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地球的“女神” 二
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形成了一個爆發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革命浪潮中，他創作了詩集《女神》，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1919年9月，他開始在宗白華編輯的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女神》。詩作以嶄新的藝術形式，反映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充分表現了五四時期的時代精神，對現代浪漫主義藝術風格的開創，和自由體新詩形式的創造，奠定了現代化基礎。
《女神》出版於1921年8月，收詩56首，開一代新風，成為中國現代詩歌的奠基之作。詩集抒發了作者惠特曼式的粗獷豪放：“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詩人對大自然的讚美，對自然的抒情也佔有相當比重：“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到處都是詩，到處都是笑。”
詩集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國內文壇的轟動。它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那種在形式上徹底擺脫格律束縛的獨創精神和汪洋恣肆的自由創造，引領了一代詩潮。愛國主義思想是貫穿《女神》的巨流，那些詩就是在愛國主義激情的衝擊下如火山般噴射出來的。
《女神》的愛國主義思想表現得與同時代詩人有些不同。他不像郁達夫那樣傷感，也不像聞一多那樣帶著憂鬱，他是熱情而狂放的。在《爐中煤》裡，他藉助燃燒的煤，來比喻自己對祖國火一樣的心腸，反覆詠唱“我為我心愛的人兒，燃燒到這般模樣”，感情十分真摯。詩中還說：“我想我的前身，原來是有用的棟樑，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總得重見天光。”這就是說從祖國的新生中看到自我新生。這種把自我解放和祖國解放結合起來的願望，使郭沫若的愛國主義思想迸發出了奇異光彩。《鳳凰涅槃》則集中地體現了詩人那種“不斷地毀壞，不斷地創造，不斷地努力”的思想。在表現形式上徹底打破舊詩格律的鐐銬，真正實現了詩體大解放。隨著詩情的自然消長，結構大開大合，也體現自由與嚴謹的統一。
理論界公認：“郭沫若的《女神》是我國新詩發展史上的一座光榮的里程碑，它在鞏固新詩的陣地，給予封建舊詩詞打擊上，在披荊斬棘，啟迪後進，開一代詩風上，都產生過重大歷史作用，成了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現代詩歌的奠基作。”
1923年郭沫若從日本留學回國，棄醫從事文學活動。1924年以後學習並接受馬克思主義。在大革命運動中，他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不久北伐開始，郭沫若投筆從戎，一開始就被派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當科長，另兼行營秘書。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郭沫若在武漢《中央日報》發表著名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在全國產生巨大的影響。蔣介石為拉攏他，曾秘密委任他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當郭沫若透露要走時，蔣連聲說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現在我要到南京，你過兩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後，長江六省的政權就請你負責。郭沫若說：“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只能做文章，搞搞宣傳。”
接著他參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並在南進途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起義失敗後，在周恩來和朋友的關照下，郭沫若於1928年2月離開中國前往日本，開始了為期十年的流亡生活。這一時期，郭沫若出版詩文集《星空》，詩集《瓶》《恢復》，並創作了《卓文君》《王昭君》《聶瑩》等三個歷史劇，結集為《三個叛逆的女性》，還出版了小說戲劇集《塔》等。
在這期間，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文字學和古代社會史。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此外創作了自傳體作品《我的童年》《反正前後》《創造十年》《北伐途次》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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