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時間10月2日晚，關於國足集訓訓練營的消息開始在網絡引爆。對於足協這一無視俱樂部利益的改革舉措，不少媒體人及足球圈內人都認為是職業足球的倒退。但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3日《北京晚報》報道稱，這一舉措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隊打聯賽”，且目前已有了可供選擇的兩套方案：一是國家隊組成A、B兩隊共50人，參加本賽季剩餘的中超聯賽或等到下賽季再實施；另一個是讓U23國足踢中超、U21國足踢中甲、U19國足踢中乙。
這樣的改革舉措，著實讓人目瞪口呆。讓人意外的是，利益註定受損的各中超俱樂部目前僅北京國安一家發聲。國安中赫老總周金輝深夜發文控訴管理體制問題，認為“中國足球發展的唯一道路就是改變現有的管理體制，充分尊重足球發展的規律，踏踏實實做好金字塔的基礎，同時讓職業聯賽真正市場化、職業化”。遺憾的是，其他俱樂部卻無人呼應。此情此景，讓人想起14年前的中超元年“G7聯盟”對抗足協的往事。那一年，北京國安在與瀋陽金德的比賽中遭遇嚴重誤判，國安高層楊祖武的授意下憤然離場宣佈罷賽。事後，國安遭到了足協方面的重罰，被判0比3告負，扣3分，罰款30萬（多年後，擔任這場京沈之戰主裁判周偉新被證實在比賽前收了“黑錢”）。
國安的罷賽，在當晚就獲得了當時大連實德俱樂部投資人徐明的支持。雙方很快達成了一起向足協逼宮的共識。隨後的聯賽中，實德也因為裁判原因罷賽。接著四川冠城、深圳健力寶、上海國際、遼寧中譽、青島頤中紛紛跟進組成“G7聯盟”公開對抗足協，向足協提出“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等有魄力的改革訴求。而“G7聯盟”的實際執行人除了帶頭的徐明之外，還有北京國安俱樂部的楊祖武和張路、健力寶集團前總裁張海、遼足俱樂部執行董事張曙光、中遠集團的王國林、青島頤中官員孫能文、冠城集團的李丹陽。
遺憾的是，時任足協專職副主席的閻世鐸及聯賽部主任郎效農並沒有滿足“G7聯盟”的改革訴求，閻世鐸更是以“你們的要求……已經超出足球的範疇，足協沒有權力進行這些改革”為由進行了回應。與此同時，山東魯能、天津泰達旗幟鮮明地站隊足協，認為“G7聯盟”改革訴求太過激進。面對阻力，徐明發出了自己的對抗宣言：“中國還沒有為足球改革而犧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來做這第一人！”
意料之中的是，徐明的宣言，一語成讖。那場失敗的對抗過後，實德遭受了足協的重罰。但當時徐明並沒有退縮，“G7聯盟”又與足協進行了磋商。但最終，足協方面只是同意了當年聯賽不降級的讓步。不過，僅僅過了一年，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准成立了中超聯賽股份公司，而成立中超公司也是“G7聯盟”改革中的主要訴求之一。
時間又過了9年，當年意氣風發的徐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已經鋃鐺入獄，他帶頭的“G7聯盟”的改革訴求卻終於得以實現——2014年初足代會上，足協常務副主席張劍宣讀了一份工作報告，其中提到“中國足球將深化管辦分離改革”。2016年年初，《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獲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通過，並登上《新聞聯播》頭條。而當年高呼願成為足改犧牲第一人的徐明並沒有看到這一幕，他已於2015年12月在獄中去世，年僅44歲……
閱讀更多 激揚體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