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帕裡西(Albert Parisi)患腦癌已經23年了。他與數百人分享了他在治療過程中學到的經驗，並將其視為腦瘤帶來的福音。
艾伯特·帕裡西（右）在健身
艾伯特.帕裡西開玩笑說，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全職爸爸。相反，他是Parisi企業的CEO。
這是他在1994年接受腦瘤治療後接受的角色。腫瘤造成的損害，以及為挽救他的生命而進行的6周放療，使他無法繼續從事投資銀行家和企業家的工作。於是，他成為了家族的首席執行官。
和所有優秀的高管一樣，他每天都在寫備忘錄--他把自己來之不易的智慧和人生經驗傳授給女兒安瑪麗(Ann Marie)和兒子安東尼(Anthony)，記在他們棕色的紙質午餐袋上。它們最終被收集到兩本書中，叫做《午餐袋便箋》。
“親愛的安·瑪麗，”他給女兒寫信說，“如果你知道你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你會怎麼做?”你會看到誰?你會給誰打電話?你會嘗試什麼?你會去哪裡?這些問題的答案會提醒你，在你的生活中，哪些東西不是理所當然的。
1994年，艾伯特39歲的時候，有一小段時間，他有理由問自己這些問題。今年夏天是他作為腦癌倖存者的第23個年頭。他將自己的長期生存歸功於三個因素:他的信仰、態度和他的醫生基斯.布萊克(Keith Black)的技能。布萊克博士是西達-賽奈醫療中心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神經外科主任和教授。他曾被美國權威雜誌時代週刊（Time magazine）收錄為“醫學英雄” ("Heroes in Medicine")特別版的封面人物。
就像被棒球棍擊中一樣
艾伯特第一次懷疑自己可能得了腦瘤是在他兒子5歲的時候。當時他正俯身把球放在球座上，同時指導他兒子打軟式壘球。就在這時疼痛穿過他的後腦勺。
“我以為有人用棍子打我。”他說。
他倒在地上，急忙爬起來，希望沒有人注意到他。這種情況又發生了幾次，他最初看的醫生將其歸咎於鼻竇感染。1994年6月，他的家庭醫生叫他做核磁共振檢查，發現他的腦後下部有一個腫瘤，壓迫脊髓，偶爾阻塞脊髓液，引起劇烈的疼痛。
在確診後的幾天內，他就被推進了手術室，由布萊克博士主刀。
艾伯特記得那時候他問布萊克博士，“這對我的外線投籃有什麼影響?”布萊克博士反問說，“你現在的外線投籃水平怎麼樣?”“我說很糟糕。然後布萊克告訴我‘嗯，手術後不會有任何好轉’。”這已經是他們開了20年的玩笑了，每次艾伯特來做每年一次的腦部掃描和檢查時，這個玩笑就會冒出來。
腫瘤帶來的福音
腫瘤和輻射造成了一些持久的損害。艾伯特幾乎完全喪失了聽力，並進行了耳蝸植入手術。他與短期記憶問題作鬥爭。他無法重返工作崗位。他坦率地談到了這些困難，也談到了他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的機會和成長。
他列出了作為癌症倖存者所獲得的福音，以及他所見過的人，他所經歷的事。當他回憶起每一件事的時候，他會說，“這是腦瘤帶來的另一種好事。”
所有這些好事中也包括幫助別人。他在一個專為癌症患者和倖存者設置的電話廣播節目中擔任小組成員，在那裡他給予了兩年的鼓勵和建議。同時，他也儘可能多地在教堂當義工。
艾伯特擴大了為孩子們每天做午飯的職責，包括每天在他們的午餐袋上寫一封信。這一傳統始於他女兒上二年級的時候，她的一群親密的朋友--他們經常去Parisi的家裡--遇到了困難。艾伯特寫了關於友誼、失去、性格、寬恕、信仰和態度的文章。
這些信件最初是與安·瑪麗最親密的朋友分享的，後來被髮表在《午餐袋便箋》上，有成百上千人看。他為他的兒子也做了同樣的事情，這些都被髮表在第二卷中。這些書促使他在南加州的教堂和其他場所發表演講。
艾伯特說：“我的治療是兩個人的結合。布萊克博士，一位有信念的科學家。而我，只是一個有著很深信念的笨人。我認為這對治療非常重要，對之後發生的事情也非常重要。通過廣播節目、書，我能幫助成百上千人得到讓他們生活更美好的建議。”
他給安·瑪麗和她的朋友們寫的信中，有一封是寫給他自己的，他每天都聽從這些建議。
“我也可以。我應該。但是我沒有。這些是最可怕的話。人生只有一次。這不是排練。沒有重複。你有時間和才華去接觸許多生命。”艾伯特計劃在他生命的每一天繼續這樣做。
文章內容由好醫友編譯自：https://www.cedars-sinai.org/programs/neurology-neurosurgery/patient-stories/brain-tumor-has-its-benefi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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