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政黨。現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和各級黨委理論中心組學習已經成為一種制度，這種學習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80年前。當時，在全民族抗戰的背景下，毛澤東從統攬全局的高度出發，圍繞唯物辯證法和軍事理論組織了兩次重要的集體學習，從而極大促進了黨的理論創新和革命事業的發展，並最終推動全黨形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學習運動。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考察當年毛澤東組織的集體學習，對推動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黨進行“一個大學習”的號召，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鑑和啟示意義。
一、組織理論工作者學哲學
1938年初的一天，毛澤東吩咐郭化若找幾個人組織哲學座談會。開始參加座談的主要是毛澤東的秘書和幹事，座談的地點在毛澤東的辦公室內，每星期三晚上舉行一次。這些人均有一定的理論水平，但又不同於專門的理論工作者。座談的內容是“辯證唯物論的一般知識和唯物辯證法的諸法則的通俗講話”。不難體察，這樣安排的目的是為了應用。學習方法是：事先指定一個報告人，負責準備討論提綱並首先發言，然後，與會人員再相繼發表意見。每次座談，毛澤東都親自主持，引導大家把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同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聯繫起來，而在大家發言時，他自己“不發言，也不插話”，似乎是邊聽邊思考著什麼，許多靈感可能就此而來。
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發現了和培元的哲學才能，將他推薦到抗日軍政大學講哲學課，受到廣大學員的歡迎。一時間，毛澤東組織哲學座談會的消息在延安傳播開來，一些高級領導幹部和專門的理論工作者也來參加，人數增加了，毛澤東的窯洞容納不下，就轉移到中央組織部，學習形式也變為先由專人作大報告，再進行討論。更大範圍的集體學習就這樣開展起來，成為延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這期間，為了切實把唯物辯證法弄清楚，毛澤東還專門組織何思敬、艾思奇、陳伯達、和培元、楊超等人成立了哲學小組，集中研討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和認識論。艾思奇和何思敬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陳伯達、和培元、楊超是後起之秀。顯然，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很高的學習小組。
當時，毛澤東已經寫出《辯證法唯物論》（為抗日軍政大學準備的講課提綱），《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從其中的兩節擴展而成的。毛澤東把它們製成油印稿發給大家提意見。其中，討論的重點是《矛盾論》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據楊超回憶，大家毫無拘束，暢所欲言，尤其是艾思奇、和培元、陳伯達發言踴躍，有時還爭論一番。毛澤東就不同意艾思奇的一個觀點，認為差異性也是矛盾。這一過程中，充分體現了真理越辯越明的法則，相關內容和靈感最終充實在毛澤東的《矛盾論》中，從而為弄清黨所犯的“左”右傾錯誤的思想根源，及認清中日矛盾、國共矛盾下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提供了哲學基礎。
在毛澤東的積極推動下，1938年夏秋之際，新哲學會在延安成立。這也可以說是集體學習的一個重要成果。自此，不但更加系統地對馬列主義哲學著作進行編譯出版，而且使集體性學習進一步推廣和深入，各機關、各單位紛紛成立學習小組、研究會。其中，最著名的是陳雲在中組部和張聞天在中宣部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小組，被中共中央評為模範小組。隨著延安學習運動的展開，理論學習和研究的熱潮進而擴展到各抗日根據地。1940年6月，在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朱德就專門介紹了華北集體性學習的情況，“許多幹部都能把哲學上的原則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顯然，集體性學習正在成為全黨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組織高級將領學軍事
全民族抗戰初期，重視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輕視中共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的傾向，不單國民黨和國統區的群眾有，中共黨內和邊區的部分群眾也有。無論是面對黨外還是黨內，中共迫切需要闡明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戰術方略。1937年12月底，毛澤東召集郭化若、羅瑞卿、蕭勁光、劉亞樓圍繞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進行了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如何認識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怎樣指導遊擊戰爭以及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中的外線作戰等一系列軍事理論問題，讓他們各抒己見。座談會結束前，毛澤東還給每個人都安排了具體的研究任務，並要求形成文字稿，最終編為抗日戰爭研究叢書。
更重要的是，在分頭研究抗戰的同時，毛澤東進而組織了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學習和研究，參加者有滕代遠、羅瑞卿、葉子龍、蕭勁光、莫文驊等留守延安的高級將領。《戰爭論》是一部劃時代的軍事理論名著，體現了豐富的德國古典唯心主義辯證法思想，曾受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高度評價。自1938年2月，這樣一種集體性學習研討就在毛澤東的住處開展起來，每週一次，從晚上七八點至深夜十一二點。起初，讀的是較難懂的文言文譯本，且僅有一本書，大家只能輪流看，邊讀邊議。懂德文的何思敬到延安後，毛澤東便請他翻譯德文版的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並參加《戰爭論》學習會。何思敬翻譯一章，介紹一章，大家就共同學習一章；方法也相應地調整為由何思敬主講，帶領大家讀書，然後共同討論。每次學習，毛澤東都參加，“聽得很認真，還拿來一支紅鉛筆，在一個本子上不時地記錄”。討論結束，毛澤東作小結髮言，最後還請大家喝一碗小米粥。這個集體性學習活動大約持續了3個月，“重點討論過關於戰略階段的劃分問題、集中兵力問題等，但討論最多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還聯繫紅軍以多勝少的實際經驗對克勞塞維茨的集中兵力思想進行了生動闡述。
稍後，毛澤東又組織對軍事辯證法的學習，參加者有何思敬、艾思奇、和培元等理論工作者和在延安的高級將領。據莫文驊回憶，學習的形式是：“艾思奇寫學習提綱，由幾位哲學家分頭報告一章，然後討論，大家結合實際，暢所欲言，最後由毛主席講話。”其中，主要圍繞土地革命時期紅軍作戰實踐展開，中心內容是軍事辯證法，實際上是從理論層面總結中共十年內戰的經驗和教訓。
這種集體性學習很快見了成效，特別是推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成熟。1938年1月，毛澤東在給艾思奇的信中尚說關於軍事問題寫文章還不可能，但到5月，他就相繼寫成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這兩篇影響深遠的作品。同年7月，抗日戰爭叢書也編輯出版，推動了黨的游擊戰理論的創立，進而切實有效地指導了敵後游擊戰爭，併為整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
三、集體學習留下的寶貴財富
80年前毛澤東組織的這兩次集體學習，是目前已知的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集體性學習。顯然，這種學習取得了很大成效，可以說，參加的相關人員和機關都從學習中嚐到了甜頭。因此，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號召，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1938年12月，他在中央組織部召開的會議上要求把學習作為檢查干部工作的重要內容。根據毛澤東的講話，《新中華報》發表的社論指出：“今天我們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裡，是中國歷史轉變的關鍵。要在這個空前的歷史戰爭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們必須努力學習。”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陝北公學禮堂舉行學習動員大會，毛澤東的講話指出，黨最近發動了兩個重要的運動，一是生產運動，一是學習運動；“這兩個運動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義。大家都要學到底，把全黨辦成一個大學校”。自此，全黨的學習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1940年1月，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明確規定了幹部教育的方針、課程與在職幹部的學習方式。不久，中共中央還規定“五月五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在毛澤東看來，“我們共產黨要領導革命”，“沒有學問，是不成的，共產黨人就應該懂得各種各樣的事情。因此，要領導革命就須要學習”。他還指出：“我們要建設大黨，我們的幹部非學習不可。學習是我們注重的工作，特別是幹部同志，學習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學習，就不能領導工作，不能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也就是說，學習是黨自身地位的需要，是黨的事業發展的需要，這已非常接近我們今天所講的建設學習型政黨的意味了。
集體性學習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學習財富。一是重視學習。每一個黨員和領導幹部都要有學習意識，把學習看作增強本領和提升人生境界的必由之路，從而養成終生學習的習慣，就像周恩來所講的，活到老，學到好。生命不止，學習不息。毛澤東就是這樣，去世之前的8分鐘，仍然在讀書學習。二是學習方式要多樣化。諸如個人閱讀、集體研讀、分工協作、專家領學、討論爭辯、總結提升以及記筆記、寫文章、共同出書等。三是學習要充分與現實需要相結合。不是為了讀書而讀書，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緊緊圍繞黨的革命事業和中心任務來展開學習。學以致用，用而再學。四是要建立學習機制和組織領導機制。比如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有學習小組，有專人負責，有指導、規範、監督和檢查等。
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毛澤東和黨中央也經常強調學習，但是作為一項制度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堅持。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多次號召領導幹部為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而加強學習。1980年，胡耀邦提出請科學家給中央領導講課，並很快付出實施。從1994年到2001年，江澤民主持連續舉辦了12次面向中央領導同志的法制講座。2000年9月，中組部、中宣部聯合制定下發《關於加強和改進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的意見》。2002年12月，胡錦濤主持十六大以後第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他指出：“今天這次學習活動，是新一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第一次，開了個頭。這要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堅持。”自此，集體學習制度就在全黨範圍內再次確立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中央政治局先後組織了49次集體學習，反映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熱點、難點問題的深刻思考。
本文作者系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專業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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