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的常識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具備向外轉移制度成本來化解國內矛盾的條件，那也就既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現代化的經濟基礎，更不可能支付建基於其上的現代上層建築的巨大成本。
二戰以後，落後國家紛紛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西方式的現代化成為絕大多數後發國家競相追求的目標。由此，發展主義成為戰後的世界主流。我們通過梳理發現，西方發展路徑因其特殊性和劣根性，不可能為其他“後發”國家所複製，並且這種現代化自身也因無法負載內在的高制度成本而越來越捉襟見肘。
因此，非西方的民眾如果願意把西方宣傳的普世價值作為一種信仰，則無可厚非，因為相信各種美好說法中的一種或者幾種，乃是個人的精神偏好。但切不可把那些宣傳當作科學真理去忘我追求，甚至迫使他人犧牲一切為之奮鬥。因為，唯一應該作為常識記住的檢驗科學與否的標準，是可以“在同樣的條件下重複得出的結果”。當代實踐中，還未能找到如同西方那樣對外殖民化擴張的條件。若沒有如西方數百年對美洲、澳洲、非洲的原住民採用“血與火”去殺戮捋掠的條件，也就更沒有可能形成西方制度路徑可被重複驗證的典型。
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始於以國家推進反人類犯罪形式向海外進行的大規模殖民擴張。與希臘羅馬奴隸制文明在全球復興同時發生的是，亞洲、美洲和非洲原住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資源環境的掠奪性破壞。正是依靠大量捋掠來的海外財富的流入，以及歐洲“貧弱”和犯罪人口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西方才得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也只有在以此類殖民化增量收益的經濟基礎之上構建上層建築，那些為後人樂道的技術革新和“政治文明”——資產階級新貴與原封建貴族在海外增量收益條件下達成政治妥協——才成為可能。
西方進入工業化中期，必然地發生了產業資本結構性擴張需求，從而開始了佔領世界市場的步伐。這期間，歐洲各中心國之間不斷爆發爭奪海上霸權、貿易權利、殖民地的戰爭。這些矛盾延宕到20世紀初葉，麇集在那個狹窄半島型次大陸的歐洲列強，也在產業同構和幾乎同步擴張背景下形成生產過剩和競爭惡化。
也是在這個時期，因宗主國的產業資本向原殖民地國家大規模擴張引起要素配置發生結構性社會變化——產業工人相對於產業資本成為愈益稀缺要素，才使勞工逐步具有了起碼的談判地位——而使得所謂階級對立矛盾及其政治制度在近代西方有了落地的基本條件。
但無論海外殖民地爭奪是否繼續，也無論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否興起，都並沒有解決歐洲在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的內在矛盾造成的生產過剩大危機。最終的結局，仍然是訴諸戰爭，並因所屬殖民地的被迫捲入而演變為以法西斯為形式的、反人類的兩次世界大戰。
當然，西方在這一產業資本階段上經濟社會結構內含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因素並沒有隨戰爭結束而馬上消除。20世紀50—70年代，勞工運動、學生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反戰運動等，此起彼伏，大規模發生。直到20世紀70年代冷戰競爭處於膠著狀態，西方遂全面實行福利制度與收入分配傾向於中下層的分配模式，雖然縮小了貧富差距，但社會成本迅速上升，西方才不得不從80年代開始對外產業轉移，其經濟結構才升級為以金融資本主導。
西方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同時，內生性的勞資矛盾、外生性的環境問題等本來只屬於西方世界的問題，也隨之不可避免地移出到發展中國家，西方遂轉型為以在金融、法律、醫療、教育、影視、出版印刷、旅遊和技術領域等三產就業的白領為主，從而在20世紀80—90年代逐漸形成了橄欖形的、中產階級引領的公民社會，及以此為基礎的所謂政治現代化。可見，西方產業結構演化狀況，對於擴大中產階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不可忽視的是，實體產業移出西方的同期是金融資本擴張，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兩個十年裡美國在資本市場上創造出了數千種金融衍生品，促推其加快經濟泡沫化進程。由此造成的這種以寄生性的金融服務業作為支撐的上層建築演變進程，發育出的是內在本質上具有寄生性的政治現代化，主要依靠產業資本在海外的匯回收益維持。20世紀90年代以來，任何一次從海外迴流資本帶動的華爾街股市衝高，都造成資金流出地的金融危機；並且，逐漸從外圍向中心蔓延，金融危機最終符合規律地在中心引爆。
人們都應該知道：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海外資金迴流美國IT產業造成的。但2001年IT產業代表的新經濟泡沫崩潰，資金又避險逃離IT轉投房地產，於是又形成房地產過度投資引發的2007年次貸危機。最後，隨著華爾街金融海嘯2008年爆發、演變為2009年全球危機，接著就暴露出2010年以來的西方國家全局性的債務危機，越來越顯示出這種高成本西方現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續。
政黨意識形態界分性漸趨模糊，競選時無不在提高福利上誇大其口以吸引中產階級選民，並陷入不斷推高福利成本的政治現代化“棘輪”中。任何政治家都只能繼續深化這種金融資本的寄生性，即政府直接出手，通過貨幣擴張和債務擴張來滿足西方社會的大多數中產階級群體的福利主義需求。
顯而易見的常識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具備向外轉移制度成本來化解國內矛盾的條件，那也就既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現代化的經濟基礎，更不可能支付建基於其上的現代上層建築的巨大成本。
據此可知，任何發展中國家追求“全盤西化”的激進努力無論多麼嘔心瀝血、艱苦卓絕，都無異於“拔著頭髮離開地球”。而無論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城，巴西的里約、聖保羅，還是在亞洲的孟買、德里等大城市，大型發展中國家都有占人口半數以上貧民居住的大面積的貧民窟。私有化的制度使得農村無地者湧入貧民窟成為城市赤貧者，城市化不過是“空間平移、集中貧困”。黃賭毒氾濫成災，黑社會控制嚴重，正規的政府治理則很難實現。於是，巴西要舉辦世界盃足球賽，政府不得不違反憲法地動用國防軍上街“打黑除惡”；而沒有世界盃為藉口、不能動用軍隊、只能“合法打黑”的墨西哥，就打不掉黑社會和毒品氾濫……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沒有哪個大型發展中國家能夠相對地解決收入、城鄉、區域等三大差別，少數主流利益集團進入西方式的現代化以大多數人的貧困和痛苦為代價，社會矛盾由此更加尖銳。
摘自《居危思危：國家安全與鄉村治理》，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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