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紡織廠創建於80年代，曾經有過非常體面的時期，最近幾年效益不好，只能勉強維持運轉。保安劉師傅雖然年過花甲，卻因喜好習武，身子如四十多歲般硬朗。
2012年夏末，硬朗的劉師傅倚著年久失修的燈柱癱軟在地，反覆撫摸自己的胸口，用乾裂的嘴唇艱難喘氣，全然沒有了習武之人的無畏。
蹲在劉師傅身旁的民警提了幾個基本問題，劉師傅彷彿沒有聽見，惶恐地盯著與自己視線高度齊平的地方，數條黃白色相間的警戒帶交錯展開，分隔出一塊禁止入內的區域。
禁區內停著四輛小車，其中一輛車頂凹陷，擋風玻璃和駕駛室一側前後兩面車窗全部破碎。碎玻璃渣落在地面上，並沒有平坦的鋪開，而是壘成一座有弧度的小鼓包，將照過來的陽光從各種角度折射回去，格外晃眼。
鼓包裡面，是一具剛剛高墜死亡的屍體。
警戒線外，人群開始聚集，工廠職工、廠區領導、周圍居民和聞訊趕來的媒體記者，現場環境變得複雜起來。我作為第一批趕到現場的偵查員，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參與到維持秩序和禁止拍照的工作當中。
劉師傅那邊似乎恢復了一些，採用語言描述和肢體比劃相結合的方式，重現自己剛才的經歷。
當時他正在廠區巡邏，走到辦公樓前發現那裡停著一輛沒有懸掛車牌的汽車，因為廠區有明文規定外來車輛不得入內，一旦發現就要扣當值保安的工資，所以他打算上前確認一下到底是不是廠內車輛。
就在此時，樓上重物墜下，劉師傅本能地回頭躲避揚起的灰塵和碎玻璃，再回過頭時，發現面前裡躺著的居然是個人。
劉師傅說話時，視線方向很自然地向小鼓包處轉移，恰好看見法醫在痕檢民警的幫助下給玻璃渣中的那具屍體翻了個身，顱頂的血洞因為移動的緣故，猛然湧出一股鮮血，浸潤了地面白花花的腦漿。眼看著他幾大步跨至花壇邊，“哇”的一聲吐了出來。
二
工廠應急處理小組成立的速度比公安成立專案組更快。
現場情況初步明朗：工廠為了迎接監管部門的檢查，正在組織辦公大樓的大掃除，死者所在部門位於辦公樓六層，死者被分配的任務是清理該樓層走廊一側的所有玻璃窗。因為大掃除的要求只需擦洗玻璃內側，因此沒有給死者配發安全防護裝置。
墜樓發生時，走廊沒有目擊者，監控探頭的拍攝角度也完美避開了墜樓發生地點。經過第一輪勘察，死者墜亡的初始位置與落點幾乎垂直，沒有外力推搡形成的“落點較遠”的拋物線情況；尚未擦拭的窗臺上沒有明顯滑痕，也沒有人聽到呼救聲。
“雖然具體的死因必須要等法醫的屍檢報告出來才能確定，但現場情況比較傾向於排除他殺，意外的可能性也不大。”由於辦公樓被臨時封鎖，門衛室就被佈置成臨時案情分析室，幾名廠區領導和公安分成兩邊，圍坐在條形辦公桌兩邊，負責現場勘查的技術員對廠區領導給出初步結論，廠區領導們聽出了話裡的意思，有的甚至如釋重負地長吁一口氣。
“我也覺得要在人來人往的大掃除過程中正好避開所有進進出出的人，並且還在監控盲區，實在有點太湊巧了。”頭頂仍戴著報紙折成的打掃衛生專用帽的監察科主任小聲嘟囔，眼神偷瞄向廠長方向。
“還要麻煩法醫同志儘快確認到底是他殺、意外還是自殺，這對我們廠處理這起事故……事件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將工裝穿出文質彬彬氣質的廠長並沒有接過監察科主任的話茬兒。因為在關鍵詞語的選擇上十分慎重，所以廠長說話是慢條斯理的。
在場的人都明白，他殺和自殺，工廠責任小很多，廠方在處理時僅僅需要“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如果是因為工廠安排的打掃衛生任務意外失足墜樓，那在賠償問題上就會令工廠領導十分頭痛。
“屍檢報告只能確認死亡原因，給案件定性和偵查過程提供依據，並不能直接判定他殺、自殺和意外。”法醫大概已經無數次向他人解釋工作性質，所以剛開口就稍顯不耐煩，“案件性質的判定，必須結合其他同事的現場取證和走訪調查，有時甚至還需要做偵查實驗才能完成。”
“那……就辛苦各位公安同志了。”廠長停頓的間隙，小辦公桌一側的廠區領導不約而同地起立，隨著廠長的後半句話，向在場公安鞠頷首躬。
儘管廠區領導們唯一的出發點是基於賠償金額的考慮，但確定案件性質確實是公安的職責所在，該做的工作還是要做。
“這個案子你負責，要摸清死者的主要人際關係、近期活動軌跡，以及一個合理的自殺理由”，我看不慣工廠領導急於撇清責任的做派，但還是極不情願地接下了這個任務。
三
“死者名叫劉念，45歲，已婚，碩士研究生學歷，曾經的辦公室主任，現為普通文員。”把劉念的工作履歷簡單記錄下來，一個排查方向就出來了——小城市少有的碩士研究生從辦公室主任被貶為普通工作人員的原因。
劉念的辦公室就在六樓，離墜樓發生地點只有幾步路的距離，與他同室的是一名大學應屆畢業生，尚處於實習階段。從廠區領導那裡瞭解到，劉念因為沉迷賭博，借了高利貸，近幾年頻繁有社會人員來單位催債，還發生了單位同事因為勸阻被打傷住院的事件，為了平息影響所以將劉念撤職。
會不會是因為深陷賭博，不堪經濟壓力而選擇跳樓自殺？我認為這是一條可能性很高的線索。
當我問到來催債的具體是哪些人時，廠區領導之前積極配合公安調查的態度忽然變得含糊不清，推說是一些社會上小混混，不清楚來歷。
“警官，不用調查這麼細的，你們只要定性他是自殺就行了，原因不重要。”監察科主任附在我耳邊小聲說道。原本好奇圍觀警察調查的職工也紛紛表示與劉念不熟，不瞭解劉念的社會關係。最後與劉念同在一個辦公室的應屆畢業生告訴我，前幾天又來過幾撥人，他們自報家門時提起過幾家公司的名字。
被提及的幾家公司皆是本地知名的小額投資擔保公司，案發時正值民間借貸行業的高光時期，利息至少三分起步，四分、五分是主流，借貸結果不上徵信，因此催款方式多以暴力催收為主。
將每家公司的負責人找來單位問話，卻被他們不約而同地告知劉念從來沒有在這家公司貸款過，更加不存在暴力催收的問題，翻查公司的賬目，明面上的都是些程序合理的借貸內容。
調查方向出了問題嗎？在領導辦公室彙報完廠區走訪一整天的收穫和困惑，領導笑我還是太年輕了：“三十六計裡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聽過吧？劉念墜樓死亡的消息，肯定很快就傳到了這些公司裡，他們第一時間考慮的當然不會是被催收人的死活，而是劉念欠下的債務怎麼收回。人死債不爛，如果承認劉念有欠款，劉念的墜樓就很有可能就會被廠區認定為‘迫於債務壓力自殺’，而非“意外”，劉念的家人就會因此拿不到廠裡的高額賠償，那麼下一步針對劉念家人的催收就無法進行，這些公司社會經驗足得很，早把這些問題算計在我們前面了。”稍作停頓，領導又補一句，“不過越是否認，越說明他們有問題。”
“那我下一步該怎麼做？”自己認準的調查方向，走著走著發現迎面而來的是一堵無法逾越的高牆，除了往牆面捶上一拳，不知還能做些什麼。
“跟死者家屬正面接觸一下，不要以調查墜樓案的名義，以查處非法借貸的名義。”領導在高牆的角落為我推開了一扇暗門。
四
劉念的辦公室物品和墜樓時所穿的衣物中沒有找到他的手機，這不符合現代社會特徵。在工廠通訊錄裡找到劉念的電話，打過去也是關機狀態。
“調取這個號碼近期的通訊記錄，聯繫劉念家人。”我默唸了一遍明天的工作內容。
第二天還沒等我走出單位，工廠那邊就打來電話，說劉念的家屬來了。
工廠門外，浩浩蕩蕩一百多人一字排開，將本就不寬敞的大門完全堵死，一名肩披粗麻喪衣的中年婦女癱坐在堵門隊伍正中，緊緊摟住同樣身著孝服的少年。幾位工廠領導蹲在婦女面前滔滔不絕地說著些什麼，婦女卻將視線撇開，不給任何回應。婦女身邊還有一名略長她幾歲的中年男子，沒穿工裝，不是工廠的人，卻也和工廠領導一起勸說婦女。
我和同事走上前，堵門隊伍看見穿警服的人來了，立刻把手中揉成一團的橫幅展開，白底黑字寫著“草管（橫幅上將‘菅’錯寫為‘管’）人命，還我丈夫”。我們向婦女出示證件，詢問她能否去公安局配合瞭解一些情況。婦女與堵門隊伍裡的一位紋身的年輕人耳語幾句，表示願意配合，但要帶年輕人一起去。
轄區派出所民警湊在我耳邊，告訴我這年輕人是個職業鬧事的，於是我以“只跟死者直系親屬接觸”為由拒絕了她，一直勸說婦女的中年男子聽後跨步上前，“我是死者的哥哥，我叫劉夏，我也想一起去。”
婦女名叫吳梅，44歲，與劉念結婚20年，育有一子，16歲，常住離市區最遠的縣城，乘車過來需要兩個多小時。坐在辦案中心詢問室的椅子上，吳梅顯得十分不適，不斷扭動身體變換坐姿，對肌膚觸碰到的一切都露出嫌棄的表情，讓她先把白色喪服脫下來也不肯配合，質問我們如此對待死者家屬是什麼意思。
“你好像很排斥來公安局？”
“我又沒違法，來這裡肯定不舒服。”
“只是向你瞭解一些情況。”
“我老公死在工廠，你找我瞭解什麼情況。”
吳梅的開場白充滿牴觸情緒，對劉念近期是否有特殊遭遇、是否有反常狀態、是否曾經參賭、是否有人逼債、手機在哪等問題一律表示否定或不清楚。
“劉念的死亡可能是意外，不在公安機關的受理範圍之內，這事只能你們家屬跟工廠自己溝通。公安要查的是別的事，聽劉念單位同事說，劉念在幾個小額貸款公司借了錢，據我們瞭解，這些公司都是非法的，劉念所欠的錢也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如果證據充足，這些公司是要被取締的。”我按照領導的要求改變策略，事實上這些公司涉嫌非法借貸的案子確實正在由經偵辦理。
“怎麼才算證據充足？”吳梅對這個消息表現出極大興趣。
“除了要證明公司沒有借貸的資質，暴力催收也是重要證據，如果你手機曾經收到這些人帶有威脅性質的短信，可以提供給我。”
“有有有，我還有錄音，但手機在家我沒帶來，一會兒我就回家去取，明天給你們送過來。”吳梅邊說邊遺憾的拍拍褲子兩側口袋，表示真的沒有帶手機，隨即又恢復憤恨的表情，“他們是用詐騙手段騙我老公貸款的，剛才我不敢說，怕他們報復我，請政府給我做主呀。”
“這些證據我們要導出來，作為證據使用，希望你配合。”
“配合配合，一定配合。”
當時單位新配置一臺手機採集儀，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將手機裡已經刪除的短信、通訊錄進行恢復後導出，威脅恐嚇短信轉交給經偵同事，這部分被刪除的信息才是我想獲取的。
五
讓吳梅先行離開後，我讓劉念的哥哥劉夏進入詢問室，二人在過道處擦肩而過時，吳梅想跟劉夏說些什麼，意識到我在旁邊，想說的話變成了一記瞪眼。
劉夏收起了在工廠門口時的剋制和理智，扶著詢問室的椅子慢慢坐下，屁股又順著椅面慢慢滑向前直到蹲下，在沒有窗戶的逼仄房間裡落寞的哭出聲音。
“我弟是跳樓自殺的。”平復情緒後的劉夏沒等我開口提問，就把我想知道的答案說了出來。
“你怎麼確定？”我需要證據。
“他跳樓前給我發了一條短信，我當時在公司開會，沒有及時看到，等我看到信息時，已經是一個多小時之後了。”劉夏從西裝口袋裡掏出手機，推到我面前。
劉夏、劉念自幼喪父喪母，兄弟二人相依為命長大。哥哥劉夏經營一家物流公司，收入不錯；弟弟劉念會讀書，碩士畢業後進入當時效益很好的紡織廠。人生本應該就此徹底擺脫苦難，但劉念被分配至機關後工作比較清閒，染上了賭博的惡習，從早期的打點小麻將，到後期的牛牛、搖寶、牌九、賭球等來者不拒。
五年前，劉夏一次性將劉念所有外債全部還清，共計129萬。劉念給哥哥寫下欠條，表示一定改過自新，儘快把錢還上。之後劉念確實不再與之前的賭友來往，按時上下班，很少外出。
劉夏並不知道，劉念沒隔多久就恢復了賭博，只不過從線下變為線上，在網絡中與更加不知底細的對手和莊家博弈，沒錢了就在小額貸款公司借貸，劉夏再次發現時，各項欠款又累積到一筆不小的數字。
“前幾天，劉念來找我借錢，我狠狠罵了他一次，還跟他說，以後不會再管他的事了。”劉夏對於這次責罵感到後悔，因為他再次抽泣起來。
短信很長，大約700多字，除了道歉，還明確闡述了自己利用工廠大掃除機會偽造意外墜樓的計劃，“一定要在我死後跟吳梅一起向工廠索取賠償，這輩子能做的只有這麼多了，其他的，來世還。”短信的最後，劉念向劉夏詩意告別，“大多數選擇自殺的人，反而會在臨死前祝福身邊親近的人好好活下去，所以祝哥幸福，念留。”20分鐘後，劉念墜樓身亡。
“吳梅一定也收到了這樣的短信，我看不慣她利用我弟的死來訛錢的做法，所以我想把她從工廠門口拉走。我和我弟從小吃百家飯長大，但從來沒有白吃過別人的飯，都是用幹活來換口飯吃。被賭博害死了，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我不會去考慮有沒有賠償金，對我來說，‘我弟沒了’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唯一讓我難過的事。”劉夏忽然抬起頭盯著我，“我和弟弟一直活的很有骨氣，所以希望他也能走的很有尊嚴。”
六
屍檢結果劉念四肢沒有應力性骨折，進一步提升劉念跳樓自殺的可能。
一般意外墜樓或被他人推下的情況，墜樓者出於本能都會在快要落地時用手或腳伸向地面要緩衝，進而產生四肢的應力性骨折，沒有這種現象說明墜樓者要麼墜樓時處於昏迷狀態，要麼就是求死心十分堅決。
第二天吳梅送來手機，採集後也在其中發現了已經被刪除的劉念墜樓前發來的短信。劉念使用的手機卻始終無法找到，但已經無法影響案件的定性。
工廠方面對這個結果感到十分滿意，將原先定好的兩萬元“人道主義”補償漲至三萬元，並宴請包括我在內的專案組成員吃飯。劉夏拒絕了工廠的“好意”，自己操辦弟弟的追悼會，我和同事因為辦理其他案件順路，去殯儀館表達了哀悼。
劉念的遺體靜靜躺在大廳中央，這大概是他自從沉迷賭博後最愜意的日子了。
這是我第一次作為主辦民警從頭到尾偵查一起死亡事件，跟我搭檔辦理這起案件的同事是剛剛加入警隊的新人，望著進進出出、磕頭進香的人群問我，“強哥，我原本以為有屍體案子辦起來肯定很刺激，好像也不是這樣哈？”
我回答：“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前輩告訴我，偵辦命案的過程是十分艱苦的，‘刑警要做替屍體開口說話的人’，這句話一度成為我的座右銘，催我奮進，但現在看來這句話也不一定適用於所有案件，比如劉念，他肯定沒想到我替他查出來的，並不是他想說出來的。”
見年輕的同事有些沮喪，我又補充一句：“不過他哥哥倒是給了我新的靈感，‘刑警要讓死者走的有尊嚴’，還原一切事實真相，就是讓死者走的有尊嚴。”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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