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魏蜀吳都曾經歷過新老接替，由於國家尚未完成統一，外部有鄰國虎視眈眈，因此，三國內部都毫無意外的選擇了輔政大臣，輔助幼主上馬之前送一程。魏國先後有司馬懿、曹爽等輔政，蜀國有諸葛亮，同樣，在吳國，孫權死後，選擇諸葛恪、孫峻、滕胤輔政。
魏蜀吳三國輔政，其結果也各自不同，輔政大臣的命運也是天壤之別，但有一件事，各國之間都是出奇的一致，就是強化輔政大臣的權威，集中權力，應付內外各種複雜局面，這種做法本身沒問題，但權力本身就是雙刃劍，權力運作自有其自身規律，有時候單憑掌權者自身是無法左右的。
輔政大臣的設置，本身就是為了維護政治格局的平衡，絕非是一項簡單的人事任命而已。比如在魏國，曹丕代漢以後，為了防止外藩過於強大，對中央構成威脅，導致西漢七國之亂的重現，所以一開始就抑制宗室，處處防範。
魏明帝曹叡駕崩之時，以司馬懿為首的士族力量崛起，為了防止一家獨大，遂刻意安排宗室曹爽共同輔政，奈何曹爽自己不爭氣，加上宗室勢力根本無法制衡司馬懿父子，最終導致曹魏被取代。
再看蜀漢方面，諸葛亮為首的荊州系和以李嚴為首的蜀地本土派兩股力量，也一直明爭暗鬥。
至於孫吳方面，孫權臨死之時，安排的三個大臣，其實是宗室、外來勢力和本土勢力三股人馬的平衡而已。然而，三方勢力都想從中脫穎而出，很快三駕馬車就出現了問題。
首先是諸葛恪，諸葛恪從小就非常聰明，有神童之美譽，又有父親諸葛瑾巨大聲望庇廕，所以入仕以來，可謂官運亨通，甚至自詡諸葛亮。不過，諸葛恪確實也表現出了非凡的一面，比如收服山越。山越之人，居於丹陽群山之間，出山為盜賊，入山化無形，自漢朝以來，就是當地一大隱患，令地方政府頭疼不已。
對於征服山越，絕大多數人都不看好，就是諸葛瑾也對兒子持保留意見，認為出征山越，無疑是自找麻煩，弄不好還會給家族招來禍患。就這樣一個老大難問題，諸葛恪出面平定收服了，而且將山越人引導出山，從中選拔精壯之人，組建了一直四萬人的軍隊，著實令人刮目相看。孫權拜諸葛恪為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孫權臨死，兒子孫亮年幼，必然要託孤於重臣，群臣都屬意諸葛恪。對於諸葛恪，孫權還是有所顧慮的，認為其人太過於剛愎自用，託孤之人必須有威望、有能力，還要善於團結多數人，而不是一味依靠威權，諸葛恪能否做到，孫權心裡沒底。
但最終孫權還是同意了，任命諸葛恪為輔政大臣。
孫亮即位之初，諸葛恪的工作還是乾的有聲有色、可圈可點。孫權晚年猜忌之心很重，搞特務政治，到處安插耳目，刺探民意，搞得民間很緊張，諸葛恪一上臺，就罷免了這項苛政，緊接著，對老百姓不斷送大禮包，減免歷年拖欠的賦稅。每一項措施，都使得吳國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民間幸福指數不斷攀升，而與之伴隨的是，諸葛恪的民意支持度也水隨船高，節節攀升。
對於諸葛恪的做法，老百姓贊成，但在沒有選票的封建社會，對於諸葛恪的政治權力的穩固，其實並沒有多大幫助，反而招來不少反對聲。
在同僚們看來，諸葛恪這是拿著朝廷的好處，在給自己收買人心，施恩也是皇帝的事，諸葛恪這樣做，往重裡說，有不臣之心。
其實，諸葛恪心理也清楚，朝堂上對他不滿的人，大有人在，古往今來，要處理好這種局面，最好的辦法，就是發起對外戰爭，轉移內部視線。
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吳建興元年)十一月，吳國與魏國發生東興之戰，結果吳國大勝，魏兵死傷過萬，吳軍繳獲物資無數，吳主孫亮進封諸葛恪為陽都侯，加封丞相、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並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諸葛恪聲望達到頂點。
第二年，諸葛恪又要發起對魏國戰爭，群臣覺得目前國力支撐不起再次發動大戰，故持反對意見者居多，但諸葛恪不聽，一意孤行，最終大敗而歸。
此後，諸葛恪聲望跌落，最終死於孫峻之手。
表面上看，諸葛恪死於自己剛愎自用的性格，但其背後的原因，恐怕遠非如此簡單。諸葛恪失敗，其實是吳國內部三股勢力的較量的結果，早在吳國建立之初，有南遷士人、孫吳皇室、江南士族三股力量，前期，孫吳皇室主要倚重南遷士人，抑制江南士族，但至孫權死前，孫吳朝廷基本實現了本土化，也就是更倚重江東士族，這也是為何孫權臨死前對任命諸葛恪存有猶豫之心，因為諸葛恪代表的正是南遷士人的利益。
兩者之間的利益，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處於相似境地，蜀國諸葛亮也是同樣不斷髮動對魏國戰爭，來轉移內部矛盾，但是諸葛恪無論個人聲望還是真實能力，都無法和諸葛亮比，所以他一旦對外戰爭失敗，身敗名裂也是遲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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