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引入參與民主、融匯契約自由，推動對抗司法向對話司法變遷，是司法制度史上的亮點；化解積怨糾葛、減少兩造對抗，順應了現代刑法演進方向，更是文化大河綿長的滄流。作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它由妥協至和諧，以悔悟求寬恕，承繼久遠習俗、匯聚東方智慧；作為合意型糾紛解決機制，它消弭對立構建和諧，關注預防強化恢復，融貫了“和合”文化，折射出了寶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
和氣解紛 以恢復司法續寫中國情
《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傳統文化中，和氣是包容，涵養差異融匯分歧，故和光同塵，氣定神閒；博採群議不辭涓細，故和實生物，氣象萬千。“有和氣者必有愉色”（《禮記·祭義》）：古人崇倡內斂、講求不爭，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以克己復禮贏得一團和氣；使家長裡短鬥而不破，鄉親鄰里融洽和睦。“滿天和氣太平有象”（《詞品·雪辭》）：古訓因循隱忍、沿襲恕宥，寬厚於物不削於人，常以犯而不校博得一片讚譽；讓新讎化在初起、宿怨消於無形。“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道德經》）：古法消弭對立、恪守中和，知止不盈去甚去奢，多以心平性柔修得一方境界；令利益糾葛湮滅殆盡、人際關係修復如初。
刑事和解秉承傳統“日日新”。秉持和氣解紛，鼓勵雙方促膝相談；踐行恢復性司法，敦促兩造開誠佈公。既允許被害人敘說感受宣洩情緒，又准許加害人陳述悔悟賠禮道歉；既著力打擊控制與震懾預防，又強化彌補損失和精神慰藉；既關注當前的糾紛，又注重長遠修復。進而為迷途知返與寬恕諒解架設橋樑。前者身體力行改過，在道德救贖中獲得新生；後者淋漓盡致傾訴，在接納賠償後超越仇怨，最終握手言和。
相較報應性司法，和氣解紛傳承和合文化，倡導春風化雨，從源頭治理杜絕剪矢留鏃遺患，以秩序重構避免被害人受“二次傷害”。
和談解怨 以協商司法深培中國根
《中庸》語：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在鄉土記憶裡，和談是協作，扶持羸弱解助困窘，故和衷共濟，談吐如流；體察艱辛尊重抉擇，故和睦相處，談論風生。“但存夫子三分禮，不犯蕭何六尺條。”和談幕後，厭訟觀念根深蒂固，調解文化積厚流廣。從《周易·訟卦》“訟，終兇”到《論語·顏淵》“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是求始終承載熟人社會和平共生的重託；從《周禮·地官》“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到《明公書判清明集》“多是面加開諭……各從和會而去”，調處紛爭已然引領地緣關係貴和持中風尚。無論官府調解聽斷以情，是非不妨稍措；還是民間私和勸道風化，不必過分皂白：皆以協商開始，經綱常教化，最終訟清獄結，以息爭執。
刑事和解傳承習俗“又日新”。遵循和談解怨，引進意思自治；堅持協商司法，弘揚契約精神。提倡平等計議又促成利益博弈。被害人從幕後走向臺前，講述感受要求賠償，以主人翁姿態接近訴訟中心；加害人由被動轉向主導，真誠懺悔積極彌補過失，以修復者身份擺脫牢獄窠臼。二者將怨恨化作語言，把承諾付諸行動，因誠意博取最大話語權，用善意行使讓渡刑罰權。和談已促進犯罪應對由國家——被告線狀結構向被害人、加害人、社區、國家平面模式轉化，協商正加速刑罰觀從懲處犯罪向彌合傷害變遷，終將實現“兼相愛，交相利”的完滿局面。
和談之風根脈悠長。這既是對鄉紳私了的批判繼承，又是向楓橋經驗的理性迴歸，更是就民眾參與的有限授權。司法理性與民主激情，讓其植根傳統又緊扣時代，承接古法又遵從程序，既有泥土氣息，又具規範性。
和盤解困 以民生司法踐行中國夢
《國語》雲：聽和則聰。在哲學思想中，和盤是全面，兼收幷蓄融會貫通，故合二為一，盤積固畜；包羅萬象兩全其美，故合膽同心，盤互交錯。如此，路鼓不鳴肺石不立，民各安居樂俗。和盤解困排難，恤民為德、愛民無私，民本思想源遠流長。保辜制度自《春秋公羊傳》發軔，後由《唐律疏議》光大，以延期追究激勵減損救贖，為受害人贏取賠償；經暫緩定罪敦促悔過自新，為被告人爭得寬恕：從而祛除兩造憂患，彰顯人文情懷。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法在民意中得到詮釋；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民意在司法中得到昇華。
刑事和解賡續史脈“再日新”。恪守和盤解困，體恤被害人亦關懷加害人，讓雙方雨露均霑；踐行民生司法，賠償被害人亦教育加害人，使二者協同受益。經由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被害人獲得物質補償贏得心靈撫慰，滿足生活需求達到情感認同，最終實現經濟、精神雙恢復。通過真誠悔過、主動復原，加害人取得諒解寬恕收穫信任尊重，規避責任追究免除刑罰制裁，最終完成改過、迴歸社會。對天津幾個基層法院調研後收集的數據顯示，96%的未成年加害人返校學習，86%的繼續深造；75%的破損家庭迴歸平靜，68%的重新來過。
和解，為解脫與救贖破危解困，在預防與矯正中盤活僵局。加害人不被標籤化，有了發展出路得以洗心革面，再犯累犯數量不再居高不下；被害人沒有因傷致貧，具備生存保障能夠重振旗鼓，社會穩定隱患正逐步消解。
刑事和解站穩人民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突破了兩造最關心最現實的問題，以司法服務民生兌現司法為民，以民生司法提升了整體福祉。
和諧解懷 以公正司法凝聚中國心
《孟子》論：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仁恕思想內，和諧是人性，寬懷悲憫厚德載物，故和風細雨，諧適得當；感同身受體察眷顧，故和容悅色，諧遂人願。和者，諧也；政者，正也。允執厥中、鹹庶中正，故刑罰中而百姓安，安無傾則和無寡。君子仁愛忠恕、推己及人，方能不偏不倚剛正不阿。因此己欲達而達人，化怨解懷“金作贖刑”，以百姓之心為心，喻於義更曉以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定分止爭“無為而治”，讓民自化由民自正，寬仁恤刑且為政以教。進而，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公正或許如《贈兵部尚書烏石吳公家廟記》所敘，是宗廟祠堂裡負荊請罪時的過程公允；或許似《清律·戶律·田宅》所述，是悠悠古風下修立（恢復原狀）復故（排除妨礙）後的矯正正義；或許如《對村人借罐判》所言，是脈脈鄉情間半價賠償中的實體公正……無論如何，皆為干戈化盡後的握手言歡。
刑事和解承襲古制“貴日新”。圍繞和諧解懷詮釋刑事司法正義，讓被害人在獲償寬慰時感念司法的溫度；完善公正司法開拓追責進路，讓加害人在民刑懲處中感知司法的力度。以寬恕置換刑罰，由賠償減輕責任，公正要義在變遷中革新。國家本位下定罪量刑固然宣示抽象正義，但難以顧念被害人的理性需求與長遠生計，以及加害的人人格矯正，無法超越形式公正。而和解，遵從處分原則尊重意思自治，強調國家權威兼顧個人本位，更加考慮協商讓步，更加註重讓權於民。被害人由此有錢治病、有人傾訴，進而打開心結得以釋懷；加害人因之深刻反省從輕處罰，繼而打開枷鎖得到解脫，最終實現實質公正。
因案制宜因人而異。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加害人悔悟被害人寬恕的輕刑案件，在尊重人性中順應了民意，在凝聚人心中實現了取信於民。
和緩解釋 以謙抑司法打好中國結
《尚書》載：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諸子智慧裡，和緩是審慎，若冬涉川如履薄冰，故和藹近人，平流緩進。慎獨內斂克己限縮，故心平氣和，輕敲緩擊。
導德齊禮、以德化民，不僅是齊家理念，更為治國方略。自《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至《唐律疏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從荀況“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到董仲舒“大德而小刑”、朱熹“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德主刑輔、明德弼教由來已久。自古，人性化偽但有善端（《孟子》），明禮義以化之（《荀子》），人皆可以成堯舜。因此化性起偽、先教後刑。又“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將教化、懲處融會貫通，從而“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渺”。古樸的綜治觀呼之欲出。
刑事和解承繼衣缽“更日新”。信守刑法謙抑，堅持和緩解釋，用教誨感化實現多元價值；兼顧法治德治，打造現代司法，以非訴化處理提升審判質效。經濟發展帶動人口流動也加速了貧富分化，加劇體制摩擦又加深信仰衝突。各種矛盾的疊加，催生了訴訟爆炸。而市民社會發展壯大、社區矯正日趨成熟，國家追訴部分讓渡於社會治理；刑事和解重在恢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係，通過和解能夠更好化解糾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定罪量刑。刑事和解因加害人自願諒解對被害人從輕處罰，不斷增進了群眾獲得感，開闢了寬緩釋法新局面。進而更新審判理念增強治理效能，為新時代平安建設提供中國方案、打好中國結。
康德說，世上唯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的內心受到深深震撼，一是頭頂燦爛的星空，一是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刑事和解用五千年中華文明涵養情懷，以八十三朝興衰積澱底蘊，浩浩湯湯、氣勢磅礴。其又提升文化張力融匯先進思潮，持續制度剛性確保意思自治，並與認罪認罰深度融合，釋放民主參與的和諧信號，在歷史與現代的交融中展現智慧、璨若星河。（來源：中國法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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