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五週年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絲路規劃研究中心理事長陳元，在9月1日出版的《紫荊》雜誌發表題為《全面認識“一帶一路” 大力發展金融合作》署名文章。現將全文轉載如下：
2013年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定位，指示了黨在國際經濟、投資和金融領域中指導對外合作的基本方略。我們必須全面認識“一帶一路”的重要意義，大力發展國際金融合作，加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團結一致，攜手開創全球經濟合作新格局。
8月9日，陳元在中俄金融合作視頻研討會上講話。
全面認識“一帶一路”重要意義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年來，沿線國家一批標杆和示範項目漸序開花結果，“五通”開始從戰略構想變為現實成果。“一帶一路”建設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廣泛響應，增強了我國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據統計，自2013年至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70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和地區推進建設75個經貿合作區，上繳東道國稅費22億美元，創造了21萬個就業崗位。
第一，“一帶一路”是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從長期來看，發達國家人口較少，經濟總量和福利水平較高，本國勞動力在經濟活動中的參與度逐年下降，對於全球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將日趨無力；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需求更為迫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對外投資合作，不僅可以極大地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於發達國家“搭便車”，使其可以從發展中國家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市場機制中受益。“一帶一路”建設不僅符合中國利益，也符合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的共同利益。
第二，“一帶一路”是經濟落後地區脫貧致富的真正希望。西方發達經濟體對世界範圍內的經濟體制、資源及生產要素的佈局都以其自身經濟利益為目的，而“一帶一路”所涉及的部分區域是當前西方發達經濟體所未曾覆蓋的。這些經濟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僅僅依靠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發展經濟，而更多需要依靠“南南合作”，互相支持、互相促進、互相幫助。它們的真正希望在於，像中國這樣具有國際責任感的發展中大國能夠與其合作，促進其經濟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正是中國為推動全球命運共同體和全球經濟共同體的進一步形成而提出的，中國不會把這些貧窮落後的國家看作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包袱”，而會從人民的角度看待問題：一切從中國人民的需要出發，同時考慮全世界人民的發展。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擺脫了貧困落後的局面，我們相信，這些國家也可以通過其自身的努力和與國際社會的真誠合作走出困境。
第三，“一帶一路”是發達市場擴大發展空間的“順風車”。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一國的金融資源還遠遠不夠，我們也無法包攬天下。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際資本和國際市場的資源，大力調動發達國家的積極性。因此，我們不僅要考慮投資對象國家的經濟發展因素，還要考慮我們想要動員的國際資本的利益，盡力構成多方共贏的佈局，謹防“黑天鵝”事件的出現。
“一帶一路”金融合作的三個層面：企業、市場與貨幣
從資本發展和流動的角度來看，資本從來不是在發展中國家形成的，而是在發達國家市場中積聚起來、向新興國家市場流動的。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和投資成為了資本流動的必要條件。欠發達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都需要投資，都需要基礎設施及其他公共配套設施的建設。在很多地方，我們僅發展單個項目是遠遠不夠的，還需幫助當地社會發展社區、改善民生，而這些活動都需要投資及多種與投資相關的有效社會活動將它們連接成整體。要實現資金融通，我們應致力於建設一條金融閉環通道，使得中國、中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能夠通過這一通道共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輸出資本，投資於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社會發展。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金融和投資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各國間的金融合作可被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企業層面。不管是股權融資還是債務融資，每一個企業在進行融資時都會考慮風險、收益、企業的治理結構以及當地的政治穩定性等因素。由此，企業往往在精打細算之後放棄項目或另尋出路，單個項目的成功率很低。對於這樣的現狀，我們應力求改變。
第二，市場層面。在這一層面，我們需考慮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穩定性及資源重要性。有些資源的市場穩定性可以覆蓋和解決當地的政治不穩定問題。以石油為例，石油是充分國際化和市場化的大宗商品，其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元的命運，也影響著許多資源國家的經濟狀況。委內瑞拉政治波動頻繁，國際上普遍認為其政治局勢具有很大問題，但是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並沒有因此受到限制。除了委內瑞拉外，中東、巴西和非洲國家的石油出口也都面臨類似情況。由此可見，這些國際化的大宗商品的市場穩定性降低了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波動性，具有一定的抵禦局部政治波動風險的能力。所以，我們應該看清市場和局部地緣政治波動之間的互動關係。此外，我們也應更多地考慮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因為向這些具有穩定性的市場配置金融資源將會得到穩定回報。
第三，貨幣層面。除了企業層面的融資和金融市場層面的融資，貨幣層面的合作也是必需的。各國央行之間必須進行足夠深入的合作。首先，央行之間要在支付系統層面進行合作。我們要有自己的體系，不能一味依賴其他貨幣系統，否則人民幣就會變成國際貨幣的一個派生產品，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次，央行之間的貨幣互換也應深入下去，使資金使用達到項目層次，而非僅限於額度協議的簽訂。例如，在發展非洲國家的石油、天然氣項目時，我國可使用人民幣進行投資，這些人民幣可被用於購買中國設備及向中國的施工公司進行支付。我們還可以使用人民幣來購買石油、天然氣等大宗產品，這些得到投資的國家也可使用開採得到的石油、天然氣來歸還我們的建設資金。由此，雙方均可受益。
有了市場層面和貨幣層面的合作，企業層面的金融業務就可獲得支撐，得以克服風險。實現本幣互換後，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存到合作國的央行中，該國就可以進行貨幣擴容、增信，以改善貨幣流動性。很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窮國，其流動性非常緊張但又不能過度增發貨幣，因為增發貨幣會導致貶值和通脹。在貧困國家建設一個石油化工項目，這對中國而言可能只是一個普通項目，但對於有些國家而言，這可能會對其國家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可能影響到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定。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全面考慮這些不同層面的問題，努力實現互利共贏。
6月15日，陳元在絲路規劃研究中心課題項目啟動會發表講話
用開發性金融更好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中有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具有促進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又因資金實力和資本積累不足，無力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重大項目建設。這為開發性金融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支持“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廣闊空間。結合開發性金融探索國際業務的多年發展歷程，我們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總結出了以下經驗。
第一，通盤考慮各方要素，融資推動與規劃先行並重。在國際市場進行投資，與在股票市場或債券市場買賣等即期交易行為不同，必須在事前進行長期分析和系統規劃。以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實踐為例，在國家開發銀行與政府合作的“政府熱點、雪中送炭、規劃先行、信用建設、融資推動”的二十字方針中，規劃先行與融資推動這兩者相輔相成：融資是基本推動力，融資推動可讓合作方清楚地看到規劃帶來的投資和收益，極大地提高其合作積極性；而規劃則是融資的必要前提。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注重從長計議，對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形勢進行通盤規劃，把空白化、碎片化的區域和產業政策整合起來，綜合考慮經濟、社會、人文、外交、法律、金融等各方面影響，形成明確的工作目標。
每一項國際業務的實現都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工作、付出不懈的努力。推進一個項目，如果只是簡單地從工程承包的角度來測算需要多少投資、多少工期、多少人力技術支持，那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當前，一些國家或地區政局動盪，國際形勢風雲變幻，我們必須堅持規劃先行的方針，把各方利益的關注點及影響因素都充分考慮，做好應對各種變化的準備，做到“謀定而後動”，預先形成有效對策。
第二，協調各方利益，形成整體合力。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我們有時會遇到來自合作國中不同派別的政治勢力或者有利益訴求的地方勢力的反對或干擾，造成工程進度放緩甚至停滯。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通盤考慮合作國的實際國情，在項目自身條件可承受、我方整體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主動讓利，讓各相關方利益均沾，以此改善民眾對項目的看法，也可同時改善當地的政治環境並緩解國際輿論壓力。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允許合作國的地方行政機構在項目建設或企業經營中扮演一定角色，參與決策和管理；也可以僱用當地工作人員，在管理、操作等不同層面形成國際團隊。主動讓利後，不但我們的投資項目得以發展，當地人員也可以從中獲得就業機會及其他收益，從而實現各出其力、各取所需。
另一方面，中國自己的團隊也要注重形成整體合力，齊心協力打造“走出去”的整體格局。過去，國家開發銀行的許多海外項目都由工程公司打先鋒，他們往往僅從施工角度考慮問題，缺乏統籌安排，很容易造成國內公司間的惡性競爭；今後，我們應讓投資公司也參與其中，從投資、發展的整體安全角度通盤策劃。如有可能，也可以採用國企、民企、外企相結合的方式，使三者共同發揮作用。例如，有些國家不接受我國國有企業的海外項目，或在態度上對國企有戒心，或在法律上對國企有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就應該發揮作用，通過金融或其他方式提供支持。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甚至是外企，只要能夠形成一致利益，就可以彼此合作，共同推動項目成功。
第三，發揮企業核心作用，拓展市場化運作的週轉空間。“一帶一路”建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一個全局規劃做為支撐。在這一規劃中，企業是融資推動的最終落實者，要發揮核心作用，因為企業以財務可持續作為生存發展的基礎，擁有一以貫之的盈利追求，他們始終有動力去協調各方、形成合力。
如果在推進項目的過程中遇到困難，企業不能只依賴政府補貼，而是要想辦法讓項目自達平衡。在國際業務中，企業也可以打捆經營，然後進行市場化運作。市場化運作最根本的要點在於，項目要有合理回報。國際項目中的合理回報，既包含短期回報，又包含長期回報；既要有財務回報，又要有外交、戰略、社會、經濟等財務以外的回報。有些時候，長期回報或財務以外的回報更為重要。以坦贊鐵路為例，這一項目的短期回報並不明顯，但是其長期回報的示範效應到現在還在發揮作用。今後，各企業可能還會遇到類似的情況，也需要將各項合理回報綜合考慮。對於“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回報期，我們可以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來考慮，因為對於中國經濟這麼大的盤子，如此之長的回報期也都是能夠轉得過來的，而且盤子越大，我們的週轉空間就越大。實踐證明，用市場化運作的方法把各方力量加以放大和鞏固，是增強我們全球運作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將會取得長期的、令人信服的優異效果。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在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牽引力、號召力。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既有獨特優勢，也有自身需求，不僅有利於“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也有利於香港自身經濟的轉型升級、繁榮發展。習近平主席在出席香港迴歸祖國20週年慶祝活動並視察香港特別行政區時，強調了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和作用。特區政府積極響應倡議，採取了發展完善人民幣支付結算基礎建設、積極參與亞投行籌建工作、推動《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全面落實、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和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啟動“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等多項措施，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彰顯了特區政府的遠見和擔當。這裡，我認為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香港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發揮更加積極有效作用。
2017年9月5日，陳元在“展望香港下一個二十年暨‘一帶一路’倡議與香港機遇”論壇上致辭
2004年2月24日，香港持牌銀行開始推出離岸人民幣個人業務，標誌著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開端，經過15年的發展，香港離岸人民幣資金池積蓄了充裕的流動資金，足以支持大量人民幣金融中介活動。截止到2017年12月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額為6,184億元，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的日均成交額高達9,036億元，人民幣貿易結算金額為3.9萬億元。以香港為首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提高了非居民持有人民幣的意願，提供了境外人民幣結算的資金來源，構建了境內金融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緩衝區，為海外金融市場創造了更多人民幣投融資產品，提高了人民幣國際信用度。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從國際結算、投資和儲備三個層面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但同時，該市場中，近萬億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處在疏於監管的無序狀態，這將對我國貨幣與金融的穩定，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發展產生影響。香港應配合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協調推進，鞏固和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在推動大宗商品貿易、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海外人民幣向中國債券市場迴流中發揮積極作用、扮演更加重要角色，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促進形成人民幣良性循環發展。努力打通“一帶一路”有關各國、各地區與各機構間的金融脈絡，形成香港與其他金融中心競爭互補、互利共贏的良好局面。可考慮在香港設立“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合作運營機制”，以實體公司的組織形式，不僅應對企業內部財務，而且是財團的財務公司形式，可更廣泛地為各種企業之間的匯款、籌資、融資提供支持，將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有序化，達成利用離岸人民幣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同時規避離岸市場可能對在岸市場造成的不良影響。
總的來說，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宗旨的“一帶一路”建設，不僅關乎中國自身實現“中國夢”，也關乎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共同把握好“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歷史性機遇，攜手合作、務實開拓，共同為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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