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在日本讀了一本韓裔日本學者金兩基的書《能面のような日本人》，認為
日常生活裡的日本人都像是戴著能面。他不僅對此提出批評，也把這看成是日本的民族性。從那時起，我便留意起這個問題。
《面具下的日本人》中譯本
能面是能樂裡的道具，能樂是日本最高雅的傳統戲劇。
據說，能樂起源於中國漢代的散樂，唐代時傳入日本，並逐步發展成為能樂。至今在能樂中仍然保留著許多中國的東西，比如，能樂的曲目大約三分之一取自中國題材，如《楊貴妃》、《白樂天》等；能樂的戲裝也有“蜀錦”之稱。
先不談現實生活裡的日本人是否像戴著能面，我倒覺得高倉健的表演藝術最反映能樂理念。
能樂的集大成者是世阿彌（1363—1443？），他所處的室町時代，在武士當中最推崇禪宗，他的禪學修養在他創作的曲目和理論著作中都有反映，使得
能樂常常被看作是“禪劇”。
世阿彌把“幽玄”作為能樂的最高境界。幽玄，也是日本人對禪概括出的一個特點。
正村俊之《秘密和恥辱》一書把能樂的這個特點，解釋為“通過掩蓋進行表現”。
世阿彌認為，
一切表現的根底是無，“表現有者乃無”。極力壓抑、企圖掩蓋的，正是要高度表現的。
能面的表情看上去似乎是毫無表情，卻是表情無限，這是通過掩蓋表情來產生形形色色的表現。似乎毫無表情的能面的表情，也可以通過添加細微的傾向轉化為豐富的表情。
世阿彌甚至認為，舞臺上演員什麼也不做時最有意思。因為，在舞蹈和歌唱等一切演技都停止的時候，即在演技與演技的間隙，演員在這個空白部分也絲毫不敢鬆懈，保持緊張的心情，並且把這種意識深處的東西自然地流露出來，這才有意思。
於是，更加豐富了餘情、餘韻、餘味的想象空間。
1978年，高倉健主演的《追捕》作為文革之後登陸中國大陸的第一部外國電影，引起了巨大轟動，他本人也成為一代人的偶像。
看過高倉健電影的人都知道，電影裡的高倉健一向話不多，面部表情很少變化，就像戴著能面演戲。但是，高倉健通過“行為藝術”所特有的餘味感動了無數日本人，也感動了無數中國人。
高倉健的表演非常日本，應該說是日本電影藝術的一個極品。但你不覺得高倉健的表演也很中國嗎？不然，他為什麼在中國那麼有人氣？
我的理解是，在高倉健的表演中，我們看到了一種久違了的東方美——“訥於言而敏於行”的君子風範。當然這個“敏”是非常有講究的，用中國的話說是中庸之道；用日本能樂的話講叫“動十分心，動七分身”，只有這樣才有餘味。
之所以說“久違”，是因為在現代社會里“巧言令色”的人太多，真出現這麼個“剛毅木訥”的君子形象，反倒覺得新鮮。
高倉健與張藝謀
高倉健不是喜歡談自己宗教信仰的人，尤其是內心生活。不過，他居然出生在福岡縣中間市的菩提寺，並且把《大無量壽經》的一句話“我行精進 忍終不悔”，作為一生的座右銘。
他去世後，故鄉為他樹立了一座紀念碑，上面雕刻著他的墨跡“寒青”，意思是冬天的青松。
高倉健一生拍過兩百多部電影，早期主要是武俠片，非常人氣，但這也給他帶來許多煩惱。改變這種狀況的轉機，是1977年的電影《幸福的黃手帕》。
這部電影在中國放映時，也受到廣泛好評。
故事的大意是：
勇作是一個性格倔強的煤礦工人，由於失手將一名尋釁滋事的流氓打死，被判刑6年。在監獄的日子裡，勇作非常懷念自己的妻子光枝，卻又害怕耽誤光枝的生活和前途，便主動提出與光枝離婚，還真心實意勸她改嫁。
勇作刑滿釋放，臨行時給光枝寫了一封信，說如果她還沒有與他人結婚，還在等待他歸來，就在家門前的旗杆上掛上一塊黃手帕；如果他回家時沒有看到黃手帕，將會遠走他鄉。
在回家的途中，勇作碰到了一對駕車出行的年輕情侶，搭他們的車回到家鄉。就在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遠望家門，看到家門口的旗杆上掛滿了黃手帕。
在這部電影中不同情境下，高倉健詮釋主人公的表情令人回味無窮。無論是出獄後，他獨自在居酒屋飲盡第一杯啤酒時；還是同搭車年輕情侶講述離婚的過往時；以及更打動人心的，回到家看到飄蕩著的滿眼黃色手帕，此情此景下表情依然是保持克制與自持時，這不是內心的冷漠，而是一個男人的自我控制。
喝完啤酒後。
講完離婚情形後。
看到黃手帕時。
也就是，極其的剋制，通過得體的行為，“無”比“有”表現出了更豐富的內容。
2005年，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千里走單騎》，故事圍繞中國南方的一種民間假面戲劇的演員展開，男主人公的日本人由高倉健扮演。
電影《千里走單騎》劇照
在電視採訪張藝謀時，他說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大意是：高倉健的藝術是用不哭來演哭戲的。但是在這部電影裡，高倉健哭了。
看來他老了，老人是容易流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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