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如何觀察當代中國？
黨建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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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國情異常豐富，要在短時間內講清楚是不可能的。本文從觀察當代中國的基本方法入手，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歷史地觀察當代中國
一個國家和一個人一樣，其所以是這樣而不是別的樣子，都與自己成長的歷史有密切關係。因此，要真正瞭解當代中國，不僅要看新中國成立至今的歷史，也要看她成立以前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歷史。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文化燦爛的文明古國。在有文字記載的3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雖然曾多次出現分裂、割據局面，但統一始終是主流。在很長時期裡，中國也一直是一個經濟上的強國大國。據英國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計算，從公元一世紀到19世紀20年代以前，中國經濟總量一直處於世界第一，約佔世界的1/3左右。但自從18世紀後半葉歐美各國掀起工業革命高潮開始，中國逐漸落伍。1840年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更是逐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
面對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和清王朝的專制、腐朽，中國的有識之士和人民群眾進行了持續的反抗，這些反抗雖然動搖並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但沒有趕走帝國主義，也沒有打倒封建勢力，因而未能解決中國獨立與富強的問題。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人民才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並通過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和各民族的大團結，為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掃清了政治障礙。
新中國成立後，沒有選擇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多黨制、議會制，以及蘇聯實行的一黨制和聯邦制，而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基層民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面對國內資金的匱乏、農業生產力的低下、工業基礎的落後、科技人才的奇缺，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威脅、經濟封鎖，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抓住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工業化建設的機遇，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併為此放棄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原本打算實行較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政策，決定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農業的合作化和工商業的國有化、集體化，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從而把有限的資金、物資、科技人才等等資源集中用於大規模的工業化基本建設，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計劃經濟體制在實行過程中也暴露了企業缺少自主權、產銷互不見面、對市場反應不靈活等弊端，為此，新中國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便提出要探索適合自己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但由於當時在指導思想上犯了“左”的錯誤，盲目追求經濟建設的高速度和所有制的公有程度，使這種探索一度走偏方向，導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1978年，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中國第二代領導人，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主動糾正了前一階段的錯誤，積極推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加入了市場調節的成分，在農村集體經濟的基礎上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和土地承包制，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吸引國外直接或間接的投資，並興建了經濟特區，開放了沿海、沿江、沿邊城市。
1992年，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讓個體、私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目前，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私營這三種不同類型的企業，單位數佔總數比分別為5%、20%左右和50%多，主營業務收入佔總數比各為20%多，從業人員平均數佔總數比分別為20%、30%多和30%多；商品價格形成由市場決定的部分，在零售、農產品收購、生產資料出廠這三個環節中，均佔90%以上；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已基本形成。事實說明，中國現有的經濟體制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這種經濟體制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其中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仍然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國家對於市場的活動，仍然進行著宏觀指導和調控，而且計劃調節仍然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在政治體制方面，中國近30多年裡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例如，改變了過去黨對政府和社會事務包攬過多、權力過分集中於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現象，實行了黨政職能的適當分開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擴大了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和基層群眾自治範圍，推行了差額選舉制、政務公開制，部分縣鄉試行了直選制；加強了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實行了領導幹部的任期制、退休制、問責制、辭職制、審計制，建立了重大事項的報告制、質詢制、聽證制；實施了依法治國的方略，截至2011年底，除憲法外，制定了現行有效法律239部、行政法規714件，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8921件。事實說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政治體制改革不但沒有停步，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果，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並不滯後。可以肯定，這一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還會繼續深化和推進，但其目標仍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原則仍將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前提仍將是有利於政局穩定、人民團結、經濟發展、生活改善。中國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照搬西方的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並不適合中國國情，如果生搬硬套，不僅不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真正的民主，不會解決腐敗問題，相反卻會引發政局動盪，造成社會混亂、國家分裂、內戰爆發、難民成群，使已有的發展成果喪失殆盡，最終退回到被外國勢力瓜分的時代。這種結果對中國是一場災難，對世界也必將是一場災難。
二、全面地觀察當代中國
我們看一個人，既要看他的優點、長處，也要看他的缺點、不足；既要看他在不同成長時期的區別，也要看這些不同時期的聯繫。看一個國家同樣應當如此，否則就會像寓言說的盲人摸象那樣，僅僅摸到大象的一支耳朵或大腿，便以為那是整個大象。
當代中國的歷史從1949年算起，至今已過去60多年。在這段時間裡，可以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分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改革開放後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改革開放前經濟建設和人民節衣縮食對改革開放後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貢獻；一方面要看到60多年來中國在各個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當前還存在許多嚴重的缺陷和問題。
1.當代中國取得了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輝煌成就。
首先，看改革開放前的29年。這29年，不僅遠遠超過了舊中國上百年的發展，而且在某些領域大大縮小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如，在經濟增長率和固定資產積累方面。新中國成立時，從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手中沒收的固定資產僅有112億元；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從民族資本家手中贖買的固定資產不足20億元，二者相加130億元。中國人民就是靠這點家當，在內缺資金、人才、資源、經驗，外有西方經濟封鎖的情況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通過連續5個五年計劃建設（僅在初期得到蘇聯一些援助），使1952—1978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8.2%（如果按GDP計算，有權威統計學家認為年均增長率為7.3%），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1.4%；基本建設投資6440億元，累計新增固定資產比1949年增加了56.3倍。在工農業產品方面。1978年，新中國的鋼產量達到3200萬噸，比舊中國最高年份產量增長35倍；與英國相比，由相差99倍變為超過其1200萬噸；與美國相比，差距由438倍縮小為2.7倍。發電量達到2566億千瓦小時，比舊中國最高年份增長43倍；與英國相比，由相差13倍變為大體持平；與美國相比，差距由80倍縮小為8倍。石油產量由舊中國最高年份的32萬噸提高到1億噸，做到了自給自足。糧食產量由舊中國最高年份的1.4億噸提高到3億噸，增長了1倍多。
其次，看改革開放後的33年。這33年，中國發展速度比前29年更快，出現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蹟”。在經濟增長率和經濟總量方面，1978—2011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8%；經濟總量達到約7.5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的份額由1.8%提高至10%，在世界上的位次由第10位升至第2位。在工農業產品方面，1978—2011年，鋼的年產量增長21倍，原煤的年產量增長5.8倍，年發電量增長18倍，糧食年產量增長90%（即由3億噸增加到5.7億噸），肉類年產量增長9倍（即由856萬噸增加到7960萬噸），均處於世界第一或第二位。在其他方面同樣可以列出很多。
2.當代中國在發展中仍然存在許多嚴重問題。
首先，按人均計算,各項發展指標都偏低。中國目前有13.47億人，任何一個數乘以13億都會變得很大，相反，除以13億也會變得很小。例如，2011年中國人均GDP為5000多美元，僅為世界人均的一半，發達國家人均的1/10左右；在世界213個國家和地區排名中，居100位左右，只相當於中低收入國家，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利比亞、加蓬、南非、墨西哥、烏拉圭、智利、阿根廷、委內瑞拉等等。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年的報告，中國的人文發展指數也排在第89位，不如毛里求斯。許多工農業產品按人均計算也都很低。例如，2011年鋼的人均產量只有500公斤，相當於日本、韓國的一半；糧食人均產量420公斤，也低於世界人均450公斤的水平。
其次，發展存在著粗放和不平衡的問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主要表現是，質量、效益不夠高，資源、環境、生態代價過大。發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現是，工資性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佔比過低，由1978年的15.6%降為2010年的11.8%；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別都有擴大趨勢，其中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別由1978年的2.5∶1擴大到2011年的3.13∶1。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的數據都顯示，中國基尼係數已超過作為警戒線的0.45。另外，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很不健全，保障水平也很低。
第三，科技創新能力不足。據世界銀行對各國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佔GDP比重的統計，中國2010年為1.7%（2015年預計為2.2%），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現在，許多中國製造的機電產品，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外國人手裡，就連出口服裝和鞋等技術含量低的產品，大部分品牌也是外國的。這不僅制約中國今天的發展，也影響今後發展的潛力。
第四，人口、資源、環境對發展的約束越來越大。目前人口中性別比和老齡化的問題突出。另外，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高速發展，人均耕地、水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日趨加大。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雖然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低於世界人均數，但絕對量處於全球第一二位，無論從自身利益還是全人類利益出發，都必須大力推動低碳經濟。所有這些，對於尚處於工業化中期的中國來說，無疑也是一種發展的制約因素。
以上說明，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雖然已經排在了前列，但綜合國力還較弱，自身問題一大堆，仍然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因此，中國當前乃至今後相當長時間裡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自身的發展。
同時要看到，以為中國為了一心一意謀發展就會吞下任何侵害其核心利益的苦果，也是對中國的誤判。中國近代和當代歷史都表明，中國從來沒有威脅和欺負過別人而總是被別人所威脅和欺負。從當代中國一貫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即使中國今後強大起來了，也絕不會以強凌弱。但另一方面，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就不再懼怕別人威脅了，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上從來沒有退讓過。如果有人想乘機侵害中國的領土和主權，是絕不可能得逞的。
三、發展地觀察當代中國
我們從不隱諱中國存在著繼續發展的制約因素,而且清醒地看到，在前進道路上除了本身具有的障礙以外，還有外部霸權主義的遏制，有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的干擾破壞。但是，客觀分析一下就會知道，中國同時也存在著與這些制約因素相抗衡的因素，而且後者的力量更大。
首先，當代中國具有繼續發展的制度優勢。
現在世界到處都在熱議“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人類的發展道路具有多樣性，可以也應當相互借鑑，但不存在“普適”的模式。我們不贊成中國照搬別國經驗，也不贊成別國照搬中國經驗。如果說有一個“中國模式”，這個模式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一種模式。如果說有一條“中國道路”，這條道路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果說這條道路具有“普適”的意義，這個意義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有人說“中國模式”是“一黨執政加市場經濟”，這種理解不符合事實。中國發展速度之所以那麼快，在最近世界經濟危機中受到的衝擊之所以比較小，並不是由於中國只有一個黨執政，更不是由於這個黨實行專制制度，而是由於這個黨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民主集中制為制度的黨；並不是由於中國實行了市場經濟，而是由於這個市場經濟是在以市場為配置資源基礎的同時，服從於國家的宏觀控制，並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就是說，中國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實行的是一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事實說明，這條道路和這種制度，既有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有利於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又有利於提高決策的效率，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利於社會各種利益群體的總體和諧，有利於各個民族、各種信仰的人在祖國統一、民族復興大業基礎上的大團結。這條道路和這種制度已經保證了當代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也一定可以保證今後的發展。
其次，當代中國具有有利於它繼續發展的科學指導思想。
當代中國的指導思想主要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在進入新世紀後，針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矛盾和新問題而提出的。它的要點是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突出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全面推進；實現速度和經濟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係，統籌個人和集體利益、局部和整體利益、當前和長遠利益。這個指導思想所針對的，正是中國發展中已經出現和將要出現的各種問題。可以預見，只要把這個指導思想落到實處，中國發展道路上的障礙一定會得到有效的克服和抑制，中國的發展一定會實現可持續。
第三，當代中國擁有真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勤勞節儉、自強不息的13億人民。
中國共產黨是當代中國的執政黨，因此，人們對生活的任何不滿，都有可能歸咎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特別是由於中國共產黨處於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全面開放的環境下，難免出現官僚主義和官員腐敗問題，更會引起群眾的不滿。但是，中國共產黨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與人民群眾長期共同奮鬥的歷史，有自我批評和不斷清理自身汙點的傳統。為了保證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以來，曾連續不斷地開展過各種整風運動；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隔幾年也要在全黨範圍開展一次自我教育活動，建立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體系。當前，黨中央正在針對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努力探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路徑和方法。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努力為人民服務的成效和認真清理自身蛀蟲的態度是認同的。因此，他們對黨和政府的工作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但總體上是充分信任的，對黨和政府的各種號召也是積極響應的。目前，我國有8000多萬共產黨員，其中，35歲以下的人約佔1/4，高校中的學生黨員約佔在校學生總數的1/10，每年入黨的學生黨員約佔全國新黨員的1/3。持續了20年的一項高校學生問卷調查顯示，有入黨意願的人近80%，對黨的執政能力增強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持樂觀態度的人分別佔89.6%和98.1%。這說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普通民眾中受歡迎，在年輕人中也是受擁護的。只要有這樣的黨和政府，有這樣的人民，中國就會有向心力、凝聚力、創造力和發展潛力，中國前進的步伐就不會停頓。
第四，當代中國擁有總體和諧的國際關係和良好的國際形象。
中國近代以來曾有過受盡欺凌、侮辱的歷史，與世界上各被壓迫民族有著共同的命運和感受。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恩來總理便同印度、緬甸的領導人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又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29國首腦會議上提出求同存異、加強團結的方針，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此後，中國始終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最近30多年來，中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繼續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戰略，不以意識形態處理國與國的關係，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堅持同發達國家的戰略對話，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中國現在發展水平雖然還很低，但一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積極參與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努力應對能源、糧食、氣候變化、恐怖主義、自然災害、金融危機等全球性問題。當然，中國只能承擔與自身國力相適應的國際義務，而不可能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承擔所謂的“大國責任”，更不可能搞什麼“中美共同治理世界”。中國周邊個別國家雖然出於淺薄的動機，在某種勢力的慫恿下，不時挑起事端，製造麻煩，但它們失道寡助，難以編織出新的反華“統一戰線”。而且，以中國的幅員、人口和經濟總量，只要自己不亂，任何外來勢力都奈何不了我們。
正因為有上述有利條件，中國一定會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不利因素，持續發展，不斷壯大。中國在2020年左右基本實現工業化、在本世紀中葉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必將實現，中華民族在本世紀內實現偉大復興的願望必將達到。所謂“中國崩潰論”，不過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罷了。
（朱佳木：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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