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作過程中，我們經常被許多陳規陋習，或者似是而非的觀念（套路）所束縛，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束縛寫作的手腳，弄得一些作者無所適從。比如，歷來流行這樣一個觀點：搞理論的寫不出好小說，或者說，評論家很難搞創作，因為理論需要更強的邏輯思維，創作更依賴於形象思維，理論與創作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擰不到一塊去，有人甚至搬出來魯迅的話做論據，證明理論和創作不可兼得。
郝老師查了《魯迅全集》。確實，魯迅在廈門大學教書的時候，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曾有類似的表述。
魯迅的原話是這樣的：
“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面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要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疲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的。”（《兩地書·六六》）
魯迅與許廣平
魯迅用了“勢不兩立”來談及教書與創作之間的矛盾，其實魯迅說的教書更多包括學術研究和理論建構。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之父，他的創作功績已載史冊；當然，他還是一位學問家和文學史家，其《中國小說史略》也是了不起的史家著述。在魯迅身上既體現學者的嚴謹和理論素養，也有小說家豐沛的想象力和創造活力。
郝老師注意到，魯迅之所以說創作和研究不能兼得，“勢不兩立”有具體的現實原因，那就是他在廈門大學收到胡適門徒刁難，覺得自己在大學做研究必然惹閒氣，受非難，不如搞創作自由自在，於社會更有利。魯迅的時代紛爭不斷，社會風雨飄搖，創作和研究，他不得不選擇一端；但他並沒有說搞研究就不能搞創作，或者搞研究的人沒有能力搞創作。
其實，國外關於研究和創作不能兼得的說法也很流行。近讀美國著名作家艾薩克·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作品，發現美國的學院派作家非常多，許多作家都在大學有教職講授文學和創作。但是辛格卻認為作家在大學教書不利於創作，尤其是一個作家不能兼為批評家：
“一個作家兼為批評家，對他自己是不利的。當然他偶爾寫一篇書評或者甚至一篇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這都不要緊。但是如果這樣的分析成天做下去，成為每天的麵包，那麼有朝一日就會成為他寫作的一部分：一個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評家很不好。他就會把他的主人公當作寫論文的材料，不是講故事。”（辛格：《我的創作方式》）
辛格的創作談
辛格的擔心是對的：一個整天寫論文的作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們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專職搞創作的人越來越少，除了通過拿版稅取得財務自由的極個別文學大佬之外，多數作家是兼職，他們白天上班，晚上創作，或者工作日上班，假期休息日創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尤其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文學創作變得越來越大眾化（網絡文學）和非專職化（改革專業作家制度，取消財政養作家），文學創作這個職業變得越來越多元。目前很少有體制內的專業作家了。文學編輯、新聞記者、出版人、大學老師、研究人員等職業成為作家的首選，或者說，他們成為作家之前，就在上述這些行當中工作。郝老師曾當過編輯，後來從事管理工作，再後來專職作研究。但在做這些事情的同時，郝老師不忘寫小說，每年都有長長短短的小說出版或發表。
照此說來，批評家成為作家，一隻手寫評論文章，一隻手寫小說，也就順理成章了。當然，不是所有的批評家都能寫小說，寫小說需要專門的能力，感性思維和想象力要強大到足以駕馭小說這種文體。當然，還的有那麼一點契機和運氣。
有朋友問，評論家寫小說會出彩麼？當然！現代文學史上的小說巨匠茅盾就是先當評論家，編輯《小說月報》，後來生活遭到變故：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政治抱負“幻滅”，受阻於牯嶺，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在苦悶徘徊中潛入上海，寫起了小說。《蝕》三部曲轟動文壇，編輯家沈雁冰變成了小說家茅盾，幾年後寫了不朽名作《子夜》。
茅盾先生
如今，不知從什麼是開始，文壇吹來一股“妖風”（李敬澤語），一批文學評論家開始蠢蠢欲動，躍將起來，紛紛“跨界”寫小說。他們一手搞評論一手寫小說，“跨界”成功的也大有人在，著名的有李雲雷、梁鴻、房偉、項靜。年長的有上海的吳亮和海外歸來的李陀，那都是八十年代就成名立萬的文學評論家，各自給我們奉獻出了一部相當有意思的長篇小說。
李雲雷作品研討會在山東聊城大學召開
去年，李雲雷小說集《再見，牛魔王》出版，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好評如潮，便是其間的一大盛事。郝老師親自參加過李雲雷小說研討會兩次。一次是在山東聊城大學，一次是在北京十月雜誌社。大家都感慨發現了另一個李雲雷。李雲雷的小說寫得細膩、多情、溫婉，與他的評論的冷峻、嚴正和宏闊恰成對比。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現象。
李雲雷小說集《再見，牛魔王》書影
梁鴻是人民大學的教授，也是一個比較資深的評論家。他的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頗受矚目。郝老師在當文學編輯的時候曾採訪過她，寫了《一個女作家的成長之路——梁鴻小傳》，頗受好評。近年來，梁鴻轉而寫小說，長篇小說《梁光正的光》是2017年11月份出版的。
梁鴻接受郝老師採訪，2011年
蘇州大學的房偉教授近年來寫小說也是風生水起。房偉曾在山東師範大學任教，郝老師與房教授在一起開過兩次會，對這位胖胖的說話慢條斯理的仁兄印象頗深。後來房偉南下受聘與蘇大，一邊搞評論一邊寫小說，尤其是他的抗戰系列中篇小說寫得很有水準，受到學界關注。
房偉小說研討會
2016年吳亮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朝霞》，真是令人驚喜，也頗有反諷意味：61歲的老教授寫了一部叫“朝霞”的小說，讓人增加無盡的聯想。而著名的“陀爺”李陀寫的長篇小說《無名指》，發表在2017年的《收穫》長篇小說專號夏季捲上，也是引來無數圍觀。
吳亮介紹他的長篇小說《朝霞》
你想，李陀在中國文學批評圈四十年，成就了無數作家，他的手指簡直就是“金手指”，卻寫了一部《無名指》，更是讓人感到好奇。寫的怎樣，留待世人品評，但二位“老評手”紛紛寫起小說來，真是讓人深思。
79歲的評論家李陀寫小說《無名指》
無論年輕，還是年長，這些批評家寫起了小說，郝老師認為，這不是個別現象，這至少說明兩件事：
第一，我們當下的文學即將發生重大變革。春江水暖鴨先知，評論家更敏感，他們用這種方式回應那個即將或正在到來的新的歷史時刻。
第二，評論家普遍感到把握時代的力量變得越來越蒼白無力。換句話說，他們用評論的方式對世界說話，已經不好說，不便說，或說話不靈了，只好改用小說的方式把握時代，用小說形象向這個世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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