，大連坑工作情形，右坐者為李濟
挖啥呢：但其實李濟是在殷墟考古第二次發掘才加入的，之前董作賓主持的殷墟考古第一次發掘還是中國傳統的古物學方法，目的主要是“找甲骨”。
孫慶偉：董作賓的方法確實不是科學的考古學方法，所以李濟一看就說不行。傅斯年雖然自己沒做過考古，但他知道要用李濟的方法。
胡文怡：董作賓還是有一點科學發掘的意識的，例如他關注遺物的出土地域、地層的研究及“以同出土之器物，互相參證”等，所以殷墟考古在他主持的時期就已經進行了分區發掘。但他畢竟是中國傳統學者出身，沒有受過科學的考古訓練，仍然有所侷限。而李濟幾乎是當時國內能夠找到的唯一一個懂一些西方考古學的科學理念及方法的人，但他學的是人類學，所以對於考古學也並不是完全懂。
挖啥呢：那麼李濟一開始對殷墟考古有明確的設想嗎？
孫慶偉：李濟1930年就說了，要根據“極多極平常的陶片、獸骨等”“建築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因為在他看來，光有《殷本紀》是不夠的，那裡面只有商王的世系，沒有多少歷史，要通過發掘建築、墓葬、藝術品、人骨……來了解一個有血有肉的商代。
胡文怡：而且傅斯年在1928年左右就提出來了，要打倒“偶像”、反對“國故”這個觀念，重建中國古史。
▲民國十八年秋，殷墟第三次發掘，發掘現場。
石注：土堆上立者為李濟，坑邊作者似為王湘
▲民國十八年秋，殷墟第三次發掘，工地的帳蓬，立者張蔚然，蹲者張東元
讓考古學得以硬生生在中國站穩了腳跟
挖啥呢：有人說，殷墟奠定了中國考古的史學傾向（文化歷史考古學），中國考古因此沒有走向西方那種“最徹底”的科學主義的考古學（過程主義考古學）。如果中國考古正式誕生在一個史前遺址，那也許就會對理論問題有更多思考，比如如何以“假設-論證”式的考古研究歷史。
孫慶偉：是的，這以張光直的意見最有代表性。張先生認為：如果中國考古最開始不是選擇殷墟，一定會有不同的走向。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絕對。中國考古的史學傾向，不是學者有意為之的，是研究對象決定的。所以我覺得張先生的那個假設未必可以成立。
在殷墟之前已經有周口店、仰韶、西陰村等遺址的發掘，中國考古並非一開始就是殷墟，但後來史語所還是選擇了殷墟，說明這其中自有必然性。除非中國永遠只做史前考古，那倒是很有可能走科學主義考古的道路，但中國的歷史決定了這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做考古，一定會遇到大量原史時期和歷史時期的考古工作，一定會和文獻相結合。美國為什麼會興起過程主義考古學，那是因為它確實沒有文獻史料，沒有歷史包袱。
其實中國考古也沒有排斥科學主義，而且我覺得科學主義與史學傾向是可以共存的。我發現現在有種傾向，文化歷史考古學/過程主義考古學、信古/疑古一定要非黑即白。某個時段可能會流行某個風潮，但不是說一個學科只能用一種方法，方法都是由研究對象決定的。
在一次採訪中，我就表示，為什麼現在中國考古不能對文獻史學寬容一些？考古學是典型的交叉學科，融合地質學、生物學……為什麼就要刻意跟文獻史學劃清界限呢？這個現象值得思考。
而且即便有殷墟考古，李濟也不排斥科學主義，他做的陶片分析在當時已經很先進了，他做人骨的鑑定和現在研究人骨DNA不是異曲同工嗎？再說對於殷墟這樣大的都邑遺址，我們才有多少研究人員在那開展工作啊，怎麼可能要求人家一下子做好多學科呢？研究總是有個先後順序的，不可能齊頭並進，這些年殷墟工作站的同仁在多學科合作方面已經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了。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日，殷墟第三次發掘，雪後的大連坑，左前立者張蔚然，後排右一張東元
▲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殷墟第三次發掘，學生參觀
胡文怡：另外我從社會的角度考慮，如果傅斯年沒有發掘殷墟，那麼中國考古在1928-1937年根本發展不起來。在當時，整個中國社會對於考古學都知之甚少，李濟說“‘考古’呢，普通人總覺得是誰都可以辦得到的”，還舉了董作賓的例子。
董作賓的朋友大多是知識分子，得知他要去發掘殷墟，卻對他說，你自己去挖幹什麼，讓別人幫你挖出來，你去買來再看不就行了。
為使考古學的啟蒙發生在中國，扭轉普遍的錯誤認知，就需要直接而強有力地展現出考古學是幹什麼的，又有什麼用。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非立竿見影、卓然顯著、大家又能很快理解的考古成果不可，那就只能是殷墟了。
商代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歷史時期，而殷墟又是王都，甲骨文、青銅器及建築基址等遺蹟遺物都非常豐富，是直接可視的，是比較容易與歷史文獻對應的，是能很快達到一定的復原商代社會生活情況的目的，如此，便能簡明易懂、印象深刻地使大家明白考古學的學科內容與重大作用。
當時殷墟的發掘是很受矚目的，有很多報紙媒體在跟進，那麼當時如果沒有這些生動、可視又豐碩的考古成果去打動社會各階層，考古學的啟蒙和發端在中國就會非常困難，步履維艱，政府、軍隊也就不會那麼輕易地與傅斯年合作了。
挖啥呢：這有點像西方考古最開始也是發掘《荷馬史詩》提到的特洛伊，或者中國近代也是先有實業救國，而非去探尋宇宙的奧秘。
孫慶偉：有類似之處。包括現在公眾對考古的瞭解，他們不會更關注考古構建了史前的文化譜系，他們一定更關注挖出了兵馬俑、海昏侯這種可視性的東西。
上個世紀20年代發掘仰韶、西陰村，現在從學術史的層面我們覺得很了不起，但是當時的受關注度顯然不是這樣的。但是殷墟考古不一樣，很引社會關注，考古成了老百姓可以接受和關注的事情了。有人關注這個學科，學科才有希望啊。
建議你抽空查一下當時的報紙，對比一下當時報紙對於西陰村和殷墟的報道，應該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甚至懷疑，如果李濟到了史語所之後，繼續挖西陰村，中國考古可能就黃了。從這層意義上講，中國考古學應該感謝殷墟考古，而不是認為殷墟考古阻礙或誤導了中國考古的走向。
▲民國二十年四月八日，殷墟第四次發掘，E10區大骨堆，王湘清理鯨魚肩胛骨情形，同出有帶刻辭鹿骨頭(R041038) (編按：E10為E5之擴方，位於甲八基址西南，出土堆積為灰坑4-H10之一部)
▲民國二十年四月十五日，殷墟第四次發掘，E16區圓坑，李濟審視發掘情形 (編按：E16圓坑即灰坑4- H16)
挖啥呢：說到社會環境，這也一直影響著殷墟考古，比如土匪與盜墓賊的破壞與古董商在背後的收購，1937年的戰爭甚至讓發掘中止，以及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館館長何日章反對史語所將考古成果運回北京的爭端，這中間有偶然也有必然，你們怎麼看？
孫慶偉：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吧。學理上，考古學在當時就是不被理解的新學科。另一方面，當然也有史語所和地方研究機構的利益糾紛。後來史語所和山東、河南分別成立“古蹟研究會”一類的合作機構，地方力量也得以加入，這個事就可以做了，所以說到底是文化資源不想被史語所獨佔，這也可以理解吧。
胡文怡：我看史料的感覺就是，史語所眾人在一座孤島上，除他們以外就沒幾個真正理解考古學的人。
比如何日章就覺得東西出在河南，自然就要留在河南，但他未必清楚到底該怎麼用考古成果研究歷史。何日章是知識分子尚且這樣想，更別說當時安陽的土匪和村民了，土匪搶劫文物與盜墓無異，當地村民哪怕受到史語所僱傭，參與發掘，真正清楚史語所到底要幹什麼的人恐怕也是寥寥，儘管很可惜，目前似乎沒有對受僱傭而參與發掘的安陽村民的詳細記錄。
所以我覺得殷墟考古就是中國考古的那第一隻螃蟹，它讓考古學、新史學得以硬生生地被移植到了中國，在中國站穩了腳跟。
▲民國十八年秋，殷墟第三次發掘，河南民族博物院工作情形 (殷墟第三次發掘期間，河南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院院長何日章曾率人至小屯進行發掘)
▲民國二十一年春，五月二十八日，殷墟第六次發掘，村人結婚拜天地時情形
中國考古是幸運的，開始就有一流人才
挖啥呢：1928年之後，殷墟考古就成為了中國考古的主戰場，史語所將其主要的資源都投入其中。這會不會也有些遺憾，史語所沒有更多顧及其他呢？
孫慶偉：其實史語所也調查過豫東等地的其他遺址。但是殷墟考古工作量太大了，當時中國能做考古的人又少，攤子一打開就不可能輕易結束了。而且這也和當時的國家形勢有關，戰爭頻繁。
傅斯年1928年的構想是先沿著平漢鐵路做工作，以後條件成熟了再沿著隴海線做到中亞，在幾個關鍵點設幾個工作站，肯定不止於殷墟考古。後來夏鼐也如法炮製。所以我覺得面對民國時代的學者，我們應該想，如果他們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他們能做成多少事情啊，奈何生不逢時，國家不行，否則一定更為轟轟烈烈。
胡文怡：而且傅斯年勉力安排了對城子崖的發掘，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是他構建中國古代文化序列的重要一步。當然，發掘城子崖也和傅斯年是山東人有關，他有便利。
總之，傅斯年已經在全力實現他腦中的構想了，只可惜當時條件還是達不到。考古不僅需要時間和金錢，更需要和平的盛世。李濟最早去西陰村發掘，也是出於安全的考量。殷墟考古稍微安穩地發掘兩個月，就能有如此豐碩的成果，這是靠駐軍把守、打點好各級政府關係換來的。
▲民國二十年四月一日，殷墟第四次發掘，C25探坑，劉嶼霞﹝左﹞、李濟﹝右﹞拍攝殷墓4- M7情形
▲殷墟第四次發掘，郭寶鈞審視夯土與非夯土層次
孫慶偉：為了維持殷墟考古，傅斯年已經竭盡全力，如果沒有傅斯年的影響力，殷墟考古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換李濟做這些事，情況一定不是這個樣子。傅斯年一直沒有放棄，沒有條件創造條件，抗戰時期史語所還在西南、西北做調查。所以我覺得中國考古最應該感謝的人是傅斯年，他是搭臺子的人，沒有史語所這個平臺，李濟們如何唱戲？他對史語所同事說：你們就安心做學問，亂七八糟的雜事我來做。
他能構想又能實踐，還沒有私心，完全是出於學術、民族大義，這樣的人實在太難得了，做任何事都會是第一流的，他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應該要有客觀評價。
所以說中國考古是幸運的，因為它一開始就有第一流的人才，他們不僅有強大的學識，還有強大的社會背景，否則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中國考古是發展不起來的。
挖啥呢：所以說殷墟考古奠定的國家級學術機構統領中國考古的模式，是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的。
胡文怡：中國自有國情在，中國考古在解放前後和國家合作，我覺得都是很正確的事。其實一開始在傅斯年的規劃中，考古發掘所得的文物就是歸中央所有的，這樣才能更純粹地為學術服務。而且經費、時間與和平，哪一樣都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與保障。
▲民國二十一年春，四月二十六日，殷墟第六次發掘，李濟、董作賓造灶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殷墟第六次發掘，小屯B區發掘情形（石注：B區最熱鬧的一天，工人65人）
挖啥呢：我們現在都說殷墟考古讓中國考古在解放前實現了“成熟”，那麼這個“成熟”具體是多高的水平呢？相較之前和之後？
胡文怡：我覺得從董作賓到李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從根本不會發掘到有一點會發掘。梁思永在梁啟超的安排下，為了國家大局去美國學習了最先進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他學得很好，還獲得過“金鑰匙”獎。
所以梁思永歸來參與殷墟發掘後，中國的田野考古發掘距離建國後所達到的非常成熟的國際高水平，已經只有一步之遙了。
1928至1937年間，殷墟的田野考古發掘技術和理念都有了顯著的進步，當然，這也與它的進步空間比較大有關。
殷墟考古使中國考古的地層學有了顯著的進展。史語所一直在摸索，包括如何將西方考古的地層學和中國土遺址的複雜情況結合起來。
舉個簡單的例子，最早董作賓發掘的時候，還只懂關注簡單的出土位置關係，例如哪塊甲骨出在哪塊甲骨的下面。而到李濟，已經會區分，例如第一層是帶沙的土，第二層是石子，第三層是淤土，第四層是棕色灰土等，已經會辨別土質土色了。
到梁思永發現“後崗三疊層”，中國考古的地層學真正成熟，能劃分出與文化年代相對應的正確地層。再到夏鼐，他是不僅自己要掌握後崗三疊層式的地層學，還要教會別人。而至於類型學，李濟他們其實也是有意識的，只是還比較樸素；是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蘇秉琦使中國考古的類型學真正成熟。
挖啥呢：其實夏鼐參與到殷墟考古，已經是1935年，比較晚了，他是怎麼接下殷墟考古的衣缽的呢？
胡文怡：首先，梁思永在解放前後一直在指導夏鼐。因為梁思永一直在，中國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在解放前後才得以連貫。另外就是夏鼐超級聰明，學得超級快，而且用心、努力。
他去殷墟一趟學會的東西，可能比其他人十年學到的都多。例如他第一次提取非常複雜的、未經擾動的“滿坑”車馬器，完全沒有經驗，發掘現場的其他人也不怎麼會，但他經過之前的發掘訓練，並加以思考後，自學成才，提取得非常棒。
石璋如回憶他繪製車坑平剖面草圖時說，雖然夏鼐是首度參與，但是很會畫圖，由於車零件疊壓得厲害，一天只能作一部分，“他就把各天進度以分層、分色的方式標示以資區別”。就這樣，他很快就成了當時工地上最會提取車馬器的人。
▲民國二十二年秋，殷墟第八次發掘，石璋如躺在D22探溝出土的小圓坑內
▲民國二十三年春，殷墟第九次發掘，侯家莊南地，夯土臺及礎石，左一尹煥章，右上樹下著深色衣者祁延霈
沒有殷墟考古，就沒有中國考古
挖啥呢：1949年史語所的人分成了兩部分，傅斯年、李濟等人去了臺灣，後來李濟還寫出了總括性的研究著作《安陽》；梁思永、夏鼐等人留在了大陸，殷墟考古現在也成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海峽兩岸1949年後的殷墟考古，該分別怎麼評價呢？
孫慶偉：史語所去了臺灣的人，後來就以整理為主了，每人一攤，李濟負責陶器、青銅器，董作賓負責甲骨，石璋如負責基址，高去尋負責西北崗王陵大墓，殷墟考古幾乎就是他們的全部。而對於留在大陸的人來說，殷墟考古則成為了若干項工作中的一項，甚至還未必是最重點的一項工作。
建國之初郭寶鈞去殷墟發掘過，而夏鼐的主要精力則不在殷墟，他的視野已經轉向全國，放在人才培養上了。這就註定了大陸的考古會繁榮發展，去了臺灣的史語所的考古工作則因為缺少新材料而逐漸萎縮。
挖啥呢：我常想象李濟到了臺灣之後的心情，別人可能是“河山只在我夢裡”，他就是“殷墟只在我夢裡”了。
孫慶偉：肯定的。尤其是相當長的時間內，兩岸區隔嚴密，李濟要看大陸的考古材料，都要拜託在美國的張光直，張光直再從日本尋找，倒了好幾手。我相信對於李濟他們來說，內心是很煎熬的。
胡文怡：我現在在《夏鼐日記》和臺灣正式出版的殷墟發掘報告裡，已經發現了一處有出入的地方，1935年3月19日，夏鼐記載眾人討論1004墓的翻葬坑與灰土坑的情況，最終結論是灰土坑晚於翻葬坑。但正式發掘報告中，仍以翻葬坑晚於灰土坑。
不知道是最開始討論錯了還是後來自圓其說了。但我想，在經歷了顛沛流離之後，李濟他們手上的殷墟材料肯定會有缺憾，但那也是他們的全部了，他們肯定已經竭盡全力了。
▲民國二十四年春，殷墟第十一次發掘，星期日在冠帶巷辦公處後廳前所照。
左起：尹煥章、夏鼐、石璋如、李光宇、王湘(石注：銅盔系西北岡西區1004號大墓出土，大刀系東區某砍頭葬出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殷墟第十三次發掘，工人在柏樹墳用餐
挖啥呢：1949年後，殷墟考古新成果輩出，比如婦好墓、洹北商城，當然其背後的方法理論、組織模式也都相應有了變化。您覺得現在的殷墟考古還在傳承當年史語所的精神遺產麼？
孫慶偉：傳承是必然的，不管過了多少年，史語所發掘的成果，依然是現在殷墟考古最核心的內容，比如西北崗王陵、小屯宮殿區、甲骨等。
史語所的工作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淡化。而且李濟寫《安陽》那本書的時候，已經把殷墟置於整個殷商曆史的大框架下了，我們現在也依然是在做殷商曆史，雖然材料更豐富，技術有更新，但目標是一樣的。我們似乎都還沒有走出李濟的時代，我們的目標還延續著李濟當年的目標。
最後我想要強調的是，殷墟是中國國家集眾式考古的誕生地，幾乎可以說，沒有殷墟考古，就沒有中國考古。
▲民國二十五年秋，殷墟第十四次以掘(Y11)，冠帶巷辦公處，工作人員晚間閱報情形
▲民國二十五年秋，殷墟第十四次發掘(Y11)，冠帶巷內修復陶器情形
▲殷墟第三次發掘，3-M3隋墓，工作人員作測量，霸橫一丙北支出土，墓底鋪磚
▲民國二十一年春，四月十九日，殷墟第六次發掘，B100甲之築土，用版築蓋休息室。前右一李濟，後右一王文林，後右二吳金鼎；餘為打夯土的工人。(編按：B為版築編號，與探方編號不同，B100甲為第六次發掘時所建之休息室，位甲十一基址南端東側，臨洹河)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殷墟第十三次發掘，YH127甲骨坑全貌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至五月八日，殷墟第十五次發掘 ，C167、168、169、170等探坑工作情形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殷墟第十五次發掘 ，YM390獸坑清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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