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沉澱的理性

這個問題，我不用去看，就能知道其他的答案一定會將其歸咎於：

中國的傳統文化禁錮了思想！

儒家鄙視科學，將其視為奇技淫巧！

中國人太功利熱衷於做官！

中國只有技術上的實用主義沒有科學主義！

……

上述這些觀點不見得沒有道理，但是，在我看來，這些答案太泛泛而談了，而且邏輯不嚴謹。

如果滿足於上面的幾個的解答，那麼大家不妨思考一下：

為什麼題幹裡舉例的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只出現在古希臘-歐洲文明？不僅沒有出現在中國，也沒有出現在日本、印度、伊斯蘭國家？

或者我們更細緻一點，為什麼這些偉大的科學家主要出現在英、法、德國、尼德蘭等西歐國家以及美國，為什麼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就很少？

為什麼

為什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公會制度”就是實用技術，而且延續到現在，比如德國，還在強調“工匠精神”？卻並沒有因此而阻礙科學的發展，而中國同樣重視實用技術（如《天工開物》），卻就阻礙了科學的發展？

為什麼中國人熱衷於做官，就會阻礙科學的發展，而歐洲人熱衷於跟隨君王當貴族、熱衷於出家當教士，卻沒有阻礙科學的發展？

為什麼牛頓畢生都是基督徒，而且在年輕時完成力學大廈的建造之後，花了後半生去研究上天堂的途徑？他的宗教信仰怎麼就沒有阻礙他的科學創建？

……

所以，這些林林總總的答案，如果從更全面的角度看，都不準確。

事實上，在漫長的古代，各個文明所孕育出的科學家的總量都不太多，所以，在進入近代之後，率先進入近代的文明，當然也會率先貢獻出更多的科學家。這是一種“大勢”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當一個文明在大勢上慢了半拍，那麼，短視的世人就會認為這個文明所有的文化、全部的傳統都是“慢半拍”的罪魁禍首；但是，當這個文明在大勢上快了半拍時，短視的世人又會認為這個文明所有的文化、全部的傳統都是“快半拍”的寶貴經驗。

後來趕上來的文明，很快就能同樣奉獻出相似的產品、科學、理念。中國還遠沒有趕上，但看一下日本，就會很容易理解。

至於為什麼有的快半拍，有的慢半拍，短視的世人辛辛苦苦總結的這個原因那個原因，其實或許只是一種偶然，一種機緣。第一個發明輪子的人，第一個使用火的人，他們的舉動給所在的人類族群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其中能有什麼複雜的文化上的宗教上的原因呢？可能只是機緣巧合而已。和地球的歷史比起來，和人類總體的歷史比起來，過去的幾百年，和一瞬間有什麼區別？只有將目光放到長遠的尺度，才能對一些事情“不惑”。

danyboy

文化基因不一樣。

中國為什麼沒有誕生科學，這本身就是李約瑟博士問的問題。現在已經成為一門宏大的學科了。

基本上有兩類看法，一類看法是，如果中國繼續發展，會逐步發展出科學。另一類看法是，中國文化這個體系本身，如果不是外部力量介入，無法發展出科學。

事實上，中國古代確實沒有發展出西方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之下的科學。

反過來，歐洲歷史上，也沒有產生過類似朱元璋這樣的帝王，以及在這種權力構架和文化體系內的各種文人、政治家。當然，西方有西方的文人與政治家。歐洲也沒有中國的禪宗，寫意山水等文化內容。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並沒有把中國，納入他的那套體系發展中討論。只是籠統的稱為小亞細亞生產方式。事實上，無論過去，還是今天，西方對中國的全面解讀同樣是有限的。

但，現代中國的巨大變化，使得中國在很多方面融入了西方的文明體系，在科學方面是有發展的，無論是數學還是物理的基礎內容，更不要說應用學科的大發展。從這點上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

令狐迦基

題目裡的科學家其實可以換成許多其他名詞，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但對於那些其實一點也不懂中國文化，但言必稱“中國文化”，口口聲聲“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很寶貴”的人來說，這樣的問題會讓他們抓狂，反問你一句“做人怎麼可以這麼極端”，然後祭出百試不爽的偽辯證法。

很抱歉，這不叫極端。這種客觀存在的問題，本身就是反思之源，如果你稍微有點腦子，就會好好反思，然後做一個明理的現代人。如果非要抱殘守缺，給老祖宗臉上貼金，那你跟那些腦後垂著辮子的清朝人沒有什麼區別。

不管你如何粉飾中國文化，都應該看清這樣幾個事實：第一、中國哲學的高峰數來數去，其實在百家爭鳴時代，起點極高，但起點就是高峰，之後都在這個基礎上打轉，而且空間越來越狹窄。第二、即使是百家爭鳴時代，中國哲學也缺乏足夠的邏輯性，你現在能看到的典籍和民間老話，多半沒有邏輯可言，這是跟古希臘哲學的最大差別。第三、如果剔除歷史教科書裡造假的地動儀等玩意兒，你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到太多跟科學沾邊的例子，當然，作為曾經璀璨的文明，實用類的技術成就還是有的。第四、宋代以後，世界文明史上的所有重大發明，完全跟中國無關。最後一點，你現在享受的現代文明的所有便利，都不是中國人所發明，從手機到電腦，從空調到冰箱，從抽水馬桶到電燈……如果靠你的老祖宗，你的生活標準只能參考清朝。

沒有科學家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看不上“奇技淫巧”。當然，中國歷史上也沒有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具備足夠邏輯能力的哲學家，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忙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這幾個很好看的詞，在實際運用過程中不過化為兩個字：做官。

中國人太喜歡做官了，自古以來，很少有知識分子真正坐下來思考。少有的一些光輝人物，直到今天都未必能受到認同。

做官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不管你的出發點是什麼，是想升官發財，還是想為民請命，所依託的都是體制。而在人類歷史上，體制從來都是對思想的束縛。真正的思想家和科學家，還有文學家，他們從來都是跳出體制的獨立個體。

當一個國家的讀書人牢牢依附於體制時，他們必然不會認同所謂的“異端”，偏偏思想、科學和偉大的文學作品，最初都是“異端”。

越是這種依附體制嚴重的地方，就越欠缺活力。眼下也是如此，那些招有編制的環衛工人都有一群碩士博士去報名的省份，那些不是公務員不是事業編制，哪怕年薪幾百萬也被人們視為不務正業，最好回老家找個好工作的省份，那些認為女孩子就應該留在家鄉當個公務員或者老師才算正經的省份，不都是年輕人最想逃離的地方嗎？

葉克飛

很簡單啊，什麼樣的土壤孕育出什麼樣的莊稼。

看看，我這句比喻是不是很形象？如果你有跟我同樣的感覺，那就對啦，說明你我都是在一個農業文明中成長起來的一一又是土地，又是莊稼的。在我們多數中國人的記憶深處，吃是最重要的，生存是第一要務，誰顧得上科學思維和科技發明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說的就是我們。別看現在都是公司了，穿的體面光鮮了，名頭叫的洋氣了，但在根子和思維模式上，我們都還是農民。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因為這是小農經濟決定的。說到底，我們是內陸文明佔據主導地位，內陸文明的核心就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註定是官本位，農業時代的精英一定是做官，做什麼都沒有做官權力大，地位高，又體面。商人？科學家？那是不務正業。在過去的傳統思維中，是提不上臺面的。

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和皇權強化，還有魯迅批判的專制強暴虛偽，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壓的人透不過氣，活下來已經是萬幸，哪裡還有功夫搞科學？

中國人普遍能吃飽飯的日子並不是太長，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是非常苦逼的。在封建時代，教育上也是奴化為主，教人做聽話的孩子，不過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能出大科學家那一定出鬼了。

魯迅說，天才可貴，孕育天才的土壤更可貴。不是沒有道理的，你說呢？

我是喻派胡言，愛財如命的人力大叔，如果你覺得回答的不錯可點贊、評論、轉發，也可關注我瞭解更多內容！

喻派胡言

【質疑創造價值】科學精神意味著嚴謹而大膽的叛逆。要想產生偉大的科學家，我們這個社會必須要允許甚至歡迎這種叛逆。歷史上和現實的狀況如何呢？是相當不容樂觀的，因為這幾位偉大科學家促成的科學進展，會顛覆我們對世界基本認識。

在中國傳統社會里自從孔仲舒幫助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所有的意見都必須是以儒家經典為準。這種意識甚至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的語言裡面，比如“引經據典”“離經叛道”“名不見經傳”。可是不管在社會科學方面，還是自然科學方面，創新一定意味著指出前人的錯誤，提出前所未有的見解。

在古人傳統的學問儒學領域裡，產生創新的思想也是相當不容易的。比如在後來成為儒家主流的程朱理學，至今地位仍然非常高的王陽明心學，在它們剛誕生的時候，儘管在民間受到歡迎，但是也曾被官方目為異端，甚至動用政府的力量來否定和壓制。中國傳統的儒家一向是鄙視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所謂勞力者治於人；有些學問比如天文學又被皇家所壟斷，技術上可以追求更精確的計算，在理論上要想有所創新，那簡直是太難了。

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我們需要既能夠提出問題去質疑古代的錯誤思想，又要有足夠好的方法論傳統——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邏輯和數學。比如在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念，有兩種學說同時存在，蓋天說（天如穹廬，地如棋盤）和渾天說（天如雞卵，大地平坦）。對於他們各自和之間的矛盾，有很多人提出過可能有問題，但是都不了了之。

這個基礎問題沒有突破，反映了在邏輯論證和幾何學上的重大缺陷。由於缺少這個傳統，一直等到明末清初，利瑪竇等人把地球概念和地心說、日心說帶到中國來才使中國天文學理論走出了泥坑，融入了世界主流。可惜這個改革開放，並沒有能夠持續下去，大清朝你懂得……到清末再重新開放，隨之而來的是百餘年的內亂外患，你也懂得……僅有的少數科學家們都幾乎失去了基本的工作條件。

當然今天科研的環境，至少是硬件環境已經具備了，但是偉大的革命性的成果誕生所需要的允許質疑、叛逆、顛覆的軟環境，是否有了呢？我們拭目以待吧。

松鼠老孫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拆成兩個，而不是一個答案。

其中一個問題是，近現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古代產生？

另一個問題是，上述的科學家，實際上是科學史，甚至是人類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這裡除了古代的土壤，又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接受了西方文明之後，為什麼仍舊沒有產生如此偉大的科學家？

前者，其實愛因斯坦已經在1953年給斯威策的信件中給出了答案。

斯威策(J.S. Switzer)是一位美國陸軍上校，退休後到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其間他選修了漢學家Arthur F.Wright的閱讀課(Reading Course)，探討“中國有沒有科學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為此，斯威策私下將課上討論的主要問題寄給了愛因斯坦，並得到了回覆。

愛因斯坦的回信原文如下：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翻譯過來就是：

西方科學發展是建立在兩個重大成就的基礎之上的：希臘哲學家們（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和（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通過系統實驗找到因果關係的可能性。在我看來，不必對中國哲人沒能走出這些步驟大為驚訝。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人做出了那些科學發現。

就此，我們可以看到愛因斯坦作為頂級科學家對於中國沒有產生科學土壤的理解，就是“科學”的出現本身就是“偶然的”、“令人驚訝”的，推而廣之，除去西方文明之外，古埃及人、古巴比倫人、瑪雅人、阿茲特克人、印加人、毛利人都沒有“發明”科學，中國人只是這些沒有經歷“基因突變”的文明中的一個罷了。

我們真正應該關心和討論的是，在公元16世紀諸多傳教士已經將上述內容帶入中國，並有一部分中國士大夫深入翻譯和學習之後，為什麼這些文明成果並沒有繼續發育？

這也是第二個問題的根源所在。

現實問題是，當人類文明的指針撥到了近現代，原本孤立的、分散的、原始的基於個體的體悟而進行數量疊加的技術、經濟乃至於文明，都面臨著成系統的、分工明確的西方文明的挑戰。

前者，實際上是“反專業化”的，樂於以一種田園詩式的浪漫來對任何實際問題進行個體感悟和情感平移，並美其名曰文化和悟性，自始至終充斥著一種“整體論”的邏輯，比如看到華盛頓之後，評價以堯舜禪讓之風，進而解釋為中華古已有之。

瞭解瞭望遠鏡的原理，則從《墨子》中提取“小孔成像”，進而自詡為祖宗早已見識。

類似的“兼收幷蓄”和“不求甚解”在近現代中國精英中比比皆是，而明清文明序列的中國，社會輿論和政治權力的掌握者，一直是這些偏重於政治上進的精英，如梁啟超，雖然有學問引介的殊功，卻也不免削足適履的私心，種種理論的引進，往往會經過這些精英的裁剪。

可以說，自中國的國門開啟初始，這種開眼看世界就是小孔成像的失真形象，真正的改觀，來自於清末新政的完全變更新學學制，等於是從根基上塑造新的學子。

事實上，我們會看到，民國時代自然科學界成材的人物，往往就是這個變革之後的產物，儘管他們大放異彩，已經是在國民政府時代，甚至是新中國了，但是他們的根子恰恰是清末新政之後的新學教育體系。

而這一群“大師”，恰恰趕上了一個學術“全球化”的尾巴，世界還沒有邁入冷戰的語境，讓他們的個人努力可以與世界科學發展的步伐亦步亦趨，從而有所建樹，事實上，在國外的研究環境下，取得世界級成就的人也並不少。

但是，由於其數量級基礎的“微小”，哪怕按照同比例，甚至大比例，也無法出現愛因斯坦這樣的人物，要知道，普魯士進行義務教育是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的，而大德意志地區（含奧地利、捷克）的大學，培養出的科學人才是中國新學培養出的同等人才的千倍、萬倍。

再往後，到了基本不可說的時代，而其問題，從1950年代的院系調整就能看得出來，重應用科學而忽略基礎科學，這一點，是與蘇聯的影響分不開的，但是，蘇聯由非常身後的基礎科學的群眾基礎，哪怕是解體之後，其數學、物理學的基礎學者仍然在世界科學領域佔有一席之地，而中國的純照搬，恰恰忽略了底子上的區別。

事實上，在建國之後，哪怕是知識分子地位提升之後，對於其定位，仍舊是“實用性”的，因為只有“實用”的東西才能指揮、才能使用，在這個邏輯基礎上，科學家本身的人格、人性在廣泛的體制層面也是不完整的，因為就不需要你完整的自我意識表達，你只是大體系中的一顆螺絲釘罷了，螺絲釘可以盡職盡責，可以恪盡職守、嘔心瀝血，可誰聽說過螺絲釘能夠創造什麼新事物出來嗎？

說得直白一些，你撒下去的是大豆的種子，回頭問為什麼不產水稻，這要麼是蠢，要麼就是壞。

劉三解

有。

楊振寧在物理界，是可以和這哥幾位排在同一水平線的。不過，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為什麼中國本土沒能自發產生偉大的科學家，即使是楊振寧，我們知道他的主要成就也是在美國完成的。

一個社會能否產生科學家，首先在於這個社會是否有科學。文藝復興之後，歐洲開始逐漸產生近代科學，於是優秀的科學家一茬又一茬地誕生。文藝復興的起點在意大利，而早期的大科學家，如伽利略等普遍都在意大利出生、學習、教課。後來，科學發展的重心移到了英倫三島，於是我們又看到了來自英國的牛頓、波義耳等大科學家；再後來，歐洲大陸又興起了科學熱潮，法國、德國（普魯士）的科學家也不少，而一戰之後，伴隨著歐洲政治動盪，很多人都移到了美國，於是二十世紀初，美國的科學界群星閃耀，愛因斯坦只是其中一員。

這其中沒有中國人，因為中國沒有產生科學，也沒有被科學之風光顧。當然，也不是真的沒有光顧，而是當這陣風颳來時，統治階級把窗給關上了，閉關自守，斷絕了向西方學習的這條路。

那麼為什麼在近現代科學出現之際，中國沒有能夠自發產生呢？

這其實也正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是英國的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技術十分推崇，他感到十分不解的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那麼發達，卻沒能產生科學。

這個問題的答案五花八門，中國的學者們也給不出最準確的原因，但如果說內因的話，主要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以及統治階層的錯誤認知。

不過呢，我們還是要自信，一來中國人骨子裡並不笨，甚至我們要比大多數民族更聰明，所以即使在兵荒馬亂的時候，並不發達的民國教育體系，還是選拔出了楊振寧這樣的科學家，讓中國人也能夠對物理學做出一份貢獻；另外一點就是，當我們調整好方向，開始重視科學之後，科學家這個群體已經在逐漸壯大，出現大科學家的概率也越來越大，幾年前屠呦呦剛剛獲得諾貝爾獎，而事實上，中國科學家當中，已經有不少都距離諾獎不遠，只要不出現大的動盪，例如半個世紀前的那場浩劫，繼續提升科學家的待遇，中國科學界屹立於世界之林，成為新的一極，是一件大概率會發生的事。

分子美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