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马爱平
9月25日，据世界农化网报道，法国国会近日就禁止草甘膦在法国使用一事展开了投票表决，这是12个月来的第2次投票。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禁用，但投票结果还是使草甘膦在法国的使用期限延长了3年。
广为人知的草甘膦种类除草剂或农达品牌近几个星期以来常出现在头条新闻中，新闻始于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判决一位使用者获得2.89亿美元的赔款，该使用者约翰逊(Johnson)声称由于接触此类产品，他在2014年患上了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一边是使用期限延长3年，另一边又是被判赔偿2.89亿美元，为何草甘膦的命运如此坎坷。
陪审团裁决
能否说明草甘膦致癌？
“按照美国陪审制，陪审团成员一般是从市民中随机选出参与到诉讼的审理。他们大多都没有生物学专业背景。”山西农科院研究员孙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尽管我们很同情约翰逊先生，但不得不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本裁决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全球接触草甘膦者不计其数，仅此一例致癌诉讼，从统计学上不具说服力。其次，国际上主要的监管与科学权威机构，包括美国食药监局、美国环保署、欧洲食品安全局、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等都认为草甘膦不是致癌物。”孙毅进一步解释。
国际癌症研究所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草甘膦列为“较可能致癌”的官方机构。本次的裁决中，陪审团很可能是出于同情弱者的原因，只将国际癌症研究所对草甘膦的评估报告作为主要依据。
另据最新披露出来的消息，原告律师出示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他们弄到了孟山都的内部邮件。原告律师以此说明孟山都早就知道草甘膦会致癌，隐瞒下来了，所以该重罚。陪审团相信了这个说法。
但是那封邮件的原文，说的是：“草甘膦和农达这两个词语不能互换，也不能再用‘农达’来称呼所有草甘膦种类的除草剂。”草甘膦是除草剂中的一种有效活性化学成分，农达是草甘膦品种除草剂中的一个品牌，农达除了草甘膦还含有其他助剂，和草甘膦不完全等同。业内人士表示，这不是在承认农达会致癌，而是否认农达会致癌，是一种严谨的表述方式。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孟山都隐瞒农达毒理学结果”是顽固反转势力十余年来秉持的说辞。农达由活性成分草甘膦加助剂组成，没有助剂草甘膦溶液在植物上呈液滴状，容易滚落损失。助剂是表面活性剂，可以帮助草甘膦溶液在植物上充分湿润展开，大大增强渗透性，便于植物吸收，提高草甘膦利用率。助剂的具体成分和用量往往是属于最终产品的商业秘密。实际上毒理学实验表明了草甘膦相关的毒性：农达中表面活性剂>农达>草甘膦酸>草甘膦丙胺盐；其中表面活性剂主要成分跟洗发水和沐浴液中的相应成分是同类。
对于这个判决，据拜耳作物科学（已收购孟山都）的相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该公司将就约翰逊案的裁决提出上诉，继续捍卫草甘膦品种除草剂。“草甘膦除草剂产品拥有超过40年的安全使用记录，时至今日仍然是农民和非农用重要、有效且安全的杂草管理工具。”
草甘膦的生产者
为何有如此底气？
“草甘膦的毒性比一般食品添加剂还小。”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说。
草甘膦是全球农业生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广谱除草剂，拥有40年的良好长期安全使用记录，并已经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通过广泛的毒理学试验，全球进行了总数超过300个的独立毒理学研究。全球迄今超过800项的科学研究均得出一致结论：草甘膦不致癌。
就在今年9月3日，巴西一家法院作出裁决，确保巴西种植者能够继续使用草甘膦品种除草剂。
去年11月，德国阵前“倒戈”，欧盟最终批准续登草甘膦5年。
此次法国国会再次针对禁用草甘膦投票表决，决定使用期限延长3年，法国农业部长表示，农民不应该承担禁用草甘膦所带来的损失。但他还指出，总统与公众都认为法国需要继续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便在2021年后使用草甘膦替代品。
“相比其它除草剂高毒、高残留而言，草甘膦低毒、低残留，在目前状况下，草甘膦的安全性是除草剂中最高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
除了宏观的毒理学研究，在微观层面，草甘膦的性质也是已经非常清楚，姜韬表示：“就分子结构而言，草甘膦是甘氨酸的一种衍生物，学名是N-(膦酸甲基)甘氨酸，功能上是生物体内一种重要高能磷酸键分子-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的类似物，主要抑制植物体内的烯醇丙酮基莽草素磷酸合成酶，结果抑制了芳香族氨基酸的合成，在代谢水平上阻止了植物的生长，而动物不是采用这个代谢途径保证芳香氨基酸合成的，因此不受影响。草甘膦化学性质稳定。研究证实草甘膦跟DNA没有相互作用，不会直接对DNA做任何化学修饰改变，不是诱变剂。”
“同时，草甘膦也由此途径抑制了部分玉米等农作物的真菌病害，对于抗草甘膦的农作物具有附加的收益。”姜韬补充说。
专家点评
这两起事件提示我们，做判断时要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不受预设立场及主观好恶的干扰，坚持理性的科学精神。比如，对于草甘膦是否是导致约翰逊先生患恶性肿瘤疾病的原因，须做科学判断，包括事实认定，而陪审团甚至法庭都不具备对科学问题做出裁决的能力。科学问题的结论需要基于事实，特别是需要基于实验并合乎逻辑，这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在此案中涉及的科学问题的结论——草甘膦不致癌，不会改变。
因此，科学的判断需要基于逻辑和事实。唯有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尽管西方很多科学家信仰宗教，但在他们的科学论文里看不到救世主的影子；很多法官律师信仰上帝，但在审判和辩护中不会拿圣经作为依据。在科学的时代，科学精神高于任何信仰。
（
点评人：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姜韬）閱讀更多 科技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