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發展中國家因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而歧途難辨，失去了發展起來的機會——
中國需要自己的話語權，對一些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事，而有些人則認為沒有必要，且無可能。“無必要者”“無可能者”認為，連“話語”（discourse）這個詞本身都是西方來的，還談什麼自己的話語權；何況西方社會科學是現代化的產物，中國要搞現代化就繞不開西方社會科學即西方話語權，怎麼可能建構自己的話語權？這些說法聽起來振振有詞，其實，既沒有明白什麼是“話語權”，也不理解西方社會科學的立義所在。因此，有必要弄清“話語權”到底是什麼。
有人認為中國沒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話語權，這種認識層次太表面化了
簡單地說，話語權是通過對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現實的歷史敘事而形成的哲學社會科學影響力，“話語權”是一種“軟權力”。理解話語權含義的前提是認識什麼是社會科學。在我看來，社會科學是對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的特定經驗的理論化總結，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但可以通過國家的財富權力而拓展成為“軟權力”，成為一種共同價值。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正是以自己的硬實力而將產生於自己國家的歷史敘事普遍化，將自己的“贏了”，論述為“對了”，其極端形式就是“歷史終結論”。與此相對照，過去一百多年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的思想界，一些人的世界觀、認識論是：將自己的“輸了”，自證為“錯了”，因此必須學習、接受“老師”的學說，世界因此而成為“一言堂”，世界上只有一本“通用教科書”，一個“標準答案”。當然，西方社會科學確實提供了今天人們賴以思考的概念和理論體系，比如階級、政黨、民主等概念，乃至作為學說體系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認為，中國沒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話語權，這個認識層次太表面化了。
第一，建構自己的話語權並不意味著排斥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開放性、包容性正是中華文明的基因，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所在，比如政治學方法論上的階級分析、歷史制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帝國主義論，經濟學上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制度主義學派等，凡是能揭示世界真相的學說都值得汲取。
第二，在汲取有益成果時，我們必須清晰西方社會科學賴以存續的本體論、目的論是什麼，這些才是理解話語權生命力、話語權的價值的根本所在。西方社會科學無疑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範疇，其中有我們必須重視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歷史社會學等，但主流西方社會科學立論於個體主義，服務於資本權力，從新古典經濟學到自由民主政治學，莫不如此。比如，二戰後的西方政治學深受經濟學基於個體主義的基本假設影響，形成了理性選擇主義範式一支獨大的局面，主要是圍繞個體利益而展開的歷史敘事。
對西方社會科學稍有了解的人，大概沒有幾個人會否定這一本體論和目的論。當我們說建構不同於西方社會科學的話語權的時候，是指建構不同於從個體主義出發並致力於資本權力至上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事實上，西方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發展道路基礎之上的，是對西方政治史的一種歷史敘事。西方政治發展的歷史邏輯是：市場經濟——社會分層——資本權力主導——代議制民主——資本主體性即寡頭政治。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導致的社會分化之後，資本權力“脫嵌”而凌駕於社會之上，保障資本權力的政治制度無疑是代議制民主，二戰後被詮釋為自由主義民主。
建構中國的話語權必須弄清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邏輯是什麼
不同於西方道路，中國道路的政治邏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分層——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人民主體性。中國道路和西方道路的最大分叉在於第三個環節，即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能凌駕於社會之上，而是通過黨的領導來整合社會利益，最終實現不同於資本主體性的人民主體性。事實上，中國這套邏輯契合了中國古代人文集團治國的政治傳統，個人必須服從整體、資本權力必須服從國家權力，代表國家和百姓利益的是追求經世致用的儒家集團。
中國歷史文化、政治道路和政治現實意味著，構成歷史敘事的本體論是集體主義，目的論是人民主體性。但是，不像西方社會科學中的對立性思維，中國人從來不是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而是包容性世界觀。也就是說，集體主義並非不保護個人權利，只是個人權利不得凌駕於國家和整個社會之上；同樣，人民主體性並非不重視各個階層的利益，只是特定階層不得以一己之私而犧牲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乃至國家利益。
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現象，讓我們看到建構自己話語權的迫切性。首先，西學東漸其實是一個“洗腦”的過程，以個體主義和資本權力為立論為目的的觀念並非鮮見，在一些人那裡甚至已經深入骨髓。比如，在很多事關公共性的社會關係領域，醫療、教育、住房、養老乃至殯葬，已經過度市場化，形成了嚴重的“市場化社會”。我們需要“市場經濟”，但是“市場化社會”即社會關係的市場化，則是傷害大多數人的一種制度安排。中國目前的“市場化社會”是沒有自己社會科學話語權的惡果。其次，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產生的社會分化中某些特定階層的坐大，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去俘獲一些政治勢力，最終則指向黨的領導權。所以，強力反腐就是為了破解威脅黨的領導權的特殊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在政治邏輯上，要求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的政治建黨勢在必行。
當前我們如何建構以集體主義本體論和人民主體性目的論為核心的話語權，這是另外一個大話題。中國社會科學的滯後性眾所周知，從而也使得一些人妄自菲薄。在建構自己的話語權過程中，我們必然離不開西方社會科學所產生的概念，比如“民主”“政黨”等。但是，基於集體主義和人民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民主理論和政黨理論研究上，必然會得出不同於個體主義和資本權力的結論。
在西方主流社會科學中，民主就是基於個體主義、主要是保障資本權力的自由主義民主；在中國的社會科學中，民主則是基於集體主義的保障人民主體性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或者與社會主義民主具有通約性的民本主義民主。再如，在西方主流社會科學中，政黨其實是一種利益集團，最大的利益集團當然是資本權力集團，因此政黨的主要功能就是分利，基本上都是“掮客型政黨”；在中國基於中國近代史而產生的中國社會科學中，政黨的主要功能是把國家組織起來，是一種利益整合型、代表型政黨，是一種“使命型政黨”。也就是說，雖然大多數概念都來自西方政治生活和西方社會科學，但同樣的一個概念，卻被嵌入完全不同的歷史敘事方式之中，從而形成不同的話語權。
不明白話語權本身的意義以及中國建構自己話語權的必要性，就無法真正做到理論自信
中國建構自己的話語權，是一項漫長的歷史性工程。在我看來，社會科學的落後既是國家落後的結果，也是制約國家發展的原因。很多發展中國家因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而誤入歧途且難以回頭，甚至永久性地失去了發達起來的機會。
在中國，不明白話語權本身的意義以及中國建構自己話語權的必要性，就無法真正做到理論自信，也無法更好地引導他人，嚴重的則會導致顛覆性戰略性錯誤。這不是聳人聽聞，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教訓。在可比較的大國治理中，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轉型中的兩次私有化運動讓俄羅斯深陷困境，形成蔑視國家的“金融寡頭”和黑社會，直到普京的出現才得以基本扭轉局面。這都是還稱不上“歷史”的歷史性災難，從一定程度上說都與這些國家沒有自己的話語權有很大關係。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政治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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