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寫道：“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要說“文人相輕”就不可不提另外一個詞，那就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人相輕的情況可以說與文無第一有著直接的關係。武功誰第一，登上擂臺比試一番就能見分曉，但文章誰寫的好，就沒有一個準確的標準。因為每個人世界觀與自己的人生經歷不同，對不同的文章會有這不同的見解。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去讀，能夠讀出不同的意思、不同的內涵。而這些不同點就造成了人主觀上對文章好壞的判斷，所以就有著文無第一的說法。
在俄羅斯這種現象也廣泛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鄙視屠格涅夫，蒲寧則無法忍受納博科夫。思想分歧、虛榮心作祟導致私人衝突，俄羅斯大作家有足夠的理由窮盡惡詞、惡語相向。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相輕”這種情況的歷史悠久，而且不分國界。
1、陀思妥耶夫斯基 VS 屠格涅夫
這兩位十九世紀偉大作家有著完全不同的思想觀念。長篇小說《父與子》的作者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是一位堅定的西歐派和自由主義者，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 Dostoevsky）則是保守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後者在小說《白痴》和《群魔》中指責自由主義者正在毀掉俄國，引導其走向滅亡，俄羅斯人應當保留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和東正教信仰。
於是，這兩位互相看不順眼也就毫不奇怪了。屠格涅夫是一位富有貴族，青年時代起就經常取笑憂鬱的同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詩中挖苦後者，稱其為“文學鼻子上的粉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毫不掩飾對屠格涅夫的反感，並且對家財萬貫的屠格涅夫的作品仍獲得比自己高四倍的稿酬憤懣不滿。
但二人最主要的爭吵原因還是思想意識上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1867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屠格涅夫的新小說《煙》時說：“這些自由鬼視辱罵俄國為最大樂趣。”屠格涅夫當時住在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冷嘲熱諷地建議其買架望遠鏡，稱“不然，說實話，觀察（俄國）太難了。”這令屠格涅夫非常生氣。反過來，屠格涅夫則無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和他深入人類靈魂黑暗深淵的寫作風格。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評價是“變態的心理描寫”。
2、葉賽寧 VS 馬雅可夫斯基
謝爾蓋·葉賽寧（Sergey Esenin）在討論自己爭奪白銀時代最受歡迎詩人稱號的對手時激動地說：“你知道，為什麼我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不過如此、其職業莫名其妙嗎？因為我有祖國！”對來自離莫斯科200公里遠的農村、有著“農民詩人”稱號的葉賽寧來說，其創作的主要方向是對俄羅斯的抒情感懷，以及俄羅斯的大自然和生活。
對“俄羅斯革命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來說，這些主題則是陌生的，他善於歌頌積極到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
兩位詩人在對待生活和藝術的觀點與態度存在很大分歧，他們是在1911年於彼得格勒相識的。那時葉賽寧剛從家鄉來到繁華的京城，他那些散發著大自然芳香的詩篇，深深博得廣大讀者的衷心喜愛，很快就成為首都詩壇上一顆升起的新星。馬雅可夫斯基這時已是社會民主黨成員，正積極參加革命活動。
那天，葉賽寧身穿一件繡著十字的農村襯衫，腳蹬一雙樹皮鞋。馬雅可夫斯基認為他這是故作姿態，因為他已發表了許多作品，完全買得起一套西裝和一雙皮鞋。他上下打量了對方一番，說：“這是怎麼回事？為了做廣告嗎？”
“我們鄉下人不懂得你們那一套，”葉賽寧笑著辯解道，“我們隨隨便便……按我們的習慣……穿古老的粗布衣……”
分別時，馬雅可夫斯基對葉賽寧說：“我敢跟你打賭，你早晚會丟掉這雙樹皮鞋和這身演出服的！”
當他們再見面時是在十月革命以後。葉賽寧早已不是當年那個鄉村小夥子模樣，他打扮入時，儼然一派城市翩翩少年的風度。馬雅可夫斯基一見，馬上大喊起來：“葉賽寧，還我的賭賬！瞧你身上又是西裝又是領帶！”
葉賽寧很不高興地躲開了他。
到了20年代中期，無論是馬雅可夫斯基，還是葉賽寧，都進入了創作的成熟階段，然而他們兩人卻變得更加互不相容。
馬雅可夫斯基在1924年創作的兩首詩中諷刺了葉賽寧。第一首是在紀念普希金誕辰125週年的詩裡，他把自己同“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相提並論：死後/咱倆/幾乎肩並肩；……/誰擠在咱們中間？/你讓我與誰為伍？/我國的詩人/實在是/屈指可數。/至於當代詩人呢？/為換你一個/拿出50名/大概沒錯。接著他列舉了一串當代詩人，最後提出葉賽寧：
是的，還有個葉賽寧，/那是一名冒充農民的惡棍。/真可笑，像一頭戴著羊皮手套的母牛。/仔細一聽，/原來是大合唱的一員，/一個三絃琴手！
在另一首詩《塔瑪拉與惡魔》中，馬雅可夫斯基寫到高加索的一條叫捷列克的河，說這條河“迷得無數詩人歇斯底里大發作”，於是他也來領略捷列克河的風光；我大搖大擺/走下/公共馬車，/朝捷列克河口唾沫，/把手杖/在滾滾浪花裡/戳戳。/好在哪裡？/亂糟糟，鬧哄哄！/隨後他又拿葉賽寧取笑：好像警察局/拽來個喝醉了的葉賽寧！
馬雅可夫斯基多次挖苦葉賽寧，而葉賽寧似乎並不太計較，只在《在高加索》一詩中提到馬雅可夫斯基：我珍視詩歌中的俄羅斯熱情，/有個馬雅可夫斯基，還有其他人，/而作為他們當中的主要彩繪師，/他把莫斯科農產品公司的瓶塞來歌頌。
這裡指的是馬雅可夫斯基曾為莫斯科農產品公司的瓶塞寫過廣告詩。顯然，葉賽寧不同意馬雅可夫斯基把文藝與生產等同起來的觀點與做法。
3、蒲寧 VS 納博科夫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伊凡·蒲寧（Ivan Bunin）從不吝於羞辱同行，尤其是支持1917年俄國革命的人，貴族出身的他視其為最大罪惡，並於1920年憤然離開俄國。對蒲寧來說，蘇聯詩人都是“吃人制度的僕從”。不過，小說《洛麗塔》的作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經歷證明，蒲寧與移民難友之間的關係也很複雜。
納博科夫比蒲寧小30歲，一開始對這位長者充滿敬仰。1920年代初期，納博科夫曾將自己的作品寄給成名作家蒲寧以示敬意，並簽名寫道：“勤勉的學生致偉大的導師。”蒲寧特曾表現出仁慈姿態，但隨著納博科夫越來越出名，漸生妒忌，最終導致二者關係破裂。
蒲寧和納博科夫暗中較勁兒並未帶來轟動性醜聞，二人選擇持淡漠態度，私下譏諷對方。1951年，蒲寧在於朋友聊天時曾稱納博科夫為“可笑至極的小丑”，並宣稱其不是自己的對手。納博科夫則視“導師”為“乾癟的老烏龜”，拒絕出席其80大壽晚宴。
4、布羅茨基 VS 葉夫圖申科
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和葉甫根尼·葉夫圖申科（Evgeny Evtushenko）的關係開始很不錯。1965年，蘇聯著名詩人葉夫圖申科成功地為青年反叛分子布羅茨基說情，使其能從北方流放中被釋放回來。二人因此相識並結下友誼，但這一友誼幾年之後就灰飛煙滅了。
1972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官員宣佈布羅茨基必須離開蘇聯。青年詩人在克格勃大樓中見到了葉夫圖申科，認為他在替特工部門監視自己，自己被迫移民都是他的錯。葉夫圖申科則一再堅稱，他那天是因別的事情出現在克格勃，是因從國外帶回禁書而被拘捕。但兩人的關係還是破裂了。
布羅茨基被驅逐後一次接受採訪時說：“葉夫圖申科當然是個很差的詩人，但人更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印象更加牢固。作家謝爾蓋·多夫拉托夫（Sergey Dovlatov）在《安德伍德獨唱》一書中回憶道，他告訴布羅茨基葉夫圖申科反對集體農莊（集體農場制度，蘇聯政權的象徵之一）時，布羅茨基說：“他要是反對，我就支持。”布羅茨基憎惡蘇聯的一切，但憎惡葉夫圖申科更甚。
拓展閱讀：
看完了俄羅斯版的互撕大戰，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幾個中國版文人相輕的段子，以博大家一樂！
劉文典VS沈從文
沈從文沒受過系統教育而且還是個走自然主義地方特色的，很被劉文典（的確學貫中西）鄙視。當時兩人都在西南聯大教書，因為日軍轟炸而拉防空警報，老師學生一窩蜂跑，劉文典恰好經過沈從文，逃跑終不忘諷刺：“陳寅恪跑是為了保存國粹，我跑是為了保存《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存文化火種，可你這個該死的什麼用都沒有，跟著跑什麼跑啊！”沈從文沒有回答只是埋頭跑，我在想他當時心裡一定對自己默唸：“要從容！！”（出自他和他小表侄文革期間擦肩而過的對話）
劉文典的態度是：“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應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可拿四塊錢。可我不會給沈從文四毛錢。沈從文都要當教授了，那我是什麼？那我豈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嗎？”（自我感覺就是醬棒。）
黃侃VS胡適
對於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黃侃的態度是：“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聖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
胡適有一次評價京劇，說京劇落伍（估計是相對於當時算新鮮的電影而論），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黃侃當即站起來說：“適之，適之，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看完這一場場互撕大戰不知各位看官是不是會捧腹大笑，這些大家也和我們普通人一樣也會懟人呢！
閱讀更多 俄語邦小肥肥鵬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