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要说“文人相轻”就不可不提另外一个词，那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的情况可以说与文无第一有着直接的关系。武功谁第一，登上擂台比试一番就能见分晓，但文章谁写的好，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因为每个人世界观与自己的人生经历不同，对不同的文章会有这不同的见解。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去读，能够读出不同的意思、不同的内涵。而这些不同点就造成了人主观上对文章好坏的判断，所以就有着文无第一的说法。
在俄罗斯这种现象也广泛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鄙视屠格涅夫，蒲宁则无法忍受纳博科夫。思想分歧、虚荣心作祟导致私人冲突，俄罗斯大作家有足够的理由穷尽恶词、恶语相向。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相轻”这种情况的历史悠久，而且不分国界。
1、陀思妥耶夫斯基 VS 屠格涅夫
这两位十九世纪伟大作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长篇小说《父与子》的作者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是一位坚定的西欧派和自由主义者，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 Dostoevsky）则是保守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后者在小说《白痴》和《群魔》中指责自由主义者正在毁掉俄国，引导其走向灭亡，俄罗斯人应当保留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和东正教信仰。
于是，这两位互相看不顺眼也就毫不奇怪了。屠格涅夫是一位富有贵族，青年时代起就经常取笑忧郁的同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诗中挖苦后者，称其为“文学鼻子上的粉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毫不掩饰对屠格涅夫的反感，并且对家财万贯的屠格涅夫的作品仍获得比自己高四倍的稿酬愤懑不满。
但二人最主要的争吵原因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1867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屠格涅夫的新小说《烟》时说：“这些自由鬼视辱骂俄国为最大乐趣。”屠格涅夫当时住在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冷嘲热讽地建议其买架望远镜，称“不然，说实话，观察（俄国）太难了。”这令屠格涅夫非常生气。反过来，屠格涅夫则无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和他深入人类灵魂黑暗深渊的写作风格。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评价是“变态的心理描写”。
2、叶赛宁 VS 马雅可夫斯基
谢尔盖·叶赛宁（Sergey Esenin）在讨论自己争夺白银时代最受欢迎诗人称号的对手时激动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不过如此、其职业莫名其妙吗？因为我有祖国！”对来自离莫斯科200公里远的农村、有着“农民诗人”称号的叶赛宁来说，其创作的主要方向是对俄罗斯的抒情感怀，以及俄罗斯的大自然和生活。
对“俄罗斯革命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来说，这些主题则是陌生的，他善于歌颂积极到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两位诗人在对待生活和艺术的观点与态度存在很大分歧，他们是在1911年于彼得格勒相识的。那时叶赛宁刚从家乡来到繁华的京城，他那些散发着大自然芳香的诗篇，深深博得广大读者的衷心喜爱，很快就成为首都诗坛上一颗升起的新星。马雅可夫斯基这时已是社会民主党成员，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那天，叶赛宁身穿一件绣着十字的农村衬衫，脚蹬一双树皮鞋。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他这是故作姿态，因为他已发表了许多作品，完全买得起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他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番，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了做广告吗？”
“我们乡下人不懂得你们那一套，”叶赛宁笑着辩解道，“我们随随便便……按我们的习惯……穿古老的粗布衣……”
分别时，马雅可夫斯基对叶赛宁说：“我敢跟你打赌，你早晚会丢掉这双树皮鞋和这身演出服的！”
当他们再见面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叶赛宁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乡村小伙子模样，他打扮入时，俨然一派城市翩翩少年的风度。马雅可夫斯基一见，马上大喊起来：“叶赛宁，还我的赌账！瞧你身上又是西装又是领带！”
叶赛宁很不高兴地躲开了他。
到了20年代中期，无论是马雅可夫斯基，还是叶赛宁，都进入了创作的成熟阶段，然而他们两人却变得更加互不相容。
马雅可夫斯基在1924年创作的两首诗中讽刺了叶赛宁。第一首是在纪念普希金诞辰125周年的诗里，他把自己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相提并论：死后/咱俩/几乎肩并肩；……/谁挤在咱们中间？/你让我与谁为伍？/我国的诗人/实在是/屈指可数。/至于当代诗人呢？/为换你一个/拿出50名/大概没错。接着他列举了一串当代诗人，最后提出叶赛宁：
是的，还有个叶赛宁，/那是一名冒充农民的恶棍。/真可笑，像一头戴着羊皮手套的母牛。/仔细一听，/原来是大合唱的一员，/一个三弦琴手！
在另一首诗《塔玛拉与恶魔》中，马雅可夫斯基写到高加索的一条叫捷列克的河，说这条河“迷得无数诗人歇斯底里大发作”，于是他也来领略捷列克河的风光；我大摇大摆/走下/公共马车，/朝捷列克河口唾沫，/把手杖/在滚滚浪花里/戳戳。/好在哪里？/乱糟糟，闹哄哄！/随后他又拿叶赛宁取笑：好像警察局/拽来个喝醉了的叶赛宁！
马雅可夫斯基多次挖苦叶赛宁，而叶赛宁似乎并不太计较，只在《在高加索》一诗中提到马雅可夫斯基：我珍视诗歌中的俄罗斯热情，/有个马雅可夫斯基，还有其他人，/而作为他们当中的主要彩绘师，/他把莫斯科农产品公司的瓶塞来歌颂。
这里指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曾为莫斯科农产品公司的瓶塞写过广告诗。显然，叶赛宁不同意马雅可夫斯基把文艺与生产等同起来的观点与做法。
3、蒲宁 VS 纳博科夫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凡·蒲宁（Ivan Bunin）从不吝于羞辱同行，尤其是支持1917年俄国革命的人，贵族出身的他视其为最大罪恶，并于1920年愤然离开俄国。对蒲宁来说，苏联诗人都是“吃人制度的仆从”。不过，小说《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经历证明，蒲宁与移民难友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
纳博科夫比蒲宁小30岁，一开始对这位长者充满敬仰。1920年代初期，纳博科夫曾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成名作家蒲宁以示敬意，并签名写道：“勤勉的学生致伟大的导师。”蒲宁特曾表现出仁慈姿态，但随着纳博科夫越来越出名，渐生妒忌，最终导致二者关系破裂。
蒲宁和纳博科夫暗中较劲儿并未带来轰动性丑闻，二人选择持淡漠态度，私下讥讽对方。1951年，蒲宁在于朋友聊天时曾称纳博科夫为“可笑至极的小丑”，并宣称其不是自己的对手。纳博科夫则视“导师”为“干瘪的老乌龟”，拒绝出席其80大寿晚宴。
4、布罗茨基 VS 叶夫图申科
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和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Evgeny Evtushenko）的关系开始很不错。1965年，苏联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成功地为青年反叛分子布罗茨基说情，使其能从北方流放中被释放回来。二人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但这一友谊几年之后就灰飞烟灭了。
1972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官员宣布布罗茨基必须离开苏联。青年诗人在克格勃大楼中见到了叶夫图申科，认为他在替特工部门监视自己，自己被迫移民都是他的错。叶夫图申科则一再坚称，他那天是因别的事情出现在克格勃，是因从国外带回禁书而被拘捕。但两人的关系还是破裂了。
布罗茨基被驱逐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叶夫图申科当然是个很差的诗人，但人更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印象更加牢固。作家谢尔盖·多夫拉托夫（Sergey Dovlatov）在《安德伍德独唱》一书中回忆道，他告诉布罗茨基叶夫图申科反对集体农庄（集体农场制度，苏联政权的象征之一）时，布罗茨基说：“他要是反对，我就支持。”布罗茨基憎恶苏联的一切，但憎恶叶夫图申科更甚。
拓展阅读：
看完了俄罗斯版的互撕大战，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几个中国版文人相轻的段子，以博大家一乐！
刘文典VS沈从文
沈从文没受过系统教育而且还是个走自然主义地方特色的，很被刘文典（的确学贯中西）鄙视。当时两人都在西南联大教书，因为日军轰炸而拉防空警报，老师学生一窝蜂跑，刘文典恰好经过沈从文，逃跑终不忘讽刺：“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跟着跑什么跑啊！”沈从文没有回答只是埋头跑，我在想他当时心里一定对自己默念：“要从容！！”（出自他和他小表侄文革期间擦肩而过的对话）
刘文典的态度是：“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自我感觉就是酱棒。）
黄侃VS胡适
对于胡适提倡的白话文，黄侃的态度是：“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胡适有一次评价京剧，说京剧落伍（估计是相对于当时算新鲜的电影而论），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当即站起来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看完这一场场互撕大战不知各位看官是不是会捧腹大笑，这些大家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会怼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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