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希臘退出了歐債危機以來歐盟發起的總計三輪的債務救助機制，標誌著歐債危機在希臘暫時畫上句號。這可謂是2018年歐元區經濟迎來的一大利好消息。歐盟方面也不遺餘力地讚揚希臘經濟恢復和結構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果。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將此稱為希臘歷史翻開的新篇章，並把自己比作希臘人民的夥伴、盟友和朋友。歐委會經濟與金融委員莫斯科維奇認為，希臘已經“重新成為歐元區的正常國家”。他同時表示，希臘不再需要第四次債務救助。
客觀而言，目前希臘的總體經濟狀況有所改觀。2017年希臘經濟增長率為1.4%，經過了2015、2016年的震盪衰退後重新迴歸正軌；2016和2017年分別實現了0.6%和0.8%的財政盈餘，失業率也自2013年起持續走低。而在此期間，曾經在2015年就國際救助計劃發動全民公投的“激進左翼聯盟”也較為穩固地掌握政權，近期還與德國達成難民接收協議。而歐債危機當年波及的“歐豬五國”中，西班牙和愛爾蘭早已迴歸了強勁增長，愛爾蘭甚至在2014-2015年間被稱為“凱爾特之虎”，成為歐盟內提振競爭力和市場活力的典範。意大利和葡萄牙雖然同樣有著令人擔憂的公共債務比和銀行業經營狀況惡化等問題，但也沒有顯示出過大的風險敞口。而希臘作為受救助最早，公共債務最嚴重的國家，其脫離了近8年的國際救助，本身即標誌著其暫時可以不依靠外援，支撐財政和公共債務的可持續發展，是債務危機結束的重要信號。
在希臘接受援助的同時，歐元區的財政金融治理架構也在同步完善，逐漸為歐元區國家支起一張防控風險的網絡。在債務危機爆發後，由於希臘等國國債風險敞口遠遠高過其財政收入，歐元區邊緣國家的國債的市場信用難以受到支撐，投資者甚至產生了歐元區邊緣國家債務違約危及歐元信用的預期，毫無兜底機制的重債國就直接暴露於金融市場投機操作、標普等評級機構及英美媒體的炒作之下，將問題成倍放大。因此，希臘債務問題暴露後短短數月即引發了大規模危機，歐元區在吸取相應教訓後，積極探索構建互助的債務問題解決框架，以求在債務危機爆發初期有及時調用的危機管理工具。2010年5月，歐元區17國共同成立了“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必要時可在德國債務管理局的支持下通過債券等融資方式募集資金，購買歐元區成員國的主權債務，以樹立市場對歐元區債務的信心。2012年10月，“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在歐元區各成員國支持下轉變為“歐洲穩定機制”（ESM），從應對危機的臨時性組織升級成歐盟增強歐元區財政金融治理的重要機構。“歐洲穩定機制”在資金來源上既包括了歐盟預算，同時也有各國按經濟規模所承諾的債務擔保額度，目前已達到近7000億歐元。ESM的總規模雖然難以負擔整個歐元區的債務敞口風險，但在任何一個國家出現債務危機苗頭時，能夠通過及時介入以顯示歐元區各成員國共克時艱，共擔風險的姿態，打消市場對風險失控的憂慮，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未來，ESM將為歐元區各國財政金融狀況護航，爆發危機的風險大大降低。
歐盟機構領導人盛讚希臘退出債務救助機制的成就，主要為了通過希臘顯示歐盟治理歐債危機，促進結構改革的藥方取得了實效。希臘從歐元區“壞分子”轉為“好學生”的故事，對於當前在內外面臨多重困境的歐盟而言，對於樹立其治理的權威具有很好的象徵意義。
同時，歐元區治理機制和能力的建設，以及2015年初以來歐洲央行積極作為所採取的量化寬鬆政策，一同發力為改善歐元區經濟基本面作出貢獻。歐元區在全球經濟增長帶動及反危機舉措的共同作用下，走出衰退並於2017年實現經濟體量恢復到金融危機前水平的目標。希臘退出救助毋庸置疑標誌該國乃至歐元區走出衰退和危機狀態。
然而，退出救助機制並不意味著歐債危機給希臘帶來的損失和傷痕已經被抹去。2017年希臘經濟總量為1777億歐元，比2008年萎縮了26.6%，甚至未能恢復到2014年的水平，而這十年間歐盟GDP卻增長了17.2%，德國更增長了27.9%。正因如此，希臘雖然一直在努力進行財政緊縮，保障財政盈餘，但公共債務比卻在危機後不斷上升，2017年仍然高達178.6%，當前希臘仍欠下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計2890億歐元的債務。而鑑於希臘的仍舊脆弱的經濟和財務狀況，歐委會也提出名為“後救援時期監管”的計劃，監督希臘繼續緊縮開支、推進改革，首次評估預計將於9月10日啟動。有希臘學者刊文指出，希臘在公共行政部門改革、調低最低工資、對港口和能源企業私有化、增加稅收等方面的改革在未來仍要繼續推進，同時改革的力度和進度也將受到歐盟方面的嚴格監督。正如現任的歐洲穩定機制首席執行官雷格林所言，已經達成的救助協議不會被改變，顯示希臘仍在歐盟方面的嚴格監控之下，繼續履行既有承諾。
希臘經濟和社會也為走出危機付出慘重代價，所謂的結構改革和改善，主要內容是削減民眾福利和公共服務、促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增加稅收等措施，民眾生活水準和國內投資環境受到嚴重影響，進而對國內消費和投資的衝擊也嚴重挫傷了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使得公共開支不僅無法成為反危機手段，而衝擊了短期增長。同時，希臘經濟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也難以得到緩解，比如希臘國際貿易長期處於逆差，2018年上半年逆差達到105億歐元，顯示其產品和產業在歐盟內外競爭力的嚴重不足，世界銀行對於全球投資環境的排名中，希臘只有67位，在歐盟內僅好於馬耳他，勞動者收入近三分之一要交稅或填補社保，其稅收負擔在歐盟僅次於法國。而歐盟開出的藥方，事實上難以幫助希臘增強造血能力，對推動其經濟走向正循環作用有限，在基礎設施等硬件上的投入也停滯不前。而為了避免“長痛”所造成的“短痛”，卻使得希臘民眾對改革、乃至本國政府和歐盟的信心與認同不斷受挫。英國《衛報》的社論中指出，希臘退出國際救助機制難言成功，緊縮對於民眾生活和心理的衝擊甚至意味著“重構民主制度下的社會契約”。在希臘退出救援後，希臘老牌政黨新民主黨批評現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稱，“激進左翼聯盟”根本未能兌現其競選和宣傳承諾，仍然是在歐盟的指示下犧牲普通民眾的生活。
希臘面臨的問題事實上是歐盟的縮影，在這個國家經濟衰退、難民危機甚至森林大火等天災人禍接踵而來，不斷衝擊著民眾對於精英和傳統理念的信任和認同，社會政治層面的衝擊卻難以隨著經濟增長由負轉正而同步改善，反體制、反傳統和反精英的民粹思潮往往隨著選舉和公投等節點階段性爆發。未來無論是希臘還是歐盟，不僅將面臨提振經濟競爭力的問題，更要解決如何內外危機及其後遺症中，促進政治和社會生態向著良性方向發展。債務危機雖然告一段落，但對希臘和歐盟來說仍然前路漫漫，道阻且長。
（作者：董一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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