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在經濟戰線上取得了穩定物價、統一財經、恢復國民經濟的重大勝利。據統計，1952與1949年相比，全國工農業總值增長77.5%，年均增長21.1%，工農業總產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均超過建國前的最高水平。儘管如此，當時的國民經濟依然十分落後, 尤其是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只佔26.6%,而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只佔35.5%。我國的工業水平不僅遠遠落後於英美等國，甚至連印度都不如。以鋼產量和發電量為例，1952年鋼產量中國人均為2.37公斤，印度為4公斤，美國為538.3公斤；發電量中國人均為2.76度，印度為10.9度，美國2949度[1]。關於我國工業的落後狀況，毛澤東主席曾經有一段生動和形象的描述，他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2]”因此，當國家時局穩定之後，集中力量發展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成為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
由於蘇聯率先承認了我國的新政權，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1950年2月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新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實行計劃經濟的經驗必然被中國所接收。
“一五”計劃編制過程
我國從1951年開始著手編制“一五”計劃，到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歷時近四年。計劃編制過程中, 邊討論、邊修改、邊執行，先後五易其稿。期間，中央領導人對“一五”計劃的編制和實施傾注了大量心血。
1951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我國東北地區在基本建設、工業等方面已經逐步實行計劃管理。2月19日，根據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朱德在全國工業會議上提出：“中國工業要走上計劃經濟。中央已決定自1953年起實行五年計劃。現在編制一年（即1951年）計劃，必須聯繫三年（恢復時期）計劃，三年計劃又要與五年計劃相銜接。”[3] 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決定自1953年起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要求著手進行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
在周恩來、陳雲組織領導下，政務院（後改為國務院）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於2月開始試編五年計劃的綱要。由於當時我國正出兵朝鮮作戰，尚未爭取到蘇聯的援助，全國經濟建設大局沒有確定；加之，政府所掌握的統計數據和資料不全，所以這個計劃綱要僅僅是一個不成熟的初步設想。據原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回憶，蘇聯納入國家計劃的工業品有3000多種，而我國當時只有300多種，其中只有30多種有統計資料，其餘的只是參考有關資料估計的[4]。他說，“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時，我們的統計資料不完全，對國民經濟的基本情況沒有掌握，到底有多少錢也不清楚。那樣怎麼訂計劃呢？首先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我們考慮一下中國這樣的國家建設起來，應該搞骨幹，搞主要項目……因為我們主要是從需要出發，對我們國家的力量沒有很好地計算，因此這個計劃是否能夠全部實現把握不大，在這方面我們必須依靠蘇聯幫助，他們比我們的經驗豐富。”[5]原國家計委副主任王光偉回憶：“我們開始時對‘指標’、‘基本建設’這些詞都不會講，計劃表格也不會擬定，都求蘇聯幫助[6]。”
1952年初，國民經濟恢復良好，財政收支不僅實現了完全平衡而且還有結餘。中央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5月21日至6月5日，中財委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會議比較詳細研究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李富春報告了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和分行業計劃的提要。他說，建設的重點放在重工業，尤其是鋼鐵、燃料動力、機械、軍工、有色金屬和化學工業上，農業、輕工、交通應圍繞重工業這個中心來發展[7]。6月，經過上上下下的緊張工作，由陳雲（時任中財委主任）主持起草編制出十萬字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及其《總說明》，一共有25個小冊子，主要內容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船舶、電器、化學、建築材料、電力、煤礦、石油、紡織、輕工業、交通、郵電等各個行業的建設計劃。7月1日，陳雲給毛澤東寫信，彙報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准備工作情況。他說：“這次寫的五年計劃的主要點是在今後五年中要辦些什麼新的工廠。因此在這一方面花的功夫較多。原有工廠的生產方面，也寫進去了。但估計這一方面的生產數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過。將來需要好好再討論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後五年新辦工廠，是為了七八月間可以向蘇聯提出一個五年中的裝備的要求。[8]”中央政治局對這個草案討論後認為，可以帶去蘇聯徵求意見，以此作為基本依據，爭取得到蘇聯的援助。
1952年7月1 日陳雲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一五”計劃編制工作
7月10日，周恩來給毛澤東並劉少奇、朱德、陳雲等同志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說：“在七月份我擬將工作中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當儘量推開，所擬分工計劃如下：對五年計劃，當著重於綜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盤意見，並準備交涉材料。[9]”毛澤東接到信後當日批示同意。
為了編制“一五”計劃，中財委計劃局的同志夜以繼日，做了大量工作。1951年秋，柴樹藩從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調到北京工作，擔任中財委計劃局綜合計劃處處長。柴樹藩的女兒回憶：“一段時間，工作人員都在跑裡跑外地忙碌著。旁邊一個不大的房間是父親加班時的臥室，書架上擺滿了中外書籍、地質、土壤、冶金、建築等等，涉獵廣泛。原來父親在拼命讀書…… 父親他們是根據中央關於加緊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加班加點彙總各地各部門的上報材料。”柴樹藩還在百忙中擠出時間用自學的俄文，加上原有堅實的英文底子，參考大量英文資料，編譯出了《蘇聯基本建設的設計、預算與計劃》，書稿剛出來，陳雲就批示趕快付印，這本書成為當時中國計劃工作人員的基本參考資料[10]。
8月15日，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蘇，徵求蘇聯對“一五”計劃輪廓草案的意見。談判代表團的陣容很大，包括工業、農業、林業、軍事等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時任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處長袁寶華回憶：“由於我們許多人是第一次出國，所以對我們要求很嚴格。在出國之前，陳雲同志把我們召集起來，提出了紀律要求：一是不講越過職權的話，不該講的不要講，該講的也要先請示了以後再答覆對方；二是在行動上，外出必須經過請示，批准後才可行動。如果要找人會客，必須有正式手續；三是在風俗習慣上，要入國隨俗，按規矩辦事；四是不能亂敬酒，不準喝醉酒，主要是因為蘇聯人愛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為止；五是外出坐車要聽從蘇聯方面的安排。由於劉亞樓同志在蘇聯住的時間比較長、情況比較熟悉，我們的生活和一切活動都由他來安排。出國前，國家給我們每個人都做了一套衣服，還做了夾大衣，發了皮帽子。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來卻沒有做夾大衣，仍然穿著那件舊的、藍色夾大衣。[11]”
當時，我國還沒有自己的民航飛機，蘇聯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軍用飛機和一架民航飛機，專供接載中國政府代表團。飛機不大，一架飛機只能坐16人，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途中經過伊爾庫茨克和新西伯利亞飛往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宋劭文（時任中財委計劃局局長）曾回憶：“去伊爾庫茨克的路上，我和周總理同乘一架軍用飛機，飛機很小，只能乘坐5、6 個人，同機的還有裝甲兵副司令員邱創成、海軍副司令員羅舜初等幾位同志。飛機一起飛，羅舜初就掏出刮鬍刀刮鬍子，我好奇地問他：‘一會兒就到達目的地了，你急著刮鬍子幹啥？’羅舜初說：‘我的鬍子長得很快，一天不刮都不行！’當時我半信半疑地又追問了一句：‘有你說得那麼厲害嗎？’這時周總理親切地插話：‘是的，我的鬍子也是那樣！’我這才信服地點了點頭。”旅途中，總理談笑風生，機艙裡的氣氛十分融洽。代表們在伊爾庫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換乘飛機，繼續趕路。離開賓館時，周總理按照以往的習慣，與賓館服務人員一一握手告別，感謝他們向中國政府代表團提供的熱情周到的服務。
陳雲在莫斯科機場受到歡迎
8月20日，周恩來與陳雲、李富春等一起同斯大林舉行了第一次會談，蘇聯方面莫洛托夫、維辛斯基也在座。周恩來談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斯大林愉快地表示，願意盡力在資源勘探、企業設計、設備供應、提供技術資料和派遣專家及提供貸款等方面給予中國幫助。斯大林笑著對周恩來說：你們運氣好，革命獲得成功，所以蘇聯應當幫助你們。
第一次會談後，周恩來將《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報告提綱》等文件送給斯大林參閱。當時，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中，將我國的工業增長速度設定為年均增長20.4%。斯大林指派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維辛斯基、庫米金組成蘇聯政府代表團直接與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商談各項具體問題。為了使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解決一些急需處理的重大問題，周恩來把代表團工作人員分成若干組，分別與蘇方各相關部門的同志直接接洽，開展工作。這樣做，便於同蘇方談判和麵對面研究計劃的編制問題。
9月3日，斯大林再次會見了周恩來、陳雲和李富春，重點談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斯大林談了三點意見：第一，中國三年經濟恢復時期的工作，“給我們這裡的印象很好”。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應當能夠製造汽車、飛機、軍艦。第二，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一定很快，但五年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速度為20％過高，應下降為15％為宜，計劃要留有餘地，要有後備力量。第三，蘇聯願意為中國實現五年建設計劃提供所需要的設備、技術、貸款等援助，並派出專家幫助中國。斯大林還對周恩來說：我們現在還不能說最後的肯定意見，需要用兩個月時間加以計算之後，才能說可以給你們什麼，不能給什麼。你恐怕不能久等。周恩來說：我們來時，預定我和陳雲9月中旬就回去，李富春和一部分同志可以留下。
周恩來這次訪蘇期間，中蘇雙方都是比較愉快的。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會談取得了圓滿成果，蘇聯同意幫助我國設計一批企業並提供所需的設備、貸款，答應派一些專家幫助建設中國。談判期間，斯大林多次舉行宴會招待周恩來等人。一次，斯大林舉起一個斟滿白酒的大酒杯，要彭德懷也斟滿一大杯白酒。蘇聯的烈性白酒是聞名的，斯大林的酒量也很驚人，他要和彭德懷一飲而盡。在一旁的師哲（時任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中央領導人俄文翻譯）知道彭德懷有胃病，不宜多飲酒，要替他說明情況。周恩來連忙示意不要干涉，他知道彭總有酒量。在周恩來的示意下，彭德懷爽快地端起酒杯站起來，同斯大林碰了碰杯，一飲而盡。周恩來高興地鼓起了掌。
1952年8月至9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期間，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什維爾尼克和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合影。右三起：李富春、陳雲、周恩來、什維爾尼克、維辛斯基、張聞天、粟裕、師哲。
周總理工作非常細緻，抵達莫斯科後，他又將準備提交蘇聯政府討論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及總說明等幾本小冊子逐字逐句詳細地重新審閱了一遍，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錯過。柴樹藩回憶這次談判時，講了自己的一個親身經歷：“在與蘇聯政府談判準備的材料中，有一個林業部提供的關於我國森林面積的表格，其中幾個數字不準確，被周總理發現了。他在電話中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說：‘像這樣的差錯和疏忽不能容忍！一個年輕人要對自己經手的工作，絕對地負責任。’我對總理的批評是完全心服口服的，並立刻在王鶴壽、李範五等同志的幫助下，核對和校正了所有數字，但對自己沒有做好工作而感到有些悔恨……”第二天午餐時，周總理端著一杯白蘭地特意來到柴樹藩的餐桌前與他碰杯，表示了對他的關心和勉勵。柴樹藩說，在後來幾十年的工作中，他一直將總理的批評謹記在心，時常問自己在工作中是否盡了應盡的責任，這使他少犯了許多錯誤。[12]
9月24日，周恩來、陳雲、粟裕等一行17人返回北京，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團團長一職，領導各組留下來繼續與蘇方商量援助項目中的具體細節，主要是落實援助項目。李富春對留下來的同志關心備至，一次，當他和大家聊家常時，聽說隨團來的一位翻譯在國內已有女朋友，並且準備結婚，因為工作需要，推遲了婚期。李富春一見到這位翻譯就關切地詢問有沒有來信？他在翻譯的耳邊小聲地安慰說：等工作一有頭緒就叫你回去，但現在還得以工作為重，專心把工作做好。當蔡暢知道這件事後，笑著對李富春講，我們送他們一個禮物吧！ 於是，將一隻精美的坤錶送給那位翻譯。[13]
成立國家計委
為了加強對計劃工作的領導，加快“一五”計劃的編制過程，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增設國家計劃委員會（簡稱國家計委）。國家計委的工作任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負責編制我國長期和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國家計委領導成員如下：
主席：高崗
副主席：鄧子恢
委員：陳雲、彭德懷、林彪、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習仲勳、黃克誠、劉瀾濤、張璽、安志文、馬洪、薛暮橋
秘書長：馬洪（兼）、副秘書長：王光偉。
國家計委於1952年12月5日正式辦公。到1953年5月止，委內先後設17個機構：（1）辦公廳；（2）綜合計劃局；（3）重工業計劃局；（4）燃料工業計劃局；（5）第一機械工業計劃局；（6）第二機械工業計劃局；（7）交通運輸計劃局；（8）輕工業計劃局；（9）地方工業計劃局；（10）農業水利計劃局；（11）貿易合作計劃局：（12）文教衛生計劃局；（13）勞動工資計劃局；（14）城市建設計劃局；（15）成本物價計劃局；（16）財政金融計劃局；（17）私營企業處。上述各廳、局的編制共1225人，加上工勤人員為1538人。幹部來自剛剛撤消的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及六個大區的有關部門，例如東北計委、東北工業部、東北財政部等。高崗親自點名調王光偉參加組建國家計委，負責幹部工作。王光偉奉命從瀋陽抽調一批得力的幹部提前一個月赴北京，其中包括善於行政管理的陝北紅軍老幹部韓增勝，他樸實得像一位農民。朱鎔基也隨安志文、馬洪從東北到了國家計委工作。其他各大區到國家計委的幹部：中南有張璽、宋乃德、王光中、何幼琦、吳傳啟等，華東有駱耕漠、胡明、勇龍桂等，西南有李斌、劉星等，西北有劉墉如等，華北有顧大川、範若一等。另外，還有團中央的宋養初、教育出版社的高雲屏、朱德的秘書孫泱，他們三位是稍後一些時候調來的[14]。
國家計委當時有“經濟內閣”之稱，權力很大。關於國家計委的工作，中央曾專門討論過，毛澤東作過重要發言，他考慮到朝鮮戰爭正在進行，提出“邊打、邊穩、邊建設的方針，計劃工作要學習蘇聯經驗，並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做。”國家計委剛成立時，毛澤東在中南海的頤年堂接見了計委領導幹部，並且留大家吃了飯。他提出，做計劃不要坐在屋子裡做，要反對主觀主義。關於國家計委的職責，周恩來在1953年10月送交劉少奇審閱的《關於計劃委員會的機構人員等問題的初步意見》中提出：“計劃委員會是中央人民政府編制及檢查財金、文教及有關軍事工業生產與供應的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的工作機關。它與財經委員會、文教委員會的分工是：它只負責計劃的正確編制和檢查，至於執行計劃當中的日常具體任務，則完全由財經委、文委等行政機構分別負責。”
1952年12月5日國家計委正式辦公，最初的辦公地點設在北河沿54號的原“北大三院”, 院子的佈局比較雜亂、破舊，衚衕都是土路。 所有幹部、家屬的住房全部租民房，分散在全北京城。所以，必需選擇新的辦公和宿舍區。1953年春，在西城區三里河選定新址，這裡是一片亂葬崗但地勢平坦，既不佔國家耕地也沒有拆遷問題，而且距離城區不遠；當年秋，一大片灰色的蘇式建築群在這裡拔地而起，共建有216個門棟，就是現在的“三里河一區”。50年代，大家都奉行“先生產、後生活”的精神，在1955年計委辦公樓沒有建好之前，剛建成的宿舍樓中，有44個門作為委機關辦公用房，計委的委領導們在一座設計為幼兒園的二層小樓裡臨時辦公。
國家計委剛成立時的辦公地點（原北大三院 北河沿54號）
關於建計委辦公大樓，1952年調入國家計委工作的周之英同志回憶，當時北京的許多大型建築，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觀，時興蓋宮殿式的大屋頂，浪費了國家的財力、物力。按三里河地區的原建設規劃，“四部一委”（即指一機部、二機部、重工業部、財政部、國家計委）的辦公大樓都要蓋上大屋頂。1954年李富春同志接任國家計委主任後，提出要堅決貫徹中央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方針。負責辦公樓籌建工作的王光偉說，修建大屋頂需要綠色的琉璃瓦，琉璃瓦的生產工藝要靠老工匠傳承，一塊琉璃瓦得花一元多錢，而修建“大屋頂”需要近萬塊琉璃瓦，這在當時太貴了。雖然“大屋頂”很輝煌，但是它只是起到裝飾功能而沒有實際功能。他考慮到當時國家並不富裕，要把國家資金用在經濟建設的“刀刃”上，提出取消國家計委辦公大樓大屋頂的動議，並得到李富春的支持。所以，計委辦公樓就成了現在這樣的“平頂頭”，為節約國家財政帶了一個好頭。[15]
國家計委辦公樓
參考文獻
[1]參閱：林兆木《“一五”計劃至“十二五”規劃的歷史回顧》。
[2]參閱:“復興之路”展覽。
[3]《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紅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
[4]薛暮橋著：《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頁。
[5] 薛暮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安排》（1957年 3月），摘自《薛暮橋文集》第4卷，第214頁。
[6]王光偉：《周總理與第一、二個五年計劃的制訂》，《懷念周總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頁。
[7]《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紅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頁。
[8]參閱：餘瑋著《傳奇陳雲》, 人民日報出版社，2016年12月第2版，第 202 頁。
[9]參閱：《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 474頁。
[10]參閱：王宗光主編《懷念柴樹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 5 頁。
[11]參閱：宋劭文：《周總理和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5日，人民網。
[12]參閱：宋劭文《不盡的思念》; 王宗光主編《懷念柴樹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頁。
[13]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頁。
[14]參閱：於永平《奮進六十年》，中國經濟導報，2013年8月8日；趙家梁《我的自述》（未刊稿），第151頁。
[15]參閱：周之英 《那些感動著我的優良傳統》 中國經濟導報 2013年1月10日；王光偉回憶文章（未刊稿）
（作者: 曹文煉、張力煒，原載《中國產經》2018年第三期，轉載時作者有個別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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