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退休生活，人們普遍的第一想法是祖父母的角色。中國人理想的晚年生活，傳統上以 “福”當首位。老人們閒居在家，頤養天年，有大把的自由時間可以支配，可以跳廣場舞，也可以出國旅行，又或是含飴弄孫，與後輩共享天倫之樂。
但是，隨著老齡化浪潮的到來，人們發現真實世界好像並沒有想象中美好：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有35%的人口超過60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中國老齡化的主要特徵是增速快、規模大、未富先老。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開始返回勞動力市場；在大城市裡，到處都是老年人從事體力勞動。
在日本這個老齡化走在中國之前的國度裡，媒體上多是呈現出一代人被犧牲的晚景。我們常常看到的是，銀髮老人出門工作，盡心盡力地為每一個人提供服務；在求職市場上，老人數量甚至比20多歲的打工青年還多。許多中國人不禁感嘆道，“都這麼大年紀了，還要出來工作，真是心酸。”
對於沉浸在中產階級焦慮裡的下一代，城市裡老年體力勞動者像是一個預言。在這場白髮濤濤的老齡化浪潮裡，似乎沒人能夠倖免。
那麼，退休究竟意味著什麼？是破產，是絕望，還是新一輪針對中產的焦慮販賣？
社會文化：退而不休，工作到死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的數據，2016年日本約23%的65歲以上老人還在繼續工作，比例是G7成員國中最高的，超過了美國的19%。不少日本人都有工作到死的意願，甚至有個口號就是：“不工作，會變老”。長時間加班，也衍生“過勞死”的問題，但即使如此，對這種沉重的工作表示不滿的日本人仍然很少。日本的文化語境，強調的始終是每一個人必須拼命工作。
但是，日本老人“工作至死”的現象，並不完全是因為勞動力短缺或是經濟壓力沉重，這更與老人們自己的生活態度、個人從屬集體、害怕孤獨死等心理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一生懸命”這個詞包含著日本人全部的人生價值。古日語中“一生”原意是一塊領地。“一生懸命”就是鎌倉時代武士不惜生命來保衛祖傳的領地，即在自己的職位上，花費畢生精力，拼命地努力。正如在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勤奮與自我奉獻，一直都被當作人人追求的人生哲學。在日本，一個人說自己“辛苦”，包含了一種複雜的情感，越辛苦越自豪，“勤”更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讚譽。
正是因為持有這種生活態度，日本人不願意放棄工作，老人們的理由是“我還能做，而且我還想做”。 有了工作，也就有了維繫家庭的紐帶，有了一個人度日的燈塔。在家庭中，失去工作僅僅是意味著失去體面嗎？不是，更重要的是無法履行支撐家族的責任，失去了對人生價值的追求。
對於老一代日本人來說，個人從屬集體已經成為一條鐵律。在他們眼裡，成功和失敗都是集體的事情。個人無論表現如何，都需要與集體同甘共苦。日本社會認同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追求一致，不提倡個性，誰也不希望成為“奇怪的人”。日本社會等級制度仍然根深蒂固，處在什麼位置的人就要做好什麼事情，一切行動的出發點都可以總結為“各盡其所”。於是，努力工作成為工薪階層老人的一種日常，藉此獲得尊嚴和社會安全感。
而在現代快節奏的社會里，人際關係式微，越來越多的老人正在面對孤獨死。工作有助於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建立穩定家庭關係的基礎。2010年1月31日，NHK播出了紀錄片《無緣社會——三萬二千人“無緣死”的震撼》。這個紀錄片以“現代人的孤獨終老”為採訪主題，探索死者的人生軌跡。“無緣死”指人生前失去了血緣、業緣、地緣，死後屍體無人認領。據統計，日本社會一年高達3萬2千人走上“無緣死”的道路。
日本京都大學研究者指出，日本正從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三世同堂”到“小家庭”為核心，並開始朝著“單身戶”方向邁進。在這種局面之下，長此以往孤立無援的真實寫照，讓“退而不休”成為了日本老人躲避孤獨死的無奈選擇。
社會保障：政府的新探索
一部分退休後重返職場的老人是為了豐富自己的“第二人生”。
在日本，退休之後再次工作的老年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選擇重返職場是為了繼續發光發熱、豐富自己的“第二人生”，日本社會普遍高度認同這種價值觀念。另一類則屬於貧困老年人，他們在退休後不得不繼續堅持勞作以維持生計。
而這種勞動力市場的新現象也證明了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戴維·奧托爾（David Autor）提出的“就業市場中空”的觀點：技術含量高和技術含量低的工作機會在增加，老年人更容易找到工作，處於兩者之間的工作機會卻在減少。
越來越多“退而不休”的例子正推動日本企業及其員工重新考慮退休年齡問題，日本政府也開始調整社會福利和勞動力政策，減少老人就業的障礙。日本政府正鼓勵企業延長年長員工的工作年限，併為僱傭65歲以上員工的企業提供補貼。自2016年4月起，對於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6歲以上的企業，日本厚生勞動省將給予65萬日元/人的資金補助。從2016年4月開始僱傭66歲以上員工的企業，每接收一位40歲至50歲的“跳槽”人員將獲得40萬日元的補助。
以往，許多日本大型企業仍然要求員工嚴格執行“兩步走”的退休路線：他們必須在60歲時從高薪職位上退下來，然後以合同工的身份在薪酬較低的崗位上繼續工作5年或10年，此後徹底退休。但越來越多的企業最近徹底取消了這一限制，尤其是銷售行業，到達退休年齡的員工往往擁有數十年來苦心經營的客戶群體。要吸引長期客戶，年長員工實在是有天然的優勢。
大和證券集團（Daiwa Securities Group Inc.）曾經將銷售合同工的年齡限制設為70歲，但最近徹底取消了這一限制。該公司首席執行官仲田誠二（Seiji Nakata）表示，“這樣我們可以僱傭更多年齡範圍在60至80歲之間的顧問，他們和手握最多金融資產的一代人年齡相仿”。
除此之外，日本養老體系和醫療保險制度相對健全，老年人可以根據自身經濟和身體狀況選擇收費不同的養老服務，75歲以上的老年人看病只需承擔醫療費的10%。然而，即便日本政府與社會對老年人投入了巨大資源，長期照護依舊壓力重重。每年日本的國民預算是88萬億日元，預算中的一半是各種福利支出和養老金的發放，而日本一年的收入不到50萬億日元，其餘的錢靠發行國債來彌補。
2015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地方補貼政策”，旨在鼓勵生活在首都圈的老年人移居到人口相對稀少的地方生活，以降低養老成本。但這個政策也受到了社會的質疑：年輕人向大城市流動，而老年人往周邊外遷，年齡的斷層更導致了地方經濟的空心化。
晚年規劃：避免“全民晚年總崩潰”
與當今中國相似，很多日本的老年人得益於資產增值，成為經濟高速發展的受益者，然而日本也確實有很多老年人深陷貧困，這主要是由當年的經濟危機造成的，一方面股市、樓市暴跌導致投資者破產，他們一夜之間一無所有，另一方面企業破產或外遷，很多有技術的工人失業，他們的養老問題難以保障。
在《下游老人》一書中，日本聖學院大學教授藤田孝典呈現了日本現存約600萬——700萬下游老人群體的實際情況、“下游化”發生的社會背景以及發展趨勢。藤田在研究中發現，這些高齡老人的“下游化”是有一定路徑可循的，如因為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支付高額醫療費；子女成了“窮忙族”和“啃老族”；不斷增加的中老年離婚等。即便那些當下有著平均、穩定收入的工薪階層，甚至一些高級白領們都有可能存在晚年墮入社會底層、面臨生活窘迫的危險。
因此，“下游老人”的問題已然超越了老年一代所面臨的問題，而是關乎著全體國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如果對此不加重視，不僅存在父母與子女兩代被一起拖垮的危險，而且還可能帶來的是尊老敬老的傳統觀念解體，甚至會導致尊重生命的價值觀念坍塌。這也將帶來主流消費群體消費意願的降低，進而給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成為加速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越來越多的民間社會組織鼓勵老人，打破根深蒂固的“不能自立很羞恥”的傳統觀念，正確瞭解和理解社會保障的真實內涵與申請援助的基本知識，同時儘可能做好個人的財產規劃，用一種開放的心態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通過社會活動建構豐富的人際網絡是個體應對晚年貧困的有效路徑。
人生總有終結日，作為一個普通人，在年富力強時，努力工作，積極儲備，並計劃在老的時候能體面地生活，直至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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