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來到魯國朝見，孔子向郯子詢問郯國古代官制。孔子開辦私人學校，當在此前後。
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所以自稱三十歲前後有所成就。這一年，齊景公與晏嬰來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
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相傳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
魯國內亂
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君王要像個君王，臣下要像個臣下，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17]孔子得到了齊景公的賞識，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齊聞《韶》樂，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
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晉魏獻子執政，舉賢才不論親疏。孔子認為這是義舉，在近處不會埋沒與自己親近而有賢德的人，在遠處不會埋沒受人推舉而有賢德的人，這可以說是仁義了。[15]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晉國鑄刑鼎。孔子認為晉國的滅亡，主要是因為統治者沒有好的制度和法度。[18]
魯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經40歲了，孔子經過幾十年的磨練，對人生各種問題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所以自稱四十歲不疑惑。
出仕修經
魯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陽虎擅權日重。孔子稱之為家臣掌政。[20]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隱而修著《詩》、《書》、《禮》、《樂》，眾多弟子跟著孔子走遍各國，跟隨他學習。[21]陽虎想要見孔子，而孔子卻不想見到陽虎，後來兩人在路上相遇。陽虎勸孔子出仕，孔子沒有明確表態，隨後孔子被升為小司空。
魯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曝屍三日，魯國大治。
離開魯國
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的後代，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毀三桓所建城堡。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子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與季氏出現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5歲。
周遊列國
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帶領弟子離開魯國來到了衛國。孔子在衛國被衛靈公夫人南子召見。孔子的弟子子路對孔子見南子這件事極有意見批評了孔子。鄭國的子產去世，孔子聽到消息後，十分難過，稱讚子產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慈惠的人。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6萬，但並沒給他什麼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因此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7]
孔子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後，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衛國。[7]
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離開衛國回到魯國。
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吳國使人聘魯國，就“骨節專車”一事問於孔子。
魯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魯國來到衛國。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婉言拒絕了衛靈公。孔子在衛國住不下去，離開衛國西行。經過曹國，曹伯陽沒有接見孔子。在曹國稍作停留，到達宋國，宋司馬桓魋討厭孔子，揚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59歲的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國、宋國、鄭國至陳國，陳國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七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人，楚國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
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歲，稱自己這時候，能正確對待各種言論，不覺得不順。[23]孔子過鄭到陳國，在鄭國都城與弟子失散獨自在東門等候弟子來尋找，被人嘲笑，稱自己頹喪的樣子如同喪家之犬。
魯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離開陳國，來到了蔡國。
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從蔡國來到葉國。葉國君主葉公向孔子問政，並與孔子討論有關正直的道德問題。在離開葉國返回蔡國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隱者。
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與弟子在陳國、蔡國之間被困絕糧，許多弟子因困餓而病，後被楚國人相救。由楚國返回衛國，途中又遇隱者。
魯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衛國，[7]主張在衛國為政先要正名。
魯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吳國討伐魯國，吳國戰敗。孔子的弟子有若參戰有功。
魯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衛國，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齊國派師討伐魯國，孔子弟子冉求帥魯師與齊戰，獲勝。季康子問冉有指揮才能從何而來，冉有說是向孔子學來的。68歲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歸魯國。孔子周遊列國14年，至此結束。孔子仍有心從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7]季康子欲施行田賦，孔子反對。對冉有說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不是君子的行為，應該用他的禮數來判斷。施捨的時候，會從重付出。做事的時候，會中庸而行之。死的時候，會對自己薄葬。[25]
回到魯國
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繼續從事教育及整理文獻工作。這一年冬天，孔子的兒子孔鯉去世了。
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經70歲了，稱自己這時候隨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規矩了。[26]
身處亂世的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於傑出政治家的稱號。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業上。孔子曾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入東周向老子請教。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壟斷，開創了私學先驅，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賢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為各國高官棟樑，又為儒家學派延續了輝煌。這“七十二賢士”中，又數顏回是孔子最愛的弟子。
這一年，顏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傷，感慨到昔日曾跟隨自己從陳國到蔡國去的學生，此時卻都不在身邊受教了。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獲麟。孔子認為這不是好徵兆，說吾道窮矣。於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齊國陳恆弒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三天，孔子見魯哀公，請求魯國出兵討伐陳恆，沒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孫請求出兵，結果遭到拒絕。
駕鶴西歸
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門生子路死於衛國內亂，而且還被剁成肉醬。經過這一系列打擊後，孔子知道自己時日不多。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貢來見孔子，孔子柱杖依於門前遙遙相望。他責問子貢為何那麼晚來見自己。於是嘆息說泰山將要坍塌了，樑柱將要腐朽折斷了，哲人將要如同草木一樣枯萎腐爛了。孔子流下了眼淚，講到天下無道已經很久很久了，沒有人肯採納自己的主張。自己的主張不可能實現了。夏朝的人死時在東階殯殮，周朝的人死時在西階殯殮，殷商的人死時在兩個楹柱之間。昨天黃昏夢見自己坐在兩楹之間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27][28]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終年七十三歲，葬於魯城北泗水岸邊。不少弟子為之守墓三年，唯獨子貢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魯國人從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裡。孔子的故居改為廟堂，孔子受到人們的奉祀。[29]
成就
道德思想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30]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晚年時期的最高理想稱之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裡，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天下沒有欺詐，沒有盜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後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經濟思想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係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後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後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並非不要“利”。《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幹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雲一樣，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33]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範，“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
他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採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徵，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係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不富足，國君沒有富足的。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於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裡麵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34]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後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儘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我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35]
旅遊觀念
孔子一生遊歷豐富。他從漫長的旅遊生涯中悟出精闢的人生哲理，並形成對旅遊的獨特見解。孔子的“遊”主要有三種形式：遊覽、遊學、遊仕。也就是說，孔子在遊中問學教學，遊中求仕入仕，遊中生情怡情，遊中悟道傳道。他的旅遊行為與修學、入仕是分不開的。孔子的旅遊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的遠遊觀和近遊觀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戀故土，應該通過遊學四方來增長見識，實現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由此可知，孔子“重遊”，反對“懷居”、“懷土”等心理和行為，甚而把貪戀安居、留戀故土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分野標誌。但是孔子也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明確表達了他提倡近遊的思想。“父母在，不遠遊”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雙親、注重人倫思想的體現。
那麼孔子既“重遊”，又反對“遠遊”、提倡“近遊”，豈不是自相矛盾？實則非也。孔子的近遊觀和遠遊觀並不矛盾，而是對立統一的，類似於“魚和熊掌”的關係。遠遊與近遊，實際上反映了儒家的“忠”與“孝”、報效國家與侍奉雙親的對立統一。孔子雖然提倡“近遊”，但也不一味地排斥遠遊，雖然主張推行孝道，但更主張“治國平天下”。到底適宜遠遊還是近遊，取捨標準就是是否“有方”。事實上，跟從孔子周遊列國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雙親健在者。孔子反對的只是無正當目的卻超出合理程度的“遠遊”。
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遊，倡導“山水比德觀”
孔子一生行遊天下，注重聽樂觀禮，開創了中國文化旅遊的先河。據史書記載：“孔子曾西入周室，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觀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於向老聃學習樂禮。另外，孔子訪齊，曾與齊太師交流關於“樂”的見解並達到忘我的境界。《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行遊四方中學習、欣賞古代的禮樂文明，這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文化旅遊。
除了提倡聽樂觀禮的文化之旅，孔子還注重體悟山水的自然之遊。對於山水自然景觀，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為我們耳熟能詳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在孔子看來，智者的聰明銳利和流動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寬厚品格與莊重沉穩的大山相通。這就是“山水比德”的審美觀、體驗觀。“比”指象徵或比擬，“德”指倫理道德或精神品質，意指在欣賞山水自然景觀時，根據其特徵類比聯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孔子主張旅遊要健康有度，反對佚遊
孔子曾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晏樂，損矣。”也就是說，以驕傲為樂，以到處遊玩、遊手好閒為樂，以大小宴為樂，都是有害的快樂。可見，孔子反對遊手好閒、放蕩遊樂、毫無節制的遊玩等佚遊行為。他認為佚遊超出個人身心承受能力與社會禮制許可，佚遊帶來的快樂是暫時的、侷限的，而且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損害。
人生觀念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
孔子62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知難而退，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33]
◎安貧樂道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33]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33]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33]
◎與人為善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33]
專著作品
《六經》
古人認為孔子曾修《詩》《書》《禮》《樂》，序《周易》（稱《易經》十翼，或稱易傳），撰《春秋》。
詩歌
《去魯歌》、《蟪蛄歌》、《龜山操》、《盤操》、《猗蘭操》、《將歸操》、《獲麟歌》。
這些詩歌多載於《樂府詩集》，可信度不高。[36]
知名弟子
孔子號”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考諸經籍，有七十多人。
《論語》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在南宋後並稱“四書”。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微言大義”。[36]
共2張
古代鈔本的《論語》
評價
名人評價
伏爾泰：東方找到一位智者。
德國萊布尼茨：熱烈地讚美儒學[38]。
李約瑟：孔子是“無冕皇帝”。
愛默生：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39]。
司馬遷：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38]
歷史評價
先秦評孔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諸子爭鳴”的學術繁榮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個學派最為著名。儒家在先秦時，和諸子地位平等，並不立於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對孔子的譭譽不一。
孔子門人及其後學者均推尊孔子。門人中以子貢為代表，他對孔子讚美備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擬為高天、日月、木鐸，凡人是永遠不可企及的，認為孔子是天生的聖人。亞聖孟子認為孔子所行的“聖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會的至高準則。然而當時民間一般看法認為孔子是博學成名的大學者。
戰國末期大儒荀子，雖然其禮的思想根源於孔子，然而他有濃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繼承儒家正統自任，稱頌孔子，認為孔子的美德永遠不可泯滅。但他貶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批評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處稱引孔子及其門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錶達他重視禮法和“親賢用知”的思想。
墨家對於儒家學說非議頗多，批評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張“述而且作”，批評孔子和儒家的繁瑣禮儀。
道家以自然無為為宗旨，蔑視禮法，對於儒家的禮儀道德持否定態度。
先秦法家學說思想上與儒家對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為孔子學說與法家農戰思想對立，致使國家“必貧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認為孔子學說為五蠹之首，且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
上述先秦諸子對孔子的譭譽褒貶，各持己見，正是反映了當時學術上百家爭鳴的興盛景象。這與漢以後獨尊儒術的局面則截然不同。
秦漢評孔
秦漢時代是儒學發展中的關鍵時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諸子之一，儒家雖號為“顯學”，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從此居於統治地位，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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