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
在藝術家中，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比杜尚活得更自由、更精彩、更詩意的人，他給世人留下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他的畫，而是他的生活。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20世紀藝術最偉大的開拓者， 出生在法國諾曼底小鎮薄蘭維勒。二十來歲已成為巴黎繪畫界的先鋒派畫家之一，名列1912年第一本介紹立體主義的書中。１９５４年入美國籍。他的出現改變了西方現代藝術的進程。他改變了從印象派以來藝術重視視覺性的觀念，語言，思維和視覺動作交互作用成為可能。他靈活運用新的心理、生理的表現素材，可以說，西方現代藝術，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藝術，主要是沿著杜尚的思想軌跡進行的。
杜尚
他是二十世紀實驗藝術的先鋒，是達達主義及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創始人之一,被譽為當代藝術的守護神。但其實杜尚不屬於任何幫派，因為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真正心靈的自由。
是當代藝術，最後都會做成統治和奴役人的權威，剝奪人的心靈自由。
從此他不再作畫，只是獨自探索用其他手段表達自己對藝術的看法：藝術可以是非藝術；人應該對“藝術”具備平常心，把藝術和人類的其他活動等同看待。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精神上真正獲得自由。
杜尚作品《泉》
杜尚與《泉》合影
杜尚對藝術權威的否定和不恭敬，最典型地體現在兩件作品中：一是給達芬奇的傳世名作《蒙娜麗莎》畫鬍鬚（又名《L．H．O．O．Q》）；二是在小便池簽上名作為他的作品《泉》。
這兩件作品都出現在1920年前，那時，變藝術為非藝術的思想並不能為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杜尚在近40年的時間裡默默無聞，很少露面，也很少做作品，只以下棋自娛。
直到1958年後，隨著波普藝術(一種拿日常俗物當藝術品的流派)出現，杜尚才重新被“發現”，他的反藝術思想迅速成為西方當代藝術的主流，造就了無權威無領導風格的後現代藝術的開放局面。
杜尚的很多驚世核俗言論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甚至奉為圭臬。
《下棋》1910年油彩、畫布114cm×116cm
賺錢
人都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的。我每個月的進項不多，那真是一種道地的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帶點虛飾，你願意的話還可以說是奢華的，但無論怎麼說那還是波西米亞式的生活。錢通常總是不大夠，但那沒關係。
有些人很能賺錢，又有些叫做藝術家或工匠的人不能掙得足夠的錢謀生，所以，他們就出面幫助了。幫助藝術家是富人的美德。我不做很能賺錢的那類人，有了多餘的金錢，我還得費心照看它們，累不累啊。
生存的關鍵主要看花多少，而不是掙多少。你得知道可以維持生計的數目。
杜尚一生，似乎從未為餬口而操勞過，當卡巴內在訪談中問他是怎麼生活的，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做的。
雖然他每個月的進項不多，但憑著教一點法文課，出售一些舊畫，過著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他用不著想錢的事——他甚至認為用自己的作品換錢是不體面的，認為藝術不該與商業結合。
他將自己的《下樓的裸女》的草圖作為禮物送給買他的《下樓的裸女》的舊金山古董商托里。將他自己視為《新娘》系列中最好的一幅——在慕尼黑完成的《新娘》——送給了畢卡畢亞。1915年他又將《從處女到新娘的通道》送給帕奇。而這些作品，對當時小有名氣的他來說，是完全可以兌換一筆不薄的錢財的，但對於這潛在的資產，他卻主動放棄了。
1916年在紐約，美國畫商諾德看到他的《下樓的裸女》之後決定每年給杜尚一萬美元包下他一年中做的所有的東西。當時的杜尚並沒有錢，但他卻說“不”。後來，人們問他原因時，他答道：“我不能，我感覺到了危險。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躲開危險。在1916年的時候我有29歲了，所以，我已經足夠成熟來保護我自己了。”杜尚對金錢警惕，有著莊子對“機心”洞察的智慧，不光是常人所不及，也是大多數藝術家所達不到的境界。
《下樓的裸女》
關於出名
公眾在任何時候都需要明星：或者是物理上的愛因斯坦，或者是繪畫上的畢加索。這是他們的品性。
我想每一代年輕人都需要一個樣板。因此我充當了這個角色。公眾在這件事上有一半的責任。我很榮幸，僅此而已。我所做的和他們做的事情沒有明顯的相似。而且我是儘可能的少做，這可不同於現在流行的儘可能多做的方式——為的是可以多掙錢。
為了讓事情做起來簡單，不落入複雜的理論中區，我就總是講自己的作品。你上臺，展示你的東西，然後你就成了一個演員。而一個畫家呆在他家裡畫畫，到拿出去展覽只是一步之差。然後你就必須出席開幕式，被祝賀，這都挺過火的。
我不相信什麼地位。
《杜姆傑博士畫像》1910年油彩、畫布100cm×65cm
藝術
藝術要麼是剽竊,要麼是革命。
藝術界眼下急功近利、物質至上的局面用教育來改變是不可能的，可以給予抵抗的方式是：沉默，緩慢，獨處。
藝術家的狀態比他的藝術更為重要。
如果你一直戰鬥，就無法同時發笑了。
現實會使事情改變，這很自然，也很正常。
因為我做這件事無所求，所以能很“平和”地做。
傳統是已經完成的東西，從本質上說，我對改變有一種狂熱。
我不是反藝術。‘反’這個字讓我不喜歡，因為，你反對或者贊成，其實是一個事情的兩面。而我所要做的是完全不存在，而不是什麼反對或贊成。
根本上說，我沒有畫家們一向有的那種心態：想展出自己的東西，希望被接受，然後受到批評家的誇獎。從來就不存在什麼批評。
《從處女變成新娘》1912年油彩、畫布59.4cm×54cm
藝術的本質
“藝術”這個詞讓我感到有趣，它是從梵文來的，它的意思是“做”。
由於人心中沒有是非高下之分，沒有好壞你我之別，生命便可以完全無拘束地充分展開，到了這一步，人生便是藝術。
你所看見的和我所看見的是不一樣的。我們都會產生情緒感受，但你的和我的卻不會是同一種情緒感受。因此沒有必要規定只有一種情緒感受。
對系統化的方式信不過。我從不讓自己長時間保持在一種好的模式裡，去模仿，去受影響，去回憶前一天晚上在某家畫廊的櫥窗裡看到的作品。
我發現現成品的方式，是打算用它來消解審美，而新達達們卻要在裡面發現美，意味著我打算把它徹底帶離藝術的企圖沒有成功。
我把故事、傳聞和視覺的再現混在一起，同時給予視覺因素最少的重要性，比一個畫家通常能給予繪畫的都要少。我已經不想再被視覺的語言控制了。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放進幽默，放進對於所謂嚴肅作品的懷疑。宇宙這麼大，而我們還總是這麼人類中心主義，真實個可笑的見識。我老想著要避免和通常藝術家的做法一樣。對他們而言個性化，獨特，是每個藝術家要做的，而絕不是走向大眾產品。
一種是和社會打交道的藝術家，融入社會的人；另一種藝術家是完全自在的，不必有任何束縛的人。
創作
我很幸運，因為我基本上沒有為了餬口去工作。我認為從實用的角度看，為了餬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不必為了餬口而生。從某個時候起，我認識到，一個人的生活不必負擔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有妻子，房子、車子。幸運的是我相當早地認識到這一點。
我的做法是選擇一個, 無論美麗或者醜陋, 都無法吸引我的東西, 從而找到視覺上的冷漠。或許, 你會說我找到了不少這樣的東西。其實, 這是很難的, 因為你要看個東西看久了, 多少它就變得順眼了。所以一旦它變得順眼, 我就得拋棄它了。
我沒有感到非要做出點什麼來不可的壓力，繪畫對於我不是要拿出產品，或是表現自己。
我什麼也不期待，什麼也不需要，我很長時間什麼也不做，感覺好極了。
“我喜歡活著，呼吸，甚於喜歡工作。我不覺得我做的東西可以在將來對社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因此，如果你願意這麼看，我的藝術就可以是活著，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個作品，那是不留痕跡的，不可見不可思的，那是一種其樂融融的感覺。”
我對'藝術'二字沒興趣, 因為我這兩個字本身早已失去了信仰。所以我不想用這兩個字。今天世界上對'藝術'有太多沒必要的鐘愛。
我們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進詞或句子中，事情全都會走樣。
存在著美麼？那它是什麼？你不能定義藝術，那定義一下美看看？
我們要學會忘記過去，活在當下的時代裡。
抵制美國藝術界急功近利，物質之上的方式是：沉默、緩慢、獨處。
我要的東西不多：棋、咖啡、過好二十四小時。
藝術嫉妒
往往存於年齡相仿的人中。藝術家的狀態比他的藝術更為重要。如果你一直戰鬥，就無法同時發笑了。現實會使事情改變，這很自然，也很正常。因為我做這件事無所求，所以能很“平和”地做。傳統是已經完成的東西，從本質上說，我對改變有一種狂熱。
藝術的本質“藝術”這個詞讓我感到有趣，它是從梵文來的，它的意思是“做”。你所看見的和我所看見的是不一樣的。我們都會產生情緒感受，但你的和我的卻不會是同一種情緒感受。因此沒有必要規定只有一種情緒感受。對系統化的方式信不過。我從不讓自己長時間保持在一種好的模式裡，去模仿，去受影響，去回憶前一天晚上在某家畫廊的櫥窗裡看到的作品。我發現現成品的方式，是打算用它來消解審美，而新達達們卻要在裡面發現美，意味著我打算把它徹底帶離藝術的企圖沒有成功。我把故事、傳聞和視覺的再現混在一起，同時給予視覺因素最少的重要性，比一個畫家通常能給予繪畫的都要少。我已經不想再被視覺的語言控制了。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放進幽默，放進對於所謂嚴肅作品的懷疑。宇宙這麼大，而我們還總是這麼人類中心主義，真實個可笑的見識。我老想著要避免和通常藝術家的做法一樣。對他們而言個性化，獨特，是每個藝術家要做的，而絕不是走向大眾產品。
大眾
我不覺得藝術家是那種必須做出什麼東西來的社會角色，好像他欠下大眾什麼似的，我討厭這種想法。
他為自己寫的墓誌銘：不管怎麼說，死去的總是別人。
你做的很多事情，其實是為了讓別人高興。
選擇一個東西很難，因為15天后你會開始喜歡它或者討厭它。因而，你必須在接近它的時候是冷漠的，彷彿你不帶任何美學的情感。選擇現成品也常常基於視覺的冷漠，同時，要避開好和壞的趣味。
這裡沒有解決，因為這裡沒有問題。
我從一切物質的責任中解脫出來，我因此開始了一個圖書管理員的生涯，這成為我可以不在社會上拋頭露面的藉口。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我一直試圖不再作畫，不再賣畫。
1912年我有了一個決定：獨自一人，藝術家必須是孤獨的，自己面對自己，就像在一條沉船上一樣。那段時間慕尼黑有很多藝術風格，但我從未與人交談過，然而我過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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