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包玉剛，一見面就說：“包先生，你當世界船王，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此前兩年，包玉剛被美國《新聞週刊》評選為新一代“世界船王”，一代傳奇揭幕。
1984年，鄧小平說，要把全世界“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他先後7次會見包玉剛，看中的是包的地域背景。
這名寧波籍富商，1949年移居香港，時隔30年，回到大陸投資飯店，在家鄉創辦大學。
3年前，2015年，包玉剛的長女包陪慶接受媒體採訪說：“很可惜，父親沒看到今天的中國，不然，他一定會感到驕傲。”
包陪慶目前是全國政協委員。
時移世易，當年明月照我還。
▲鄧小平會見包玉剛及其女兒包陪慶。
1
歷史上，浙江地區誕生過三大商幫。新時期，他們被統稱為“浙商”（浙江商幫）。
多年來，浙商一直是當仁不讓的“中國第一商幫”，勢頭強勁，蓋過廣東商幫。
浙商中最早發跡的一個群體，是龍游商幫。
龍游縣，在浙江西部山區，屬衢州市。如今早已泯然眾縣之中，毫不顯眼。但在明請兩代，從這裡走出來的商人，無遠弗屆，被稱為“遍地龍游”。
即便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不得不佩服這樣一個神奇的商幫。他們在與晉商、徽商爭雄商界之時，起點其實比人家低了很多——龍游商幫，要政治背景沒政治背景，要宗族勢力沒宗族勢力——傳統生意的兩套護身符，一套都不沾邊。
先後天的雙重劣勢，反而讓龍游商人練就了一身經商的硬本領。
當你發現啥都靠不住的時候，自我的小宇宙就會全面被激發出來。
龍游商人的主要經營業務之一，是做珠寶古董交易。這個行當，水深利潤高，進入門檻也高，不僅要有較高的文化和鑑定水平，關鍵還要結交王公貴族等潛在客戶圈子。
此外，還要防偷防盜防打劫。
明朝人王士性認識一些龍游珠寶商。這些珠寶商，基本都是單獨行動，一人帶上價值不菲的明珠、寶石，或藏在敗絮裡，或偽造成巨疽，藏在膏藥內等等。
所以，在晚明，看到一個衣衫襤褸，或身上長疽的流浪漢，他可能是富比陶朱公的龍游珠寶商哦。
想想真是既噁心，又為他們高妙的偽裝術叫絕。
這種偽裝術，對於經商環境的超強適應力，給後來的浙商群體打下了能夠應對複雜政治環境的真疫苗。
▲龍游商幫以歷史展覽形式存在，但精神傳了下來。
2
1843年11月，上海開埠。浙江湖州劉記絲行的老闆劉鏞首先走進上海，直接與外國買辦做起交易。
浙江的生絲從以前走廣州出口，到現在走上海出口，運費成本銳減，出口價跟著急劇下降，但來自湖州的絲商卻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這就叫，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1876年前後，湖州商人達到鼎盛時刻。
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動物的形體來形容他們的財富。財富超過100萬兩銀子的是象，50萬到100萬兩的是牛，30萬到50萬兩的是狗。
其中，湖州商幫“四象”之首，即首富，正是自學外語、勇闖上海的劉鏞。他的家族，與張氏、龐氏、顧氏家族，合稱“四象”，是江南財富的四大家族。
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僅僅因為踩中了上海開埠的鼓點，佔據地理優勢的湖州商幫的財富就呈百倍千倍級增長。
湖州商人發現躺著都能賺大錢的時候，他們的資金在尋找更大的風口。
最後，他們盯上了上海及其周邊的房地產。
一時間，大大小小的絲商，搖身變成滬上的炒房客。劉鏞家族中，僅第四房在上海就擁有700多棟房屋，月房租收入5萬元以上。
歷史告訴我們，房地產跟朝代更替一樣，也是存在週期律的。
當地價狂跌的時候，坐擁千萬房產的湖州富商群體再也坐不住了，很多人宣告破產。而他們賴以發家的主業——生絲貿易，隨著日本蠶絲的崛起，和人造絲的面世，也早被衝擊得七零八落。
從富可敵國到全面衰落，湖州商幫大概也就輝煌了兩代人的時間。
劉鏞曾介紹他的經商秘訣，有且僅有兩條：一是官府裡要有人，二是後代要讀點書。
▲湖州商幫的扛把子劉鏞。
3
湖州商幫鎩羽而歸之時，一個寧波人反向操作。他在上海蘇州河北岸，買下大片地皮。
有個地皮商笑他發神經，買這種荒僻冷落的地方撐市面，是把銀子往黃浦江裡扔。
熬過了低潮期，地價又開始突突大漲。於是，他變賣這塊地皮，把錢拿去投資實業，盤下了一家英資輪船公司。
這個寧波人，就是被稱為“上海第一聞人”的虞洽卿。
寧波商幫是中國十大商幫中崛起最晚的，大概形成於明末清初，鼎盛於晚清民國。
清朝滅亡後，其他商幫紛紛衰亡，只有寧波幫成功實現了轉型，從傳統的沙船業、錢莊業，轉向輪船業、銀行業。
當時，寧波商幫在上海、天津等一線城市，和廣東商幫爭“第一商幫”，佔據了上風。
19世紀以來，上海的廣東人約有二三十萬。而寧波人在上海的人口，20世紀初約為100萬人。
寧波人一罷工，能讓整個上海癱瘓。法國人曾經企圖佔用寧波同鄉會的墓地，寧波籍商業精英號召罷工罷市，連洋人家裡僱傭的寧波廚子、保姆都響應。法國租界徹底玩不轉了，不得不讓步。
此時，虞洽卿已經嶄露頭角，是一個能量不可小覷的商業領袖和社會活動家。
他原本只是上海一家顏料坊的學徒，在工作之餘，每天晚上堅持到夜校學習外語。為了提高口語能力，他利用節假日到城隍廟、張園等場所，為外國人做導遊和導購。
憑藉這一點，他跳槽到了洋行，從跑街升至買辦，還躋身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華董，一躍成為浙江財團後起之秀和扛把子。
▲虞洽卿一度是寧波商幫的頭號人物。
4
作為商業領袖，不僅要有投資行業的本領，還要有投資政治的眼光。
馮侖說，100年來，中國企業家裡面，政商關係搞得最成功的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虞洽卿。
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最佳選擇有兩條：一是要擇高處立，只有最高當權者才能成為商業帝國的庇護者；二是要同心同德，先講給予，後講（甚至不講）回報。
早在1920年，蔣介石還是革命小將的時候，虞洽卿等江浙財閥就相中了他。
蔣介石當時參與上海證券投機失敗，尋死覓活，虞洽卿出面給了他6萬元，填了窟窿。
1926年7月，北伐戰爭打響後，中國的企業家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繼續撐北京政府，要麼轉頭撐南方革命勢力。
此時，蔣介石與江浙財團也在互相試探。
1927年1月，蔣介石派人與浙江籍銀行家錢新之、江蘇籍銀行家陳光甫聯繫，爭取支持。
沒過多久，錢新之與陳光甫向蔣介石提供了50萬元借款。
數額不大，但給江浙資本家中形成了一種跟投的政治導向。
後來擔任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的夏晉熊回憶說，蔣介石親信徐桴兩次對錢新之表示，老兄和光甫的50萬，數額雖不算太大，但解決了總司令的年關急需，所以總司令很滿意，一直把這一筆借款記在心裡，幾次說起要報答兩位。
事實證明，錢新之在這場政治賭博中，贏了。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錢新之收穫財政部次長一職。由於部長未在南京，錢新之成為實際上的一把手。
這筆投資，堪稱回報豐厚。
▲錢新之，浙江湖州人，亦官亦商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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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洽卿很快跟進，但他選擇了與錢新之不同的道路。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挺進上海，當天就召見虞洽卿，商議籌餉事宜。席間，蔣介石意欲許諾財政部部長一職給虞洽卿，虞洽卿以“在商言商”為由婉拒了。
第二天，虞洽卿等在滬富商巨賈結隊去見蔣介石。蔣介石投桃報李，發表答謝詞說，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立功了，你們不用擔心勞資關係問題，我會很快頒佈保商條例。
得此保證後，江浙財團為蔣介石提供了近700萬元的經費。
虞洽卿說過，商人不問政治，無以把握商業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則會被時政所害。
他與蔣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為了維護浙江財團的利益和個人經商的便利，進退有據，從不貪圖一官半職。他唯一接受的正式政府職務，是由蔣介石親自圈定的中央銀行監事。
以虞洽卿、錢新之為代表的浙江財團，通過投資蔣介石，實現金融資本對政治的干預，反過來促進了浙江幫的繁盛。
1931年底，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後，出現了江浙財團與廣東財團的鬥法。結果，孫科政權30天垮臺，廣東幫落敗，江浙財團至此牢牢把控了民國財政命脈。
1936年西安事變，錢新之等人急發電報給張學良，說願以自己替換蔣介石做人質。
商人終歸只能是商人，在這種不對等博弈中，身價輕賤，張學良顯然看不上。
▲杜月笙家族祠堂落成合影，後排右二為虞洽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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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表態和站隊，顯然是真的——一定要與最高當權者共進退。
必要時，為了國家，毀掉自己苦心經營的商業帝國，也應在所不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虞洽卿立即宣佈與日本經濟斷交。
1938年，上海淪陷後，日本海軍服務部逼迫虞洽卿一起辦航運。虞洽卿在報紙上公開答覆，嚴詞拒絕。
為抵禦日艦入川，他義無反顧地將獨資的三北輪埠公司旗下12條輪船沉入長江。
他堅決抵制出任日方主導的偽上海特別市長，對人說：“人生在世，百樣事可做，唯獨秦檜不可做。”
1941年3月，汪偽政權放言，虞洽卿再不配合，就將採取行動。在此情況下，虞洽卿果斷放棄了自己在滬經營多年的龐大實業，前往重慶。
在重慶，他開啟二次創業，開發滇緬公路貨運，向國內搶運戰略物資和生活必需品。抗戰救國，經商致富，兩不誤。
1945年4月，虞洽卿病逝，享年78歲。重病之中，他給子女留下遺言：“銅鈿銀子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捐黃金1000兩，用於抗戰。”
追悼會上，蔣介石送了花圈，國民政府送了匾額，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代表參加弔唁。
做生意到了這種境界，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寧波幫博物館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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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過幾年，鼎盛的寧波幫又要面臨選擇。選擇，可能是機會，也可能是其他。
1947年，香港地價低廉，寧波籍商人王寬誠，在新界大量購進土地，建造了幾十幢高樓住宅。
兩年後，大批達官闊佬湧進香港。王寬誠待價而沽，靠房地產發了大財。這又是一個房地產週期律的故事。
此時，很多人擔心大軍會一舉解放香港，市場信心崩潰，港幣大幅貶值。王寬誠則大量買進港幣。
很快局勢穩定下來，港幣升值。王寬誠低進高拋，又狠賺了一筆。
這兩撥操作，使他一下子躍升為億萬富翁，轟動全港。
每一步，都踩著政治與人心的鼓點。
另一位寧波幫的巨鱷劉鴻生，選擇去了又回。上海解放前，他一度跑到香港，1949年10月又由香港回來。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運動爆發，劉鴻生在工商界中帶頭捐獻飛機、大炮。
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發佈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劉鴻生表示，自己的企業要爭取第一批申請公私合營。
當時，劉鴻生是中國僅次於榮氏家族的最富有企業家。1956年初，他在各地價值2000餘萬元的企業全部實現公私合營。
同年10月，劉鴻生在上海逝世。
錢新之則選擇了一去不回。
新中國成立後，交通銀行董事會中，仍然保留了錢新之的董事席位，但他終於未回大陸，去了臺灣。
時代車輪滾滾，浙商的重新崛起，已是近40年的事。
浙商的新一代領袖馬雲說，他要做一家102年的公司。
102年，窺諸過往，猶如轉瞬之間。但對一個企業家，對一家公司而言，卻很長很長，長到中間會發生什麼，誰也預計不到。
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但終歸有比生意更難做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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