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9月10日發表了一篇雄文《特朗普反對什麼樣的多元主義？》，這篇文章贏得了華人知識界許多的掌聲。幾位朋友很熱心地轉給我，要我拜讀。我雖然對叢教授毫無認識，但對該文內容卻生出極大的興趣。
該文的主要論點有三：
（1）國內一般人對美國“誤判”，特別是誤解特朗普（川普）總統；
（2）美國當前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瓦解了國家的共同文化基礎；
（3）“川普主義”將是阻止美國文明衰落的希望：“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國的衰落。“
隔岸觀火，叢文自有其客觀性和侷限性。筆者身在美國，得以從近距離觀察，所以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民選的國家領導人常常不過是選民的縮影。川普只不過是個現象，他的出現是果，不是因。因此，重點根本不在川普，他不過使問題深化。
美國今天真正的問題有兩個：對“多元文化主義”和對“國家認同”的困惑。若要解讀美國的現狀，我覺得有三個關鍵點需要澄清：1）國家認同的混亂；（2）多元文化主義的糾結；3）民主社會的底線。
本文希望通過分析這三個關鍵點來了解美國的真相，並對前途做些展望。
國家認同的混亂
川普贏得2016年美國大選，使得許多人跌破眼鏡。事後，華人界雖然分析很多，但很少有說到點子上的，反映出“對美國社會認識的大量偏見甚至無知”。
去年（2017）3月初，美聯社與位於芝加哥大學的“國家意見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對1004位成年人做的民調發現，美國有71%的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代表國家的信念和價值”。換句話說，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國家的認同（身份）。
有47%的人認為，非法移民威脅著美國式生活；15%的人認為合法移民威脅著美國式生活。57%的人認為，新移民應當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同時有42%的人認為，由於新移民的入境，美國文化應當逐漸改變。
可見，“移民問題”，以及相關的，“保持多樣性”與“同化”間的選擇，這兩者與國家認同關係巨大。
該民調發現，左右兩翼都關心“國家認同”（國家身份），雖然他們關心的內容相反。右翼擔心“基於基督教的文化價值”和“歐洲移民的傳統”受到挑戰，左翼擔心“建國以來接納世界各方移民” 的傳統被打破。不論左右都說：我幾乎不認識今天的美國。那麼，到底什麼才是美國真正的“國家認同”呢？
該研究發現，受訪者對“美國價值”看法的同質性很高：第一，公正的法治系統（88%）；第二，被憲法保護的個人自由（84%）；第三，英語作為共同語言（73%）。
我認為，這三點對認識美國的國家認同有很重要的提示。
天主教徒，英國大文豪切斯特頓，於1921與1930兩次訪問美國。他說了一句名言：“美國是個有教會般靈魂的國家”。他不是說：美國是個基督教國家。他是說：美國是圍繞著一組基於“神聖文獻”（例如，獨立宣言、憲法）的政治信念所建立的國家。
他指出，與歐洲國家不同，美國不依賴種族血緣，文化特徵或“民族類型”來塑造其身份。美國這個“實驗”之所以深刻，在於它冀望通過公民自發自動的意願，以共同擁有的政治信念創建一個給“流浪者與流放者”居住的國家。
切斯特頓認識到，美國的國家認同根植於理念，而非種族或族群的認同。不靠君權，不靠教權，不靠世襲，美國第一個實現了全民自治，這是個何等革命性的想法！
今天美國右派的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浪潮，左派的過分高舉少數族群的受害者心態，這些都帶來部落思維和身份政治，對自己國家的瞭解還不及切斯特頓。
川普的當選，表面上是“愛國”（ 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情操的高漲——反對精英，反對移民，反對多元價值和政治正確，骨子裡他抓住了美國人對失去國家認同的恐懼。這種“愛國”建立在對異類的疑懼和嫌惡上，表現出的就是國家主義、種族主義，而非愛國主義。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如此解釋這兩者的區別：愛國主義是，你第一個念頭是愛自己的同胞；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是，你第一個念頭是仇恨其它族群。分裂族群的煽動家不是愛國，而是害國。
叢教授說：“只有深入他（川普）的內心，把握他的價值和信念，才能理解他的行為（維護保守主義）。”其實，川普並非什麼保守主義。美國傳統的保守主義公知絕大多數反川（NeverTrump運動）。難道這批對政治超級敏感的美國保守主義精英們全都沒有深入川普的“內心”？
這批NeverTrumper瞭解川普煽動家的本質，他捕捉住當前美國白人對“國家認同”的彷徨，用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煽動人心，以謊言建構另類真相。短短一年半，有記錄的川普謊言，已經超過了5000個。就如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所說，川普的美國是在向事實和真相宣戰，其災難將無可估計！
如果有人以為謊言是“小節”，那你可能已經被極權統治麻木了。謊言的目的就是愚民，消滅人民的異聲。老實說，川普的“內心”，以及“價值和信念”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國今天的一個焦點問題是：如何正確地認知，並加強國家認同，而不是深化族群間的仇恨和疑懼。
信念式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是凝聚國民向心力，提供文化融合的基礎。切斯特頓指出，美國與歐洲不同，美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神聖文獻”所揭示的理念上。法蘭西斯·福山把這個認同稱之為“信念式國家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它建立在開國初期。
其實，切斯特頓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人。早在19世紀中葉，托克維爾就提出一個新名詞：“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他指出，美國人有個信念，由於開發西部提供了無限的機會，每個自由人都可以靠著勤奮努力和自我犧牲達到他人生的目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得天獨厚，是世界上唯一有宗教心，被啟蒙，並擁有共和民主的國家。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不過在知識界，這種認知近年來被亨廷頓打破。亨廷頓在《我們是誰？》（2004）裡面聲稱，拉美移民快速增長，加上文化多元化，美國國內將會建立一個“西班牙國家”。他把美國國內的種族多樣化看成是種“文明的衝突”！
批評者認為，亨廷頓輕視了美國政治與憲法的力量，以及維繫美國的內在價值。他的學說顯然是以歐洲白人為中心，助長了種族主義升溫。在這點上，他的學生福山就比較冷靜。福山（日裔）打破了亨廷頓部落思維的格局。
福山在今年9-10月號的《外交事務》上撰文說，一名美國公民可以被指責為“不美國”（un-American），而一名丹麥公民不可能被描述為“不丹麥”，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為“不日本”。“美國主義”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個族裔。
據我的觀察，在年輕人，特別是第二代移民眼裡，這個觀念更為清晰。年輕人（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者）瞭解，自己有多重身份，對美國的價值認同很強，比較不容易被種族主義所煽動。
我能瞭解，人們喜歡念舊，美國人也是一樣。但是，唸的是糟粕還是精華，這點必須分辨。
如果懷念的是蓄奴時代白人的風光，或是懷念殺戮趕逐美洲原住民的歷史，那麼大可不必。什麼是精華？共和憲政、三權分立、法治、人人生而平等，以及對上帝、先賢和公民道德的敬重。縱使不相信上帝，仍然對宇宙有敬畏之心，並能尊重他人的權益。
“美國特殊”，加上“信念式國家認同”，這構成了美國的身份。
文化是動態的。文化融合（或整合）的基礎不是容忍、兼容，也不等於種族相同、宗教相同，甚或價值觀完全相同。不過，國民必須在語言、公民道德，和“信念式國家認同”上一致，而不是堅持在“歐洲的文化精神上”團結一致。這才是真正的美國價值。
但是，我們從川普在波蘭的演講裡，從他對夏洛茨維爾暴動的回應裡，從他嘲笑穆斯林“金星勳章”陣亡軍人家屬的口氣裡，從他不信任拉美裔法官的態度裡，從他嘲笑“糞坑國”的話語裡，我聽不到這樣的信息，我更多聽到狗哨聲，教唆族群撕裂。
難道，這種“川普主義”將是阻止美國文明衰落的希望？我只能說：對一個像川普這樣只懂得交易關係的人來說，這句話十分荒謬。
福山呼籲：要把美國的“信念式國家身份”重新樹立起來，以抵禦來自極端左、右翼雙方的攻擊。右翼中的白人民族主義者（另類右翼）希望用基於種族、族裔和宗教的國家身份治國，排斥多樣性。左翼中的身份政治提倡者（非自由主義，illiberal）則通過強調受害者心態來摧毀國家敘事的合法性。
數百年來，美國是個被各地移民所不斷塑造的國家。美國之所以偉大，與新移民不斷湧入，注入新血這個現實不可分割。美國在科學和技術上領先與新移民更是密切相關。
20世紀的美國如果沒有新移民，它很可能就無法特殊，無法強大，它會與許多諾貝爾獎失之交臂。沒有新移民就沒有硅谷，沒有英特爾，沒有蘋果（喬布斯），沒有亞馬遜（貝佐斯），沒有特斯拉（馬斯克），沒有谷歌 ……。
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就應該拆除藩籬，開放邊界。移民效忠的對象也不再是出生的母國。美國需要新的移民政策，特別是針對非法移民的。這個問題十分嚴重，已經到達臨界點，必須立刻解決。由於兩黨鬥爭的兩極化，非法移民的問題遲遲不能解決，這是美式民主的一大憾事。
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從長遠來看。不論是因為出生率還是移民，有色人種人口增加的速度遠大於白人，有色人口超越白人只是遲早的事。專門研究美國總統的歷史學家喬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號發表演說，他告訴聽眾說，美國的白種人將一定會失去多數的地位，美國必須正視並接納這個事實。
從種族構成來看，美國是個“種族的大熔爐”，這個在20世紀初由猶太裔Israel Zangwill提出的概念，就是說明，無論你出生於什麼種族，來了美國以後，你肯定會學習容忍、接納、諒解，逐漸融入文化主流。由於跨族通婚的日愈普遍，人類學家已經提出警告，不要再用種族來作人口分類，因為“純種”日益稀少，意義不大。
不過，這個敘事最近有了變化，多元化的辯論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武器。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二點。
多元文化主義的糾結
一般所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這個詞有兩方面的含義，一個是社會學上的，一個是政治學上的。
在社會學上，“多元文化主義”指的是種族的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亦即主張：不同的種族不但能夠保持身份，更且能夠彼此平等相處與對話，同尊同榮。
在美國曆史上，每次新種族大批移民總會經過一段受到歧視的時期，包括德國、愛爾蘭、意大利、波蘭和俄國的移民。但最後都在“大熔爐”裡逐漸淡出。
二十世紀中葉開始，由於亞裔和拉美裔移民逐漸增加，膚色逐漸變深，“大熔爐”逐漸開始複雜化。近年來這種多元文化的現象變成了熱點問題，特別是藍領白種人的焦慮。如上節所述，（經濟問題除外）它基本上還是個社會學上的國家認同問題。
至於政治學上的“多元文化主義”，它指的是鼓勵多元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它的立場是：對同一個社會上不同的文化和群體給予平等的地位與尊重，保持多樣性、特殊性，反對整合或融合。在這個意義下，多元社會上不同的（次）文化形成了“文化沙拉”，或“文化馬賽克”，與“大熔爐”的觀念有了距離。
從學理上看，這種理念明顯是有問題的。
例如，摩門教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度，或是美洲原住民獵人族的割頭皮習俗，如果容許繼續實行，肯定行不通。多元不等於價值中立，它還是有限度的。
又例如，如果容許穆斯林聚居區執行“伊斯蘭教法”，以代替美國的法律和西方的道德規範，包括“榮譽殺戮”、殘害女性生殖器官，等等，如果公然接受這樣的多元文化，那肯定會帶來嚴重的價值衝突。法治和信念式國家認同必須是底線。
更接近現實的是，美國“文化戰爭”中對墮胎和同性婚姻的爭執，這正是為什麼大法官的任命如此受到重視。這可能是多元化在美國所帶來的最棘手的問題。
極端的多元文化主義會使得“主流文化”變得毫無意義，造成國家內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衝突。持這種立場的政治左派與持白人種族主義立場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國政治光譜上的兩個極端。
叢教授文章所描述的（第三類）“多元文化主義”就屬於這種極端的，政治學上的多元文化主義。他認為這是對主體文化的“解構”：“甚至走向逆向歧視，瓦解國家的共同文化基礎，帶來主流文化群體的焦慮和危機感。”在叢教授眼中，美國的“歐洲裔白人男性基督徒”是被打壓的對象，而少數族裔及其文化則是被高舉的對象。
叢教授把“白種人的負擔”轉換成了“白種人的受害者心態”！少數族裔則被描述為霸凌者，是“不寬容的一元主義文化”。這種臉譜化敘事與事實真相有很大一段距離。
縱使如此，平心而論，叢教授所描寫的現象有部分是存在的，特別在名牌大學的校園裡和課堂上，那就是我所說的illiberalism，它不是自由主義，它是“非自由主義”。一批大學生高舉著“自由”的牌子，卻企圖禁止他人的言論自由。這個潮流與社交媒體的普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大西洋月刊》在2015年最後三個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美國校園“政治正確”事件的文章。其中，紐約大學的心理學與倫理學教授喬納森·海特（JonathanHaidt）與律師格雷格·路加諾夫（GregLukianoff） 在9月號上有篇定調的主題文章：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今年9月，他們把該文擴充成書，一上市立即成為暢銷書。
《美國被寵壞的心靈》（圖片截屏自theatlantic.com)
在過去幾年裡，許多大學校園出現了問題。演講者被抗議者的大聲喊叫所淹沒。學生們和教授們說話都戰戰兢兢，生怕被指為政治不正確的“微侵虐”（micro-aggression）。校園內以及全國範圍內的焦慮、抑鬱和自殺率都在上升。
作者從眾多的校園實例中發現，今天大學生對政治正確的敏感度與上一代截然不同。上一代的理性被這一代的情緒所取代。（細節請參考：《被寵壞的美國心靈》，臨風，境界公共號，2016-2-1）
今天的學生運動是感性的，學生們要求校方提供一個“安全港”，保護他們超級脆弱的心理，屏蔽一切讓他們感覺不安的字句或觀念。不但如此，他們企圖懲處任何與他們想法不同的人。
校園禁言的網絡截屏。
作者們稱這種心態為“鬥爭式的保護性”。學生們不知道如何用理性對話，而是用“情感推理”，他們的負面情緒本身就是證據：“我感受到了，所以那肯定是真的。”感覺，而不是論理，指導著他們對現實的解讀。
不過在現實社會里，這種“非自由主義”的風氣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政治立場既然是個光譜，站在極端的總是少數，我們不必蓄意放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把一切右派都歸為極右（種族主義），把一切左派都歸為極左（白左）。這樣簡單的切割於事無補。
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的糾結，從社會學看，它基本上還是個國家認同的問題；從政治學看，它並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樣非黑即白，但它觸及權力和利益分配，應當理性對待。
美國唯一該避免的就是把多元文化的爭議當作政治武器，醜化異類，撕裂族群。無論是把新聞媒體當作“人民的公敵”，或是在學校裡把異議人士消聲，這些都是違反“信念式美國認同”的惡劣行為。
民主社會的底線
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對“主流文化的解構”，“主流文化”也並非全部高大上，不必拿來作護身符。
哈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普特南（Robert Putnam）長期研究多元文化主義對社會的影響。他對美國40個社區超過兩萬六千人作過調查。他發現，社區越多元，互信就越低。他說：情況比我們想象的還糟，我們不但不信任與我們不同的人，我們也不信任與我們相同的人。多元社會的“社會資本”匱乏。
不過，他補充說：“這種對多樣性的過敏將會逐漸減少並消失......我認為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會變得更好。”我們需要的不是臉譜化、妖魔化對方，而是設法增進多元社會里的信任度。
多元文化主義者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曾說：“讓我們有勇氣承認我們的無知，以及我們的疑慮和不確定性。至少我們可以嘗試仔細地和同情地傾聽他者，瞭解他者的真實面目，以及他的生活和需要。”
柏林的意思是說，多元文化主義鼓勵社會成員不要用極端態度看待“他者”。不要僅僅堅持一己的價值，拒絕承認他人的合法性，應展開善意的對話以處理分歧。
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本來應是一個合情合理的訴求，但卻被極右派妖魔化，被極左派部落化。我們需要的是善意的對話，以解決後面真正的問題，而不是抹黑與嘲笑。
川普揚言要糾正“政治正確”。（圖片截屏自foxnews.com）
在“信念式國家認同”的框架下，如果各種文化群體都能帶著柏林所倡導的謙卑，並承認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特別是政治上的錯誤，積極對話，尋找共同的福祉，我認為，縱使爭議繼續存在，美國仍然可以找到多元文化的平衡點。
支持川普的美國另類右翼，也就是白人至上運動，特別高舉“血統”和“土地”這兩塊招牌。他們以白種人的血統為傲，並認為美國這塊土地屬於他們，其他人種應當離開。他們用“國家、國旗、聖經、槍支”這些符號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國家認同。
民主社會的底線是：指出這種思維根本誤解了美國，誤解了美國特殊，誤解了美國價值，更完全誤解了基督教。白人種族主義者並非華人之友，但願華人能夠慎思明辨，不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所忽悠。
普特南認為多元化社會的互信度低，那麼要如何增加互信？獨裁者的方式是製造共同敵人，這肯定不是民主社會的方案。
這4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向上遊動停滯，許多人所以不信任政府，或企業，那是因為他們對前途失去信心。大多數排斥移民的人們處在小鄉鎮，他們或許根本就沒見過什麼移民。他們的疑懼主要是對前途無望。
民主社會的底線是：有計劃地增加人們向上遊動的能力。扶助、訓練底層人民的技能，大力提振教育水平，資助他們完成大學教育，讓他們能夠自立。
對美國做過深入觀察的托克維爾，他堅定主張政教分離。但是有鑑於歐洲世俗化的經驗，他認為，那並不等於把宗教的道德影響趕出政治。
國民素質與公民道德是美國建國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種族主義在白人中重新抬頭，非自由主義在校園中氾濫，企業犯罪不斷，職場倫理經常受到質疑。這些現象或許反映了國民素質的下降。此外，宗教信仰流於形式，或成為替政治服務的工具，社會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
托克維爾主張：政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托克維爾所欣賞於柏拉圖的正是他對政治領域之道德的維護，而他之所以反對馬基亞維利也恰恰是因為後者對政治非道德化的鼓吹。（這段參考：崇明：《基督教與現代政治的道德化：民主時代的公眾需要怎樣的靈魂與德性？》，2018-9-17）
民主社會的底線是：加強公民道德的教育，而不是製造更多被寵壞的心靈。鼓勵宗教團體更多參與社會重建，而不是積極參與政治鬥爭。如果基督教的倫理影響了美國的建國，那麼，今天的教會值得反省的地方太多了。
民主社會的底線超越黨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維和身份政治。為要守住這個底線，我們只能屏息等待後川普時代的到來。
（撰文：臨風，編輯：《美國華人》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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