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感與歷史性
曾經動念，給《艾約堡秘史》改個書名。
我想去掉的是“秘史”二字。不論是基於人物命運的秘史，還是人物心靈的秘史，把“秘史”標在書名上，都有點探案劇的味道。以張煒的名頭、實力和決絕的純文學追求，他最終選擇這一書名，斷然不是出於市場操作的考慮。我揣摩，張煒真正捨棄不掉的，還是這個“史”字。
一部描寫最近半個世紀社會嬗變的小說，故事終結的時點，幾乎和寫作終結的時點重合。學界常說“當代無史”，張煒執拗地將一部當下生活故事，赫然標上“史”的名頭，可見他對這部作品歷史價值的看重，還有作家對自己歷史穿透力的自信。
文藝復興以降，多有大家從詩出發，到史落腳，寫出一部部編年史、心靈史以及史詩。如寫編年史的巴爾扎克，寫心靈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羅曼·羅蘭，寫民族史的列夫·托爾斯泰和馬爾克斯……這些都是張煒敬重而且親近的作家。我所說的親近，是指心靈上的吸引和交融。我們常常會敬重很多作家，而親近卻需要生命和性靈上的真正共鳴。
幾乎從創作伊始，張煒就只有一個文學目標——史詩。《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鴻篇鉅製自不用說，即使是他的短篇、中篇、散文乃至詩歌，都總有一種朝向史詩感的執著努力。儘管在張煒的創作中不乏清淨得如一泓秋水的抒情詩章，但張煒創作的本質追求是史詩性。張煒創作的豐富性，是在史詩性這一根基生髮的，是基於史詩性的枝繁葉茂和搖曳多姿。
史詩就是用歌謠傳唱的歷史嗎？或者說，史詩就是記載歷史的詩性文本嗎？我始終覺得，史詩的詩性主要不來自於記載文本，而來自於歷史本身，來源於歷史過程中最具詩性的細節，最富想象的故事和最有靈性的人物，是從歷史的完整性中裁切和淬取的歷史本質。真的史詩，不僅是對歷史感的描摹，更是對歷史性的發掘。
在張煒的小說中，歷史性是其詩性的源泉和根基。從《古船》開始，張煒始終把筆觸伸向歷史浮萍之下的深水，尋找靜水深流中的歷史走向。通俗地說，張煒致力於為歷史勾魂。只有歷史的魂魄，才能激發歌者的抒情，值得歌者深情吟唱。
《艾約堡秘史》在歷史時段的選擇上是一次突進，對當下生活在沒有足夠距離感的狀態下實施歷史透視，其險巨大，當然其誘惑也巨大。茅盾先生當年創作《子夜》的歷史膽魄和藝術成功，對張煒應該是一種難以抗拒的招引。清末以降的中國社會，張煒先後以不同的長篇進行了正面的表現，只有近40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生活還留一段空白。由當代而抵近當下，這是張煒長篇創作的一個宏願。從20年前開始，張煒就為這部作品做創作的準備，可見這不是一次偶然的動念和意外的靈感，而是一次深遠的藝術預謀和長期的詩情蓄聚。
然而，要為幾乎每個讀者經歷甚至參與的歷史存照，要抵禦仍在生長的社會思潮、文化風尚和民眾心態的影響，完全自主地去把握、評判和表現這段演進著的歷史，對張煒仍是一個難題。張煒再一次拂去浩如煙海的歷史細節，再一次放棄以歷史感取悅讀者的便利，堅韌地走向歷史性。其實，一個屢見不鮮的暴發戶故事，很容易喚醒讀者生活的親歷感；一個數省首富的黑幕生活，又極易引發讀者的好奇心和道德義憤；商業操作的手段在一個全民皆商的時代，還可能成為讀者關注的商業案例……張煒放棄了這一切，決絕拒絕以歷史感來取悅讀者搏取人氣。
張煒塑造的淳于寶冊，是一個飽經窮困折磨，最終戮力奮鬥成為鉅富的人物。張煒將人性置入極貧與鉅富這樣一個冰火兩重天的特殊煉獄，考察我們民族良知的堅韌和人性的強大。小說表現的這半個世紀，的確是民族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特殊時代，國家由積弱到強盛，國民由極貧而暴富，不是某幾個人，而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階層，這種由貧到富的大翻轉，讓所有人猝不及防，讓所有人靈魂裸露。張煒捕捉到了一個比任何時代都具備戲劇性的歷史時段，將人性放置在經濟的烈焰上焚燒，觀察其捲曲、焦化乃至復活的苦難歷程。
陽光少年與懺悔者
苦難，一直是張煒小說表現的基本主題。從《古船》《九月寓言》《刺蝟歌》《你在高原》，到新近出版的《獨藥師》《艾約堡秘史》，幾乎所有的主人公，甚至主要人物，都生於苦難、長於苦難。苦難始終是張煒觀察人性，表現人性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可以說，張煒是中國當代作家表現苦難最執著、生動、豐富和深刻的作家，對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而言，張煒以他對苦難深刻的體察、生動的表現和獨特的文本，抵進了民族生存的本質性、人性的獨特性和審美的深沉性。如同列夫·托爾斯泰筆下俄羅斯的苦難，雨果筆下法蘭西的苦難，馬爾克斯筆下哥倫比亞的苦難，張煒筆下的苦難就是中華民族的苦難。
張煒筆下的絕大多數人物，都如同抱朴、見素兄弟一樣，掙扎於苦難又成長於苦難，《艾約堡秘史》中的淳于寶冊和吳沙原，都是在苦難中滾大泡大的漢子，他們的堅韌與強大，全部來自於各自經歷的非常人可以承受的苦難。作為一個流浪兒的淳于寶冊，自幼經歷喪親、毒打、拘囿、侮辱和長期飢餓的折磨，從山裡到平原再到海邊，漫漫流浪之路，一路饑饉，一路屈辱，一路血淚，然而即使是在奄奄一息的時刻，仍舊艱難地活下來；即使是在走途無路的時刻，仍舊決絕地逃跑，下一個流浪的站點便是他的新生之地，每一段逃離的里程都是他的希望之途。張煒沒有著力表現淳于寶冊的發跡史，而是將筆墨集中在他苦難的流浪中。張煒似乎想告訴我們，經歷瞭如此巨大苦難的人，成就任何人間奇蹟都很正常，遭遇任何上天眷顧都理所當然。
張煒表現苦難，卻不讓苦難窒息人物，也不讓苦難窒息小說外的讀者。他小說中每每出現的流浪少年始終是陽光少年，他們良善、純潔、堅韌、樂觀，儘管每一步都走在苦難上，卻永遠在不停歇地奔走。苦難像鍍在他們身上的一層金光，經歷的苦難愈多，便愈發金光閃閃。
陽光少年是張煒小說的一道奇異景觀，一個深刻隱寓。既隱喻著張煒面對苦難的人生態度，也隱喻著中華民族的“生於苦難長於苦難”、不屈不撓不死的精神。那是一種生命苦難的吟唱，命運困厄的抒情。張煒擅長將命運的不幸遭際轉化為精神的自我歷練，將現實的苦難昇華為靈魂的抗爭。淳于寶冊少年流浪生涯中，面對邪惡和強權，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遞哎呦”，但這些肉體的侵害和靈魂的凌辱，都集聚成了心理能量，最終積攢成一種人生反抗的不竭動能。我很迷戀張煒這種苦難的吟唱與困厄的抒情，那是一種柔弱中隱含堅韌，絕望中催生希冀的人性基調，寒冷而溫暖，低徊而昂揚。當這一切都從一個流浪少年稚拙的目光和清亮的歌喉中傳遞出來，我們每每能從寒冷大地的歷史背景上，看到一個奔走於苦難高原的金色精靈。
除了陽光少年，張煒小說中還有一類人物令我著迷，就是那些飽經了人生苦難，具備了巨大抗災能力，卻始終糾結於內心的男人，他們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一樣敏於心而緩於行，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不滿於憂憤而又沉溺於憂憤，無論外在的環境如何險惡或者荒誕，卻始終在內心拷問自己的對錯。粉絲作坊裡默坐如一塊青石的隋抱朴，艾約堡中蜷縮如一頭困獸的淳于寶冊，他們用堅強的身軀抵抗外部世界的災難或者誘惑，在內心中自己跟自己較勁。那是一種驚心動魄的隱忍的力量。張煒能輕而易舉地把小說外在的故事衝突，轉化為人物內在的靈魂糾纏，使人物一方面在情節衝突中與命運抗爭，一方面在心理衝突中自我救贖。人物被擠壓在情節中，又被拋棄在情節外，困窘於內心的自我拷問與懺悔,不間歇不停頓的靈魂自白，如刀子般地直逼讀者的心靈。這種詩劇式的人物獨白和內外衝突構成的雙重敘述壓力，是張煒小說的絕技。
精神高貴與文本高貴
作家精神品質的貴賤決定了作品的貴賤。有情懷與無心肝，耽於情色與專注靈魂，關切苦難與獻媚幸福，炫耀技法與歸於本真……這一切區分了作家精神與作品品質的貴賤。我一直認為，張煒是一位精神高貴的作家。在我的作家辭典裡，這是一串並不長的名單。
張煒以其對人類苦難從始至終的關注，將筆觸抵進了世俗生活的最底層，無論歷史在演進或倒退中如何嬗變，張煒最為關注的，是在經濟學意義上被剝奪，在社會學意義上被凌辱，在哲學意義上被異化，在倫理學意義上被歧視的人群。在《艾約堡秘史》這部以富翁為主人公的特殊題材的小說中，雖然作家對淳于寶冊因財富帶來的心靈痛苦給予了足夠的表現，但作家的同情，卻始終傾注在海邊漁村的漁民身上。作為對手的村頭吳沙原，小說中另一個飽受苦難而依舊貧窮，飽經摺磨而依舊堅毅的漢子，面對狸金這部巨大經濟機器的碾壓，他的驚恐與無奈遠勝於海灘上的任何一位漁民，他的痛苦與忍耐亦遠勝於漁村裡任何一位村婦。
若以題材論，《艾約堡秘史》有足夠的理由展示暴富人群聲色犬馬的奢華生活，炫耀商業鉅子驚世駭俗的成功寶典，渲染物慾社會千奇百怪的情色場景。這一切無疑能為小說招徠更多的讀者，而張煒卻視若無睹地亦然專注於苦難的表現。飽受貧窮苦難的淳于寶冊，如今卻要承受財富帶來的巨大痛苦，過去因為貧困而“遞哎呦”，如今卻因為暴富而要“遞哎呦”。在小說中，淳于寶冊視財富為苦難之源，卻又飽食財富苦難之果。在這段貧富頓然翻轉的獨特歷史中，張煒企圖揭示苦難之於人性的本質意義，之於人生的永恆意義。
張煒以其對於人類心靈從始至終的關注，將筆觸抵進了人性的最深處。在當代作家中，我沒有發現誰比張煒更關切靈魂。在張煒的小說中，無論人物出身富貴還是貧賤，無論人物命運順遂還是乖悖，其靈魂卻總是糾纏而痛苦的，永不間斷的自我拷問、永不停歇的自我傾訴，既細緻入微地展現了人性的豐富性，又鞭辟入裡地揭示了人性的極端性。抱朴與四爺爺之間，在靈魂的對決上互為仇敵，同時在抱朴的內心，其靈魂又自為對手；季昨非與康永德之間，淳于寶冊與吳沙原之間，無一不是如此。邪惡與良善、摯愛與大恨，既在人物之間較量，又在人物內心衝突，由此流洩出對於人類綿綿不絕的憐惜、悲憫和救贖的愛意。
張煒以其對於歷史性從始至終的關注，將筆觸抵進了歷史變革的切要處。張煒從不迷戀於眼花繚亂的歷史枝節，也不對某一段生活作清明上河圖式的描摹，他關注的是歷史變革的根本性衝突。《艾約堡秘史》將淳于寶冊置於極貧與暴富的劇烈對撞中，隋抱朴直面的是在歷史合理與道德邪惡夾擊中人生反抗的兩難和人性救贖的艱難；淳于寶冊面對的是由貧而富驟變中人生的失重和人性的迷茫。這一切，既屬於人物，也屬於人物所處的時代，屬於那個時代的歷史性。
張煒對於苦難、心靈和歷史性的關注，體現了他對人生、人性和歷史本質性觀察的高貴追求，體現了他對人生關切、對人性救贖、對歷史評判的高貴情懷，體現了他不為人生苦難窒息，不為人性邪惡扼殺，不為歷史謬誤脅迫，堅忍不拔的高貴信念。這一切，合成了張煒文學精神的高貴性。
抒情性是張煒小說敘述的重要特徵。不論是第一人稱述事、還是第二、三人稱敘述，不論是全能視角敘述，還是擬人化敘述，張煒的敘述都貫穿著濃郁的抒情特質：不僅是每到情節衝突處激發人物心靈的自白式抒情，而且整個故事都充滿敘述中的抒情意蘊；不是某場景或細節，而是切割下特殊歷史時段中那些最富詩性的人物和故事，一如我們讀到的史詩。
對靈魂的逼視與揭示，對心理力量的蓄聚與迸發，使一切外在故事與情感，在靈魂之光的燭照下通體透明，在心理之火的焚燒下鳳凰涅槃。無論作家反映的歷史如何荒悖，塑造的人物如何汙濁，表現的生活如何黑暗，然而小說的文本，卻具備了生生可感的高貴品性。
高貴，是一個詩性作家的當然品相和驚世力量。
本文來源：文藝報 （2018年4月23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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