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穆斯林世界的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发现，自己更容易适应新秩序。印度教徒不能兴高采烈地旁观另一个入侵者毁灭异族的莫卧儿帝国（那是波斯和突厥的）在印度的统治。同样的主人更迭在过去已经发生得太频繁，以至于这次变化并不显得很奇特或特别重要。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在印度的存在没有引起印度教地区非常明显的反抗。印度教徒仅仅把欧洲人当作另一个种姓而已。
印度教 寺庙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英国官方政策力图减弱对现存社会制度和关系的震动。因此，例如，直到1839年，行政管理的语言才发生变化，以至任何想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他的穆斯林旧主人的波斯语，而不是英语。
但是19世纪初之后，英国和印度教都开始主动扩大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范围。传教学院不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而创办了，它们把一种重要的新因素引入了印度。大量精力充沛的传教士私下来到印度，开始把英文书籍翻译成印度各地的方言。这为现代印度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也为印度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一扇窗户。
印度教 寺庙
只有少数印度人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印度教提供了与反对伊斯兰教义同样多的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但是传教士在印度的活动，导致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广泛接触，这必然刺激少数印度人试图理解英国统治者所在的外部陌生世界。罗姆·莫罕·罗易（卒于1833年）开这种努力的先河，通过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宗教从根本上都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种族一神论。他和其他人以及西方世界少数虔诚门徒很快意识到，印度教哲学家早于其他人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普遍真理。因此，自豪而虔诚的印度教徒能够觉得，即使全盘借鉴欧洲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印度人拥有珍贵的精神洞察力作为回报。西方学者的确需要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他们表现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极大热情。
基督教 遗址
但是，热情地研究早期印度文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力。现有印度教的实践与吠陀的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这为印度教改革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精心挑选印度教各种宗教典籍，为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和少数官员开始倡导的各种自由而人道主义的改革发现了大量的权威依据。考验性的事件就是“苏特”习俗，即在丈夫葬礼上，用焚烧死去丈夫的火柴堆烧死其遗孀的习俗。吠陀经典中没有允许这种做法的权威依据。罗姆·莫罕·罗易发表了一系列谴责“苏特”习俗的小册子，并敦促英国殖民当局禁止这一恶俗。1829年，他们禁止了它。6年之后，他们还决定为印度人引进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并开设欧洲式的课程。罗姆·莫罕·罗易曾经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而加以提倡，如果印度青少年希望获得科学真理的知识。
印度学院
一旦对传统习俗和制度的这种改革开始了，就难以停下脚步。英国当局不久就发现每种改革都会引起对其他改革的需要。因此，行政活动跟不上传统社会结构越来越坚决和激进的转型步伐。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属于主张更快行动的人群。当然，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是被动的，只模糊地意识到正在进行改革的同胞们关注的事情及其抱负。然而，与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对立是本质的，因为印度教的领导机构默许，当它不能满足需求时，而高级和低级穆斯林在探索周围发生的各种事物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印度这两大宗教社群之间的这种差异保持到今天，正如所期望的，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印度再次成为印度教的国度。
穆斯林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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