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對於中國人來說，不同年代的國慶節有著不同的鮮明特徵，從最初的舉行隆重閱兵式、群眾集會，到形式多樣的全民歡慶，內容越來越豐富。
從今天開始，第一讀者將連續三天推出“我的國慶故事”系列報道，回憶起那些激動人心的歲月，講述那些說不完的故事和感慨。
△國慶日，國旗護衛隊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升國旗儀式。（穆可雙 攝）
這裡，見證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這裡，聞聽了偉人的莊嚴宣告；這裡，是新中國的象徵、首都北京的中心——天安門。
每天，從黃土高坡到海島漁村，從三江源頭到東海之濱，從雪山腳下到草原深處，萬千國人匯聚於此，賞景、漫步、留影。與天安門合影成為各行各業男女老少的一個夢，而天安門也見證著億萬國人心中中國夢的實現。
在新中國成立69週年之際，我們一起來聆聽他們與天安門的故事，在高昂的歌聲中，唱出拳拳的愛國心，暢想這個時代的中國夢。
老支書黃大發：82歲終圓“看升國旗”之夢
△黃大發與夫人在天安門前。
“要看，一定要看！”黃大發用簡短的句子表達著對此行的執著，“我82歲了，來趟北京不容易。”作為時代楷模、全國脫貧攻堅奮進獎獲得者，到天安門看升旗儀式是這位耄耋老人的願望。
這位曾經幾十年沒進過省城的老人，帶領村民完成了一項工程“奇蹟”——修通了一條跨越10餘個村民組，繞過三重大山，經過3處絕壁，總長近10公里的生命之渠。為了這條水渠，黃大發老支書前前後後奮鬥了36年。”
2017年9月18日清晨，小跑著穿過廣場地下通道趕赴升旗臺下的黃大發，那一瞬間彷彿年輕了20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當霞光出現，國歌響起，老人自然而然地跟著唱了起來，注視著國旗冉冉升起。
走在廣場上，天安門城樓越來越近，黃大發老人再也忍不住，流下了熱淚。“這輩子想看到的，終於看到了。”老人激動地說。而他上一次這樣當眾落淚，可能還是20多年前，當一渠清水流進草王壩村乾旱的坡地的時候。
黃大發曾擔任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平正仡佬族鄉團結村（原草王壩村）黨支部書記。20世紀60年代起，他帶領當地幹部群眾，歷時36年，靠著鋤頭、鋼釺、鐵錘和雙手，硬生生在絕壁上鑿出一條“生命渠”，結束了當地長期缺水的歷史；他還帶領群眾修村路、架電線、“坡改梯”、建學校，改變了當地貧窮落後的面貌。
老人對國旗有著純樸的感情。這次來北京，他更是堅定地要去天安門廣場上看升國旗儀式。在往返北京的飛機上，黃大發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祖國的山山水水。“作為共產黨員，我感到十分光榮。”黃大發高興地說。
退休老人羅文極：第一張全家福在天安門拍攝
△1981年，羅文極一家拍下第一張全家福。
羅文極1973年來到北京開始從事市政建設工作。40餘年來他見證了北京城的巨大變化。1981年，他和妻子女兒在天安門拍下第一張全家福。他說，自己每年都要去天安門留影。“在天安門拍照，每年留下來的不僅僅是一張照片，還是一個美好的記憶。”
羅文極出生於廣西大山深處，18歲他參加解放軍。與共和國同齡的他對北京，對天安門充滿了嚮往之心。1973年他來到北京市政工程局工作。突如其來的驚喜讓這位從大山裡出來的孩子，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投入到北京的建設中去。如今羅文極已經退休，相冊中和天安門合影的照片他始終保存著。
1973年，羅文極來到北京，在北京城建工程局工作幾個月後，他終於擠出半天時間，坐公交車來到天安門，第一次看到天安門心情很是激動，圍著廣場走了好幾個來回，看到廣場上有拍紀念照的，於是就掏出幾毛錢拍照，攝影師讓他站好了，按下快門。從這天起他就有一個願望，每到國慶節時，他都要來天安門前留個影。
1981年，他的老媽從廣西大山深處來到北京。下火車休息一天，老人家就在兒子陪同下來到天安門前，第一次看到天安門，老人家很激動，操著壯語告訴兒子，真漂亮，真寬敞。老人家還身著壯族服飾拍下一張照片。回家後，老人家把沖洗出來的照片全都拿走了，為的是讓村裡人都看看她來過北京，在天安門前留影了。同年，他們的寶貝女兒羅印被他們夫妻抱著來到天安門，拍下了第一張全家合影。
老媽回到家鄉後，村民都知道他在北京的消息，父老兄弟姐妹們都想到北京來，讓這位大侄子，帶著他們去天安門看看，1981年起，他先後接待了好幾撥親戚朋友，一些戰友途經北京時，也讓他帶著去天安門留個影。2006年，寶貝女兒結婚，親戚們從老家趕來祝賀，在他的招待菜單中有一道大家都喜歡的“菜”，那就是去天安門留個影。
1989年國慶節期間，他們全家去天安門廣場，途中看到一個印有天安門巨幅照片的裝飾牆，三口子便停下腳步拿出相機，讓路人幫忙拍下一張背景有天安門照片的合影，對於這張合影，羅文極一直保存著，他認為這張照片拍的好看，值得留念。
攝影師高源：為遊客拍了39年的照片
△高源留存的遊客未領取的照片。
從17歲到56歲，高源在天安門廣場，為遊客拍了39年照片，共計近70萬張。按6寸照片的長度計算，這意味著能繞天安門廣場近40圈。
從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從板正著裝到破洞牛仔，從1個月寄達到1分鐘可取……一張張照片，記錄著天安門和背後的時代變化。
對高源來說，最遺憾的，是上千張遊客的天安門留念照，由於地址寫錯無法寄到、著急跟旅行團走來不及取照等原因，至今無人領取。
他一直在找尋這些照片的主人，也通過微博等方式“尋人”。
“也許遊客一輩子只來過一次天安門，對他們來說，照片意義很大。”高源說，希望能找到他們，歸還照片，做個交代。而無人認領的照片，自己會一直留著。
1979年，高源隨母親所在單位分配工作，到天安門當攝影師。
工作第一年，高源每月工資70元。20世紀90年代左右，月收入上千，“上兩天休兩天，再也找不到這麼好待遇的了，捨不得走。現在是出於喜愛和責任。”
高源說：“自己也沒想過會幹這麼久。晃晃悠悠38年，經過公私合營、私有化、股份制改革等變動，照相館人員陸續走了，現在老師傅就剩下我一個，我打算幹到退休。”
現在，高源每天我都在天安門拍照，拍周圍的人，拍風景。“這是對這個城市和這份職業的感情，我覺得自己不僅是攝影師，更是記錄者，有責任記錄天安門和這裡反映出的時代變化。”
“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都穿黑白灰和綠色的衣服，很板正。後來有了喇叭褲、裙子等，表情也沒那麼嚴肅了。如今，花花綠綠穿啥的都有，尤其是年紀越大的女士，越穿得豔麗。對了，現在小姑娘都穿破洞褲，有點意思。”高源說道，“剛工作時，來拍照的能排兩百米的隊，就是因為照相需先登記地址，憑票照相。為節約時間和成本，有專人裝著膠捲送到長春洗照片，半個月後送回北京，再寄出，承諾一個月內寄到。20世紀90年代後，取照就變成2小時。2005年，數碼相機廣泛使用，半小時就能洗出來，現在是1分鐘。”
在攝影經歷中，有太多令高源記憶深刻的遊客和故事。“2016年國慶節，下著小雨，一個河南老兵，讓我給他拍照。那天剛好是他的生日，70多歲了，第一次來天安門，買的站票，從縣裡趕來。他拿出一套很整齊的軍裝，穿在身上，特別有年代感，我當時也被感動了。還有一個盲人流浪漢，第一次來是冬天，穿著軍大衣，有些破舊，雙手推著自行車，馱著被褥等行李。他照相時用白布把日期貼在衣服右上角。給錢時，全是一角一角的硬幣和皺巴巴的紙幣。今年又來了，我沒要錢。此外就是一些老夫婦。有一對來我這裡照相16次，每次都在同一地點照，他們說留個紀念，年年都來。還有一對來自雲南的夫婦，為紀念結婚50年，手捧老式結婚證在天安門前照相。”（綜合來源：新華網 白瀛/文、《人民日報》申智林 丁思江/文、《北京青年報》李強/文、《新京報》趙蕾 王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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