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知而行

千古第一絕唱——秦孝公和公孫鞅的一世情緣

前362年，秦獻公嬴師隰（讀如席）逝世，子嬴渠梁繼位，是為孝公，昭示著一個大時代的到來。

中原各國，一向把秦國視為蠻族部落，各種國際會議，一向拒絕秦國參加。孝公深以為恥，決心整頓內政，提高文化水準，追求強大。

前361年，孝公發佈招賢令：

從前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名嬴任好）勵精圖治，在東方幫助晉國削平內亂，在西方稱霸夷狄，地廣千里，天子封為盟主，各國國君都來祝賀，開闢後世萬年基業。不幸出現一連串不肖的國君，厲公（十七任嬴刺）、躁公（十八任，名不詳）、簡公（二十一任嬴悼子）、出公（二十三任，名不詳），國家動亂，無力顧及外事（原文：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於是，晉國佔領我們河西領土（陝西省合陽縣、大荔縣一帶，魏長城至黃河之間），使我們丟臉。我父親獻公即位，把首府遷到櫟陽（櫟讀如閱，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準備東征，收復失地，復興當年聲勢。可惜壯志未酬即與世長辭，每一思及，萬分痛心。現在我們公開徵聘賢才，無論是本國人民，或外國賓客，只要有謀略可以使秦國強大，我願任命他當高官，分封采邑。

衣賜履說：招賢令不長，但很有分量，很有可信度。為什麼？儘管到了二十一世紀，現代人號稱可以實事求是地看問題，但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請問有哪個現代人可以拍著胸脯說自己的祖先很愚蠢的？而孝公在向天下發出的公文中點名道姓說自己的一大堆祖宗都是廢物，一方面是秦本落後，還算樸實；另一方面說明，孝公內心的確煎熬，是真的想招攬人才，振興國家。

消息一出，傳遍各國，衛國人公孫鞅立即西來。公孫鞅即後世所熟知的商鞅，因是衛國人，也被稱為衛鞅，之後變法立大功，秦王將其封到商於地區，才被後人稱為商鞅。此時，公孫鞅在魏國宰相府充當一名職員，他喜歡研究法律，愛好秩序，篤信法家學派學說，遂成一代法家鉅子。宰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幹，打算向魏王推薦，但卻害病在床（前362年，公叔痤被秦軍俘虜，現在卻在本國生病，不知什麼情況）。國君魏惠王魏罃（讀如英，和齊威王論寶的那位）前來探病，見公叔痤奄奄一息，十分悲痛，說，人的壽命上天註定，有誰能不死？然而你大去之後，國家大事，我跟誰磋商？公叔痤說，宰相府裡有個中庶子（隨從官）叫公孫鞅，年輕有奇才，盼望你能信任他，把國家交給他治理。惠王大吃一驚，把國家交給一個從不認識，而且地位卑微的年輕人，這是開的哪門子的玩笑！公叔痤又說，如果你不能用他，那麼，請馬上把他殺掉，別教他離境，否則投奔別的國家，魏國必有後患。惠王聽到此，又是一呆，支吾幾句，起身告辭。公叔痤把公孫鞅找來說，對不起，我是國家宰相，必須以國家利益為先，所以先勸魏王或用你、或殺你，然後再告訴你，我看用你的可能性不大，請你快點逃走吧！公孫鞅說，大王既然不能聽你的話用我，又怎麼能聽你的話殺我？魏惠王出了宰相府之後，對左右說，宰相病得不輕，尤其是腦子壞了，一會兒教我用公孫鞅當宰相，一會兒又教我殺掉公孫鞅，恐怕宰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吧！

衣賜履說：這一段，《史記》、《通鑑》上記得都差不多，最主要就是魏王不用商鞅，但也沒有按公叔痤的建議殺掉商鞅。我個人覺得商鞅在此表現有些託大，有兩種可能，一是為了說明商鞅牛逼，故意編出這一個故事來印證他高度的智慧，其實商鞅早就跑了；一是魏惠王不是一個殘忍的人，商鞅瞭解其個性才判斷魏王不會殺他。

另，有時看古人起名字真有意思。商湯名子天乙，商紂名子受辛，咱們說帝王喜歡用干支起名也就罷了。這個公叔痤，痤是小包，可能是臉上長的，也可能是地面上的小土包，用在名字上不知什麼道理。後面還會碰到很多怪名，到時我們撿有意思的講一講。

公孫鞅到了秦國，通過宦官景監的推薦，晉見秦孝公，提出富國強兵的具體方案，孝公大喜，要求公孫鞅負責執行。

衣賜履說：《史記》中記載公孫鞅與孝公談了三次，第一次談帝道，第二次談王道，孝公都不感興趣，第三次談霸道，孝公立即不打哈欠了，精神超好，連談三天三夜，云云。估計兌有水分在裡面。

前359年，公孫鞅獲得了孝公的絕對信任，於是大刀闊斧變法革新，但立即受到貴族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前361年君臣見面，前359年才開始改革，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為什麼，估計是在為改革做各項準備，到了本年，正式開始實施）。

公孫鞅說，就普通人而言，面對一項重要突破，開始時他不可能會熱心投入。可是等到豐富的成果呈現出來，他一定歡天喜地。真正有高貴品格的人，絕不隨波逐流，建立不世功業的人，也絕不去徵求每一個人的意見。所以，聖人們認為，只要可以使國家獲益，不一定要遵守傳統。

大臣甘龍反對說，恐怕不見得，遵循傳統的風俗習慣，依照傳統的法令規章，處理國事，官員們可以勝任愉快，人民也不致騷動。

公孫鞅說，普通人習慣於他們所習慣的那種生活方式，而專家學者們的見解，往往侷限於他自己專業的那個狹小的知識領域。這兩種人，教他們在他們的位置上，遵照規定，處理刻板事務，是上等人選。但不能跟他們討論大計方針、政綱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實踐執行。賢明的人變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現狀，死也不放。

孝公毅然說，公孫鞅說的對。於是，任命公孫鞅為第十一級官左庶長。

注：秦國官階共二十級：最高一級徹侯，二級關內侯，三級大庶長、四級駟車庶長、五級大上造（大良造）、六級少上造、七級右更、八級中更、九級左更、十級右庶長、十一級左庶長、十二級五大夫、十三級公乘、十四級公大夫、十五級官大夫、十六級大夫、十七級不更、十八級簪嫋（讀如贊【陰平】鳥）、十九級上造、二十級公士。自三級大庶長到十一級左庶長比九部部長；十二級五大夫到十六級大夫，都是軍中文職人員；十七級不更到最低二十級公士，都是士卒。

衣賜履說：我理解，此為官階或爵位級別，類似現在說的國級、省部級、司局級等，但並不是實際職務，無實權，故公孫鞅初入仕即為十一級左庶長，級別很高，但如要變法，還得需要實際官職，就如同現代軍隊中，軍長是正軍級，有些唱歌跳舞的演員也是正軍級，但實際權力區別很大。公孫鞅升至五級大良造後被車裂。秦始皇到泰山封了一棵老樹為五大夫，相當於那棵樹享受秦政府十二級待遇，套現在應該是文職幹部，呵呵。

於是，公孫鞅甩開膀子實施變法，主要內容為：

v 組織民眾，十家編成一組，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家連坐。

v 鼓勵告密，檢舉犯罪的告密者，跟上陣殺敵同一功勳。

v 知情不報或掩護犯罪的，跟陣前降敵者同一處罰。

v 建立軍功的，依照等級，接受上賞。

v 不訴諸政府而自相鬥毆的，按情節輕重處分。

v 在自己專業的崗位上，努力工作，農夫農婦，從事耕種紡織，而有超額生產的，免除他們的賦稅。

v 從事蠅頭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懶惰而陷於貧窮的，全家沒收，男當奴隸、女當婢僕。

v 皇親國戚，如果不在戰場上獻身，一律排除於皇親國戚之外。

v 爵位官級，有一定的高下尊卑和一定的升遷順序，分配給跟身份相當的田莊、奴僕婢女和衣服器物。

v 對國家有功勳的，賜給他榮耀；沒有功勳的富有人家，即令錢再多，也沒有光彩。

衣賜履說：公孫鞅變法，當然不可能就這麼幾條，而且他當權二十餘年間，還在不斷推出新法。不過，我們僅從這幾條就可以看出，儘管自公孫鞅變法開始，秦國走向強大，並且一統天下，但秦法嚴苛可見一斑。就我的理解，把萬惡的連坐制度以法的形式公然實行，始於公孫鞅，此法一出，幾千年來不知有多少冤魂飄在半空中，如果能吃公孫鞅的肉，他們一定一人一口撕碎他。鼓勵告密，只此一條，中華民族的許多優秀品質立即會蕩然無存，所有人與所有人為敵，所有人是所有人的監督者，人民生存在一個可怕的國度。農夫農婦超額生產的免賦，商人工匠懶惰而致貧的，男奴女婢。我幾乎已經看見，有多少惡吏害得小民家破人亡！然而，就是這一套東西，使得秦帝國在百年間勃然興起，真是歷史的弔詭。後世太多的人崇尚商鞅，當代有作家出了一套書叫《大秦帝國》，前兩冊都是寫商鞅的，把他塑造成一個悲天憫人的殉道者，甚至把其在渭河上殺掉成百上千反對變法的百姓、染紅渭水的殘暴之舉，也都給出合情合理、有大慈悲心的解釋，我以為就太過了。

公孫鞅擔心人民不相信法令，於是就發生了婦孺皆知的“徙木立信”。在首府櫟陽南門，豎立一根三丈長的木杆，宣稱：誰把它扛到北門，就給十金（二百四十兩黃金，實際應為銅）的報酬。大家覺得搞笑，沒人當回事兒。於是，公孫鞅把十金提升到五十金（一千二百兩），有個傢伙想，不就扛個木棍嗎，死不了人的，於是他把木杆扛到了北門，結果真的得到五十金。所有其他人目瞪口呆，真沒想到政府也能說實話！於是，下令變法。

變法開始後一年有餘，秦國各地人民紛紛前往首府櫟陽，向政府控訴新法弊端的數以千計。正在民怨沸騰、輿論譁然時，太子嬴駟觸犯新法，這是變法成敗的關鍵，也是秦國興衰的關鍵，全國人都屏聲靜息，嚴密注視公孫鞅的反應（估計等著看笑話的人得一大半）。公孫鞅態度堅決，說，法令所以喪失尊嚴，主要的是高階層權勢人物破壞它。太子是王儲，也是國君的合法繼承人，不能使他接受刑罰，但那些有責任教導太子應當守法的人，必須承擔責任。於是逮捕太子師傅嬴虔，施以劓刑（讀如義，割去鼻子）；對逮捕皇家教師公孫賈，施以黥刑（讀如晴，在臉上刺字）。雷霆般的措施，震驚全國。此後，秦國人立刻守法唯謹，再沒有人敢憑藉財富或權勢，行險僥倖。十年之間，秦國一躍而成為強盛國家，路上沒有小偷，山上沒有強盜，不小心遺失的東西，沒人去撿。人民勇於從軍作戰，不再自相械鬥。村落城鎮，一派清平。當初攻擊變法的一些人，轉過來讚揚變法。公孫鞅說，他們正是亂法小民。全都放逐到荒遠邊陲。從此，秦國人民沒有人敢再議論法令的是非。

衣賜履說：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說法，但實際上小民永遠是刀俎上的魚肉，永遠左右不了自己的命運，當權者仁慈一點，小民好過一點；當權者兇悍一點，小民家破人亡。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環境，往往是人人自危的環境，不敢說話的環境，目不斜視的環境，軍隊戰鬥力的增強，很可能是被壓抑的情緒只能在戰場上發洩罷了。試想，路上掉顆白菜，為何不送到官家，或者送到伍長、拾長家裡，丟了白菜的人到專門地方去取不是更好？我們只能推斷，小民想撿也不敢撿，只要一撿，立即有無數的人衝向官府去告密，結局恐怕不是受刑就是放逐。短短一段話，表明了秦國的崛起，暗含著小民的血淚。

前352年，秦孝公命公孫鞅率軍攻擊魏國，此前公孫鞅的爵位已升至大良造，前351年，公孫鞅包圍魏國固陽（今地不詳），固陽城投降。前350年，秦國在咸陽築城，並興建宮殿，從櫟陽遷都咸陽。

公孫鞅下令：嚴禁人民父母兄弟姐妹兒媳同住一室（中國北方天寒，冬天賴火炕取暖，一家男女老幼，擠在一個大炕上睡覺。其實到了今天，東北地區還存在這種現象，我理解是生存環境使然，不能簡單定性為愚昧不知廉恥），把若干村落集結成為一縣，設縣令、縣丞。經組合後，秦國共有三十一縣。廢除井田制度，剷除阡陌。制定新度量衡，統一全國鬥、斛、丈、尺。

前348年，公孫鞅頒佈新賦稅法。

前340年，公孫鞅對秦孝公說，秦國和魏國互相是對方的心腹之患，如果魏國不能併吞秦國，秦國就會併吞魏國。為什麼呢？在於魏國過於強大，它位於萬山（指山西省南部諸山）之西，首府建於安邑，西面跟秦國以黃河為界，東面獨佔山東（崤山以東）的利益。強盛的時候，向西侵略秦國，衰弱的時候，東方廣漠平原，由它享受。幸而秦國託天之福，由你主持國政，國勢蒸蒸日上。魏國卻連年被齊國擊敗（此時已發生田忌、孫臏圍魏救趙之事，為講述的連續性，我們直接把商鞅的事講完，後面再述魏、趙、齊之間的戰事），其屬國紛紛脫離。我們最好利用這個機會，向它進攻。魏國新敗之餘，必然不能支持，它唯一的一條路只有把首府向東遷移，那麼秦國橫跨黃河，憑藉山川形勢，可以控制東方的廣大封國群，這是天子大業。

孝公心動，下令公孫鞅向魏國發動攻擊。魏國任命貴族魏卬（讀如昂）率軍抵禦。兩軍對陣，公孫鞅派人給魏卬送信說，從前，我在魏國的時候，我們是好朋友，而今我們卻成了敵對的兩軍統帥，雖然是奉國君的嚴令，但我內心並不願掀起這場戰爭。我盼望跟你見面談談，用和平手段來解決兩國之間的糾紛，然後舉杯痛飲，各自班師，使兩國人民都得平安。魏卬覺得有理，就親自出席會議。二人相見，把臂言歡，指天盟誓：兩國永為兄弟之國。可是等盟誓完畢，共同參加酒會時，就在盛大的筵席上，公孫鞅發動伏兵，生擒魏卬，秦軍乘勢向魏軍攻擊，魏軍崩潰。

魏惠王得到報告，心膽俱裂，派使節到秦國表示願獻出河西地區，請求和解。魏國的河西既失，黃河險要，為兩國共有，首府安邑完全暴露，只好遷都大梁（河南省開封市，開封為十一朝古都，夏、魏、後梁、後晉、後漢、後周、遼、北宋、齊、金、韓宋，信史時代作為都城始於魏）。魏惠王嘆息說，我恨我不聽公叔痤的話！

衣賜履說：商鞅為了戰勝魏軍而使詐，僅從軍事角度來看，得到巨大的實質利益，但從人品來看，則商鞅必屬小人之列。指天畫地的誓言尚在耳邊迴響，立即違背誓言。尤其是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使得道德品質在利益面前毫無招架之功。魏卬固然愚蠢，但商鞅實在品格低下。我們只能認為，此人做事，欲達目的，一定是不擇手段。變法十幾年來，國力強盛，但被其害過的人，一定不計其數，埋下了身死為天下笑的伏筆。1945年，毛主席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雖未阻止內戰的暴發，但如果蔣某效法商鞅，就算被全世界的口水淹沒，然而又會是什麼結局？

孝公把商於地區（西起商邑、陝西省丹鳳縣，東至於邑、河南省西峽縣）十五個城市，封給公孫鞅，號商君（此即後世稱其為商鞅的由來）。

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子嬴駟繼位，為秦惠王。孝公是商鞅的靠山，好比乾隆是和珅的靠山，靠山一倒，小命難保。最初被商鞅懲處過的高官貴族勢必制其於死地。被商鞅割了鼻子的嬴虔，指使黨徒檢舉商鞅謀反，嬴駟下令逮捕。商鞅倉促逃亡，投奔魏國，魏國拒絕其入境，把他遣返秦國。商鞅回到封地商於，集結他的黨徒和民兵，北上攻擊鄭縣（陝西省華縣）。秦國政府派大軍迎戰，把商鞅生擒，施以五馬分屍之刑。商鞅親屬，無論男女老幼，一律誅殺。

衣賜履說：我們可以認定孝公奠定了秦國一統華夏的基礎，如果沒有他和商鞅的一拍即合，沒有他對商鞅始終如一的支持，秦國不但不可能統一天下，甚至在戰國七雄中能不能佔據主要地位也未可知。一個時代的產生，需要許多條件，認可良臣的明君，能力超群的良臣，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活得足夠久的君主。歷朝歷代都有這樣的例子，比如漢武，比如光武，比如康乾。我們一廂情願地希望，昏君最好短命，少掌一天權，國家少昏一些，人民好過一些。可是往往希望無法成為現實，比如明朝的嘉靖、萬曆，不但昏庸無比，而且祖孫兩個都執政半個世紀之久，好端端一個大明朝，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孝公死時剛43歲，以商鞅的政治智慧，我感覺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後路，所以，孝公很可能是暴斃，以致於商鞅還沒來得及想好對策，或者說沒來得及部署，孝公就死了。商鞅逃跑，而不是赴死，說明他自認為不應該被殺，他是冤枉的。於是出逃，但是在秦境無人收留他，跑到魏國又被送回來，於是帶著商於地區的人反秦，然後被俘車裂。我們可以說，商鞅是死於自己制定的法律上的。於是，我們就要問，商鞅冤不冤？估計大家都覺得他冤。那麼，他是冤枉的，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那死在他制定法律之下的成千上萬人，是不是都是死有餘辜呢？我想，恐怕被冤枉的也不在少數吧。從這個角度看，商鞅之死，不冤。

中國歷史上權臣善終的方法無非是兩種，一種是范蠡、張良這樣的，堅決求去，爺不幹了！另外一種就是如王翦、蕭何這樣的，不斷給帝王加深我不想謀反的印象。兩種都比較被動，第二種更甚。但從來沒有人站起來說，我為了國家立了大功，你憑什麼要殺我？沒有，永遠都沒有。再要麼就是真的被逼反了，這下，以前的清白都變成了偽裝，更是百口莫辯。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次變法是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不論功成與否，全是“少君+能臣”的模式。秦孝公20歲，商鞅34歲，蜜月期24年，以孝公逝世宣告結束，商鞅伏誅而法存，此為商鞅幸事；宋神宗20歲，王安石47歲，蜜月期17年，以安石第二次罷相宣告結束，司馬光上臺後新法盡廢，變法慘敗；明神宗10歲，張居正48歲，蜜月期10年，以張居正逝世宣告結束，數年後神宗將一個好端端的“萬曆中興”劃了一個斷崖式的句號，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