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濟學科學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讓世人矚目，且頻頻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鑑於經濟學研究與解決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及其與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關係問題所具有的近科學性，以及P值、經濟模型、心理學、腦科學等科學化工具及其在經濟學研究中的應用，尤其一些誤用或濫用所遭到的質疑和病垢，我們認為經濟學科學化有一個合理的度的邊界，否則會弱化經濟學本質——經濟學思想，而走入誤區。為此，我們討論了經濟學的基礎、近科學性、科學化邊界和創新思維與行為，以促進經濟學及其科學化發展。
關鍵詞：經濟學 研究 科學化 思考
一、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概念
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及其與生態、資源與環境的關係，核心問題是在生態、資源與環境約束下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係，突出表現為價格博弈。為解決發展中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在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經濟學科學化，尤其是數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等科學方法引入是必然的選擇，這是一個共識。但隨著科學化快速發展，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一些高深莫測、令人眼花繚亂和似懂非懂的量化方法、實驗、工具與模型遭到質疑與病垢。
我們認為，在科學化過程中，確實需要諸如價格博弈的方法、工具與模型等，但更需要蘊含經濟思想的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學研究中，無論是規範分析還是實證分析，其基礎都是“概念”，即使計量經濟學研究也是如此。從表面上看，計量經濟學的基礎是在迴歸模型假定下最小二乘法（原理）決定的迴歸方程，但實質上，計量經濟學的基礎往前可以推至概念的提出。
因此，對經濟學研究來說，第一步是 “概念”提出。因為，一是研究任何經濟問題（現象）都是從定性到定量、再由定量回到定性的過程，計量經濟學也不例外；二是一個研究者的中文（母語）水平決定了其研究的天花板，一句話，中文真的很重要。以問題為導向，尤其對複雜的經濟問題的研究都起始於定性分析，研究者需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創新，否則不能解決問題。為此，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往往是創新的起點和關鍵點，包括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這個看似簡單，其實，提出一個準確的、有利於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概念”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正如萬事開頭難。“概念”可能不是一個，其重要性在於瞄準瞭解決問題需要的突破（難）點，以及突破難點需要研究的關鍵內容。如果做到了，則事半功倍，否則難以取得進展或突破，難以解決問題。
第二步是“概念”分類。解決任何複雜的經濟問題，都需要以這個新的“概念”為主線（主題），並把複雜的經濟問題分解分層，每層都以主線構成有序的內在邏輯關係，這就是概念分類，同時把握與認識這個複雜的經濟問題的全集，切忌只瞭解“冰山一角”，並對全集進行劃分，為確定研究內容與創新的關鍵點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三步是“概念”分類關係。分類是否合適？依據研究對象（範圍）、研究目的與研究難點，一方面取決於能否把複雜的經濟問題內在的特徵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取決於能否把複雜的經濟問題內在邏輯關係的結構特徵表達出來。這種結構還可以轉化為主要研究的內容，以及解決難點需要突破的關鍵點，進而形成創新。因此，在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同樣都有“卡脖子”核心技術問題。這裡“卡”是指在研究與應用進展中需要突破長期存在且難以解決的“瓶頸”，即現有的理論與方法都無能為力，唯有創新才能解決這個“瓶頸”。
第四步是“概念”測度。 對“概念”的測度表明這個“概念”具有數量特徵，是由定性到定量的基礎，也是計量經濟學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某個“概念”可能有一個或幾個數值特徵，表現為實數或自然數或數量級或序數；另一方面，可能有的“概念”沒有數量特徵，但有性質不同的差異，表現為分類的性質。此時，也可以引入示性函數或專家打分，將其數量化表示。
第五步是數量標誌或指標。對應“概念”的測度，表現為指標或標誌。在統計學中，根據研究內容和目的，某一經濟問題（現象）可構成一個由個體組成的（統計）總體。基於研究目的，對所選擇的反映經濟問題的總體指標，需要對個體的特徵（標誌）進行分析，並建立起它們與總體指標的生成邏輯關係。這裡，指標包括數量指標和質量指標，標誌包括數量標誌與品質標誌。品質標誌的表現可以轉化為示性變量或一組二態變量。
第六步是數量標誌或指標關係分析。數量標誌，包括示性變量通過簡單（對應未分組資料或信息完全或標誌值作用等同性）或加權（對應分組資料或信息不完全或標誌值作用非等同性）加總就可以獲得數量指標，進而依據概念關係，通過必要的計算獲得質量指標。對品質標誌，通過分類後計算可以獲得結構（質量）指標。指標之間的關係有三種：一是概念關係的等式，二是基於抽樣理論的推斷估計，三是基於業務或經驗認知的估算。推斷估計與估算的差異在於，前者可以給出誤差公式，而後者無法給出誤差公式。
第七步是建立模型。基於經濟理論或業務知識，或基於因果關係，應用最小二乘原理建立模型，以及其他模型或模型體系。這才是計量經濟學模型特徵的開始。為此，我們需要前面的六步。這足以說明計量經濟學基礎延伸到概念的重要性。之所以有人誤用模型往往是前六步出錯造成的。
上述第一步至第七步，構成計量經濟學科學化的全過程。如果前六步中有任何問題，哪怕是一點瑕疵，最後的模型，即使通過檢驗，都是沒有意義的。當然，第七步本身也是至關重要的，做好了，則錦上添花，否則功虧一簣。
事實告訴我們，在應用計量經濟學模型研究中，常常犯概念和模型兩類錯誤，且前者的概率是很大的，往往被忽視。這個“概念”看似最不起眼，但起基礎而關鍵的作用。
我們認為，在研究中能否提出一個有價值的“概念”，取決於研究者對相關理論及其認識、對所研究問題認識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對該問題過去、現狀與未來的把握。但中文（母語）能力與水平很重要，經驗告訴我們，它是研究工作者取得顯著成就的天花板。2018年5月，國際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分別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清華大學和南京外國語學校，與師生分享了他做學問的經驗。他認為，做大學問必須要有激盪性情的種子，才能夠看得遠。丘成桐教授用親身經歷的事實，說明了中華歷史、文化與文學修養與底蘊對成就大師的重要性。這也道出了當代出不了大師的緣由之一。固然大師出現離不開時代的知識積累、文化環境，但中華歷史、文化與文學修養與底蘊短缺或不足，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需要我們從中分析，吸取教訓。退一步講，數學都是如此，莫說經濟學了。如在數學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開始由算術(數和運算、度量或計數技巧)到數學基石的概念（定理），再到界定並分析各種抽象的模式，以及在分析處理各種抽象的模式和結構時，數學的符號、概念以及程式被證明是最佳的選擇。可見，數學的重心不再是計算求解，而是理解抽象概念和關係，如技巧背後的思想。再如，科學的理論化是指以概念、公式、定律表達思想觀點的基本語言；而系統（邏輯）化是指，其整個理論體系是從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和定律推導出來的，且構成一個邏輯整體。可見，概念的重要性確實是不言而喻的。
二、經濟學的近科學性
關於什麼是“科學”，1888年達爾文曾定義為：“科學就是整理事實，從中發現規律，做出結論”，這個定義明確了科學的內涵，即事實與規律。在法國《百科全書》中，“科學首先不同於常識，科學通過分類，以尋求事物之中的條理。此外，科學通過揭示支配事物的規律，以求說明事物。”在蘇聯《大百科全書》中，“科學是人類活動的一個範疇，它的職能是總結關於客觀世界的知識，並使之系統化。‘科學’這個概念本身不僅包括獲得新知識的活動，而且還包括這個活動的結果。”在我國《辭海》中，將科學描述為：運用範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與規律的知識體系。在普通意義上，科學是指發現、積累並公認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運用，已係統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識。它通過觀察、假設與檢證對已知世界通過大眾可理解的數據計算、文字解釋、語言說明、形象展示的一種總結、歸納和認證。
從以上代表性的定義中可以發現，“科學”應具有的最基本特徵，包括客觀性、理論性、系統（邏輯）性。
如前所述，理論性表示以概念、公式、定律表達思想觀點的基本語言，系統（邏輯）性表示整個理論體系是從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和定律推導出來的，且構成一個邏輯整體。由此可見，理論性、系統（邏輯）性實質上是可推導性、精確（唯一）性、可驗證（重複）性。即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結果（結論或規律等知識）具有“可推導性、精確性、可驗證性”。因此，為區別或防止混淆起見，我們把“科學”稱為“真科學”，因為相對“真科學”來說，還有“準科學”、“亞科學”、“泛科學”與“偽科學”等概念。當然，只有“真科學”具有可推導性、精確性、可驗證性。
這裡，我們提出“近科學”的概念。所謂“近科學”，就是應用科學方法能夠不斷逼近“真科學”，但永遠達不到“真科學”的境界。顯然，近科學具有可推導性，但不具有精確性、可驗證性，而不是真科學，也不是“準科學”、“亞科學”、“泛科學”，更不是“偽科學”。鑑於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生命、生理、生活、生產與生態“五生融合”需求的社會活動，以及滿足需求的人才、技術、資本、制度（政策）與文化“五全要素”投入配置，同時研究者還受到社會，以及自身從業觀、環境觀、消費觀、財富觀與幸福觀“五觀價值”影響，加之人類社會活動的往復性與經濟現象的複雜性、非線性、非均衡、非對稱性所伴隨的失業、價格上漲、收入差距等問題不可能徹底解決，只能追求一種把它們都控制在合理範圍裡的綜合、相對與動態的平衡。這是客觀性決定的，我們主觀努力就是發現、實施調控與實現這個合理範圍裡的平衡，不讓“按了葫蘆起了瓢”現象發生。並且，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的調控決定不同的合理範圍，且難以複製。
可見，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科學，其價值目標（函數）取向是相對、非線性和非增量的，而且環境具有不可控性。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科學的價值目標（函數）取向則是絕對、線性和增量的，環境具有可控性。這並不是說，經濟學研究中沒有技術含量，相反是有技術的，且這些技術大都體現在其科學化，尤其科學方法全過程中。但相對來說，經濟學更有思想，更有藝術，更有心理、信心、經驗，其結果不像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科學，雖具有可推導性，但不具有精確性、可驗證性，而真科學的本質要求“精確性、可驗證性”，這就是我們把經濟學稱為近科學的緣由，因為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等，及其與資源、生態、環境的關係，所追求的綜合、相對和動態平衡的思想是不能用精準性、可驗證性衡量的，這猶如相關關係與函數關係的不同，還如同用函數關係研究相關關係，我們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學問題，但所得到的結果不全具有精確性、可驗證性。因此，可以說，經濟學不是真科學，而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近科學。
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西方經濟學鼻祖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同時，更多的仍然關注市場背後的道德因素。他認為，市場之所以是道德的，是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推動了社會利益的進步與發展。宏觀經濟學鼻祖凱恩斯認為，經濟學本質上是倫理學，是關於道德的科學。另一方面，當今國內外現實及存在的問題表明，其根本原因是，經濟學在技術層面進步，同時在經濟學的本源和人文關懷方面卻陷入停滯和倒退。這都比較充分地佐證了經濟學的近科學性。
三、經濟學科學化的邊界
在經濟學，尤其計量經濟學發展中，通過科學化過程使經濟學逼近真科學，這種追求從來沒有停止過，如常規地引入數學、統計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等，還有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神經網絡、行為科學、複雜科學、腦科學，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大有急速發展之勢。但是經濟學不是真科學，我們需要思考，在應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學問題中，過度地科學化，尤其量化，會走入誤區。因此在科學化過程中需要把握邊界，追求在解決問題前提下所採用的方法、工具和模型越簡單越好。為此，需要明確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1.核心的經濟學思想。如前所述，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科學發展的絕對、線性和增量的思維，而猶如平衡競技項目追求的是綜合、相對和動態的平衡，是一門技能嫻熟高超的藝術。如在一定時期內宏觀經濟調控中，拿捏把握可接受的失業率、通貨膨脹率、收入不均等率等下的宏觀經濟綜合、相對和動態的平衡是極其重要的。此時，經濟學的思想比其方法、工具和模型更為重要。再如，陳志武認為，“中國資本市場搞不好，股市搞不好，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工程思維還是唱主角，而不是金融思維、市場思維來唱主角。”特別地，有些深刻的思想只靠方法、工具和模型，我們是得不到的，如股民從股市交易中賺取的收益，確實是實實在在的收益，但通過這種交易的勞動並沒有增加社會財富，只是社會財富的一種轉移或再分配，或者說增加的只能是虛擬的社會財富。因此，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說，經濟思想尤為重要，這當然並不排斥諸如製造（研製）出新方法、工具和模型等“金剛鑽”的作用。但能夠製造出“金剛鑽”的研究者是少數，而大多數研究者是結合實際問題創造性應用“金剛鑽”。正如前所言，對唯“金剛鑽”挖據出來的量化特徵，仍然需要提升為定性描述的新認識或思想。相比來說，這種情況是小概率事件。在大多數情況下，過度人為的、不切合實際的科學化，則會走向反面、走入誤區，更重要的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因為對方法、工具和模型所揭示的定量分析，還是靠我們的大腦智慧結合理論與實際認知，才能總結上升為思想。如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普及應用行為實驗科學化方法、工具和模型顯著，但對實驗結果的分析需要我們的理論功底和實際認知，才能獲得新的思想或認識。
2.事實求是的態度。在從事經濟學近科學研究中，特別在科學化過程中，因為近科學沒有“精確性、可驗證性”，探討爭議的空間較大，切記把握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及“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定位。創新是站在巨人肩旁上的，但允許失敗。因此，在經濟學研究與交流中，我們更不能一味攻擊別人及其觀點，何況我們自己亦非完人。寬容別人的瑕疵，甚至失敗，應吸收別人所長與經驗，完善自己，做出自己的成果，用事實說話，讓歷史檢驗，是我們每一個研究者應持有的創新心態。這正如最小二乘法，其預測誤差是很大的，但我們都在用，除非有人發明出更好的方法取代之，否則我們繼續使用。不可否認，創新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質疑和爭論是科學的精神，但質疑和爭論不等同於否定和攻擊。我們需要良好的寬容心態，不要把精力與時間消耗在無為的“否定攻擊”上，需要客觀、公正、公平地對待別人的“瑕疵甚至錯誤”，何況自己同樣免不了。否則，兩個都有瑕疵的人相互攻擊，結果是兩敗俱傷，既影響心理心情，又影響研究工作，得不償失。就如同兩個陌生人約一個陌生地方見面，如缺少一個暗記，甚至他們同時向對方走動而改變見面的地點，結果是難以或需花很長的時間才能見面。正確的辦法是需要一個暗記，或一個人不動一個走動。這說明，觀點有差異的兩個人相互交流時需要共同的認識基礎，那就是求同存異，在經濟學近科學研究中尤為如此。
3.差異化的共生系統。在科學化過程中，選擇的方法、工具和模型很多，差異很大。聚集性是自然界一個普遍現象，如山脈、河川都有集聚性。科學研究也具有聚集性，包括研究帶頭人、研究團隊、平臺、機會、資源與成果聚集在一起，形成所謂的學術共同體。在學術共同體裡，同仁們相互啟發、相互借鑑、相互質疑爭論，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差異化共生系統。但不能相互攻擊，尤其涉及人身攻擊，就破壞了這個共生系統。在經濟學科學化過程中，尤其需要尊重科學化程度差異，更不能把自己的科學化方法、工具和模型作為唯一尺度衡量同行及其成果，進而做出超出質疑爭論的批評，甚至攻擊，以致破壞共生系統與學術文化。這是經濟學近科學特點決定的。
4.合理的科學化邊界。在經濟學科學化中，行為經濟學獨樹一幟。我們認為，無論行為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其研究對象包括的內容都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及其相關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所涉及的各利益主體及其經濟行為。經濟學的價值在於揭示經濟現象的趨勢規律及其蘊含的經濟思想，這不同於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因此，經濟學中科學化的邊界及延伸，尤其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邊界（相關的活動和主體及其行為）及延伸，都值得研究與揭示。我們則需要加強對科學化在經濟學中的表達及邊界，以及經濟活動及其涉及的主體及邊界進行分析，科學地把握邊界，以避免走入科學化的誤區。
特別地，經濟學研究引入心理學（實驗）方法是科學化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但近期，前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即《心理學與生活》的作者菲利普·津巴多和他的20世紀最有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被指騙局，成為最新的爭議焦點，引發“危機”。同樣，2018年8月27日Nature 子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重複實驗了2010—2015年發表在Nature和 Science上的21項社會科學研究，發現其中8項（佔40%）實驗結論無法復現，讓社會科學科學化受到質疑。固然經濟學，如同社會科學不具有可驗證（重複）性，但在實驗室裡，在相同的實驗環境與輸入條件下，實驗輸出應是相同的，而在實驗室外，由於環境不可控，即使相同的輸入未必有相同的輸出。這次危機或質疑再次波及印證對經濟學，尤其行為經濟學科學化邊界思考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以避免因缺真實的“隱性樣本”，依不真實的“顯性樣本”推斷出錯誤結果。因此基於近科學特點，正確把握經濟學科學化合理的邊界，是我們始終不能忘記的。在實際中，我們需要根據研究對象、目的、內容的特點，基於事實求是，尊重差異化，發揮自己的優勢，把握科學化邊界一個合理的度。當然，這個度取決於客觀上的近科學性和主觀上的選擇性，即在解決問題時，選擇簡單適宜有效的方法、工具和模型。可見，不同的研究者，其科學化邊界的度是不同的，但滿足客觀近科學性和主觀選擇性，以及具有良好的同行溝通性是確定度的最基本的要求。
經濟學研究引入複雜系統科學的方法，也是科學化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並形成複雜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相比，複雜經濟學的顛覆性體現在：邊際收益遞增，而不是遞減。為此，我們需要分析複雜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關係。一方面，我們認為，在傳統經濟學中，影響市場供求變化的因素的變化，將導致原來的均衡達到一個新的均衡，這是市場的作用。但是，原來的均衡可能是實物量上的供求相等，也可能是價值量上的供求相等，而新的均衡一定是價值量上的供求相等，而不是實物量上的供求相等。市場的作用體現在，當供求實物量出現不等，或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時，通過價格上漲或價格下降，達到供求價值量上的相等。並且在短期內供求實物量是不等的，但通過釋放出的市場信息，採取刺激生產（抑制消費）或刺激消費（抑制生產）措施，實施一定時期後使供求實物量越來越接近，甚至出現相等“曇花一現”的理想狀態。因此，從實物量上說，供需不均衡是常態。可見，經濟系統的確是一個處於非均衡狀態的複雜生態系統。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邊際收益遞減的本質是投入要素的配置問題，之所以遞減，是因為在短期內至少有一種要素的投入量是固定的。隨著其他要素投入量增加，並增加到一定量後，這種固定量的要素越來越顯得不足，決定了要素配置越來越不合理，進而產出不增加或減少。舉個極端簡單例子，如只有一輛自行車車架，有兩個自行車車輪，可以生產出一輛自行車，但即使有四個自行車車輪，同樣只能生產出一輛自行車。但如果所有的要素投入數量都沒有限制或足夠多，那麼此時邊際收益就是遞增的。
四、經濟學研究的創新思維與行為
對於遵從科學的絕對、線性、增量的思維方式的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科學來說，我們認為，從事經濟學近科學研究中，由於“非精確性、不可驗證性”，質疑爭論的空間就會很大，除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視核心的經濟學思想、事實求是的態度、差異化的共生系統、合理的科學化邊界，還需要適應近科學特點的創新思維與行為。無論從事理論研究，還是從事應用研究，實質上都是一個創新過程。從態度上講，創新就是實事求是、踏踏實實工作。當然，創新過程中縱然有多樣性，但還是有規律的。怎樣創新呢？如不等式“5+5+5≠550”中添一筆，把兩個+號中的一個變成4，就變成等式545+5=550或5+545=550。受之啟發，所謂創新就是由表面上的不可能到實質上的可能的過程，關鍵是創新者能夠通過表面看到實質。另外，創新還需要“不破不立”的精神、勇氣與智慧，即在遵守規則下的破與立。如畢加索十歲時畫畫可以畫得和照的照片一樣，但他用40年才畫出我們看不懂的東西：不把人畫得像人、世界畫得像世界。再者，從中文（母語）及文化態度上說，創新有兩種。一種是似乎站在巨人肩上，否定或攻擊別人，鼓吹自己，針尖對麥芒，表面是損人利己，結果是損人損己；另一種是站在巨人肩上，客觀評價別人，求同存異，尊重第三方同行評價。表面是譽人不譽己，結果是譽人譽己。可見，第一種態度不客觀，功利性太強。第二種態度寬容客觀，無功利性。前者如左公，後者如曾公，恰如“曾公眼裡常有左公，而左公眼裡則無曾公”寫照。
我們認為，第一種人不尊重科學、不尊重創新、不尊重同行。固然質疑是科學與創新的土壤，但需要有正確的思維和行為。但第一種人科學素養與品質有限，浮躁，好戰，一點就著，經常陷於無聊的爭論中，一生靜不下心來，一般不會有大作為，最多是半桶水，自認“懷才不遇”，且怨天怨地，滿腹牢騷抱怨，命往往成為他們（弱者）的藉口。客觀上講，經濟學近科學特點決定了商榷的空間很大，但一些人很容易把正常的學術商榷演變為非學術的人身攻擊。這也是國內學術刊物鮮有發表學術商榷文章的原因所在。
第二種人則相反，他們尊重科學、尊重創新、尊重同仁，具有良好的科學素養與品質，本著質疑、求同存異精神，從研究內容、成果及其內在聯繫，而不是從學科、門派之隙，懷著一顆平靜的心，進行平等的討論，評價同行成果與觀點，取其所長完善自己，久而久之，在自己的領域都有一番作為，且胸懷感恩感激、陽光美好，運則成為他們（強者）的謙詞。可見，經濟學研究者在尊重客觀規律下，其人品是他的真正的資本，它不僅是彼此心靈最後的依賴與生活的通行證，也是事業有成的必要條件。這也印證了“明者見事於未萌，智者圖強於未來。”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經濟學研究者也不例外。我們需要時刻清楚自己的責任、義務與追求，徹底摒棄功利心，事實求是，注重科學規律，做好自己的學問。堅守什麼樣的創新態度、思維與行為，是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自己的選擇。如大詩人弗羅斯特在《未選擇的路》裡寫道：“黃昏的樹林裡分出兩條路。我選擇了其中一條，留下一條改日再走。可是，我知道每一條路都綿延無盡頭。一旦選定，就不能返回，從此決定了一生的道路”。
可見，創新態度、思維與行為及其選擇是實現創新的基石。在這個基礎上，對於大多數研究者來說，依靠長期積累的基礎，在學科前沿不同縱、橫深度的點線面方面取得進展的創新成果，為學科發展大廈添磚加瓦。但真正少數稱得上學者的研究者，他們需要創建自己的、經得起實踐與歷史檢驗的思想與理論體系，否則名不符實，而難以立得住。特別地，學術大師，他們都擁有共同特點：潛心、靜心與安心學術研究，秉承興趣，甘於做冷板凳，十年磨一劍，而非熱衷頻繁、張揚與熱鬧的學術會議或指揮“打仗式”組織學術攻關工程。鑑於經濟學的探索人類社會活動的複雜性，往往一個基本概念的定義、內涵和外延、分類關係與測度，長期達不成共識。因此，鑑於近科學的特點，經濟學，尤其計量經濟學研究者，面對科學化過程中因客觀與主觀原因遭受的質疑與病垢，更需要正確的創新心態、思維與行為，更需要把握適度的科學化邊界。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綠色發展大數據決策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北京知識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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