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觀新聞報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國慶紀念，注重展示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發展與社會建設成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家形象建構，成為國慶紀念的重要內容。
受邀國慶觀禮的嘉賓，不僅有全國各地工農業生產和各條戰線上的勞動模範、先進人物，解放軍的戰鬥英雄，各少數民族中的模範人物以及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愛國人士中的代表，還有港澳同胞、僑胞以及外國來賓等等。
一般來說，邀請哪些人參加國慶觀禮，都是由相關部門擬出名單並經籌備會議通過的。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嘉賓是毛澤東親自邀請的。這裡為大家介紹幾位有傳奇色彩的嘉賓。
周震鱗：老師的老師
周震鱗早年在湖南辦學，又是華興會的創始人之一和同盟會最早的會員，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周震鱗已74歲高齡。
1951年8月底，毛澤東囑咐周世釗寫一份報告，然後由自己批示，請湖南省政府的同志，在國慶節前護送周震鱗來京。並且決定，在周震鱗來京參加觀禮後，留他在北京定居，可安排在文史研究館工作。
9月，毛澤東又致電周震鱗，邀請他進京參加國慶觀禮。
1951年國慶前夕，周震鱗從長沙到北京抵京翌日，毛澤東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請周震鱗，並約劉少奇、李濟深、邵力子、章世釗、王季範、徐特立、周世釗等作陪。見到這些舊交故友，周震鱗興奮不已。
毛澤東平易近人，對周震鱗十分尊重和親切。他指著周震鱗和徐特立兩位老人對大家說：“徐老是我的老師，道老（周震鱗字道腴）又是徐老的老師，這麼一來，道老可算是我的老師的老師，是我的祖師爺了。”說罷哈哈大笑。
這年國慶節，周震鱗作為毛澤東親自邀請的客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面對天安門前歡騰壯觀的群眾遊行隊伍，心潮澎湃。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毛澤東握手的人很多，但毛澤東沒有忘記他的老師的老師，他健步走到周震鱗身邊，握住了他的手。
周震鱗在北京定居後，全家住著一個寬大的四合院。周震鱗在耄耋之年，還常常被邀參加一些國事活動，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城樓觀禮、觀賞焰火。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各種會議時，毛澤東總要走到周震鱗跟前，與他握手交談。
陳添裕：救命恩人
1953年國慶節前夕，毛澤東專電邀請了福建永定縣歧嶺鄉牛牯撲村一位農民赴京觀禮。這位農民便是陳添裕。
毛澤東和陳添裕的交情要追溯到20多年。1929年古田會議召開前夕的8月21日，毛澤東與賀子珍在紅四軍粟裕警衛連的護衛下，秘密來到永定縣東南牛牯撲村，一面治療瘧疾，一面搞調查研究，思考土地革命鬥爭和紅四軍的建設問題。
9月，毛澤東的身份遭當地土豪告發，敵人從四面向牛牯撲湧來，形勢十分危急。粟裕和陳兆祥緊急商議後，決定轉移。陳添裕等4名赤衛隊隊員護送毛澤東轉移。此時，毛澤東身體虛弱，受不了急促奔走，下山沒走多遠，便只喘粗氣，兩腿發軟，邁不動步子。陳添裕揹著毛澤東一路狂奔，路上鞋子掉了也顧不上撿，赤腳踩在山石和荊棘上也沒感覺到痛疼。就這樣，陳添裕揹著毛澤東整整跑了10華里，終於到達安全地點雨頂坪村。
毛澤東一直牢牢記著“牛牯撲”這個地名以及救了他一命的農民陳添裕等人的名字。24年後的1953年國慶節前夕，他在北京專電邀請陳添裕赴京觀禮。
接到毛澤東請柬的陳添裕當然喜出望外，但他的老婆正準備生孩子，中年得子，怎敢輕易離開？於是，他就請堂弟陳奎裕代他上北京觀禮。
毛澤東一見陳奎裕，大笑道：“你不是背過我的陳添裕，你是看茶桶的。”原來，陳添裕個子較高，和毛澤東相似；而陳奎裕個子較矮，勉強背起毛澤東時，毛澤東的腳還沒法離地呢！毛澤東緊緊握著陳奎裕等代表們的手，道出埋藏多年的心聲：“我在牛牯撲治病的經歷是刻骨銘心的。我一直惦念著你們，沒有忘記你們，共和國也不會忘記你們。”
斯諾：不講假話的朋友
1970年10月1日的國慶大典上，毛澤東特意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斯諾親切交談，他們親密無間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
斯諾與毛澤東淵源頗深，他是第一個採訪中共領導人的西方記者。
1933年春天，斯諾夫婦在北平（即現在的北京）安家，住址在東城盔甲廠衚衕13號。次年，斯諾以美國《紐約日報》駐華記者的身份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
在此期間，斯諾向很多人問起中國工農紅軍、蘇維埃以及共產運動。有人說根本沒有紅軍，也有人否認蘇維埃的存在，說都是共產黨捏造出來的。
這時斯諾結識了魯迅和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他第一個把魯迅的著作介紹到西方，他也想向西方介紹神秘的延安。
1936年６月，斯諾不顧生命危險，奔赴陝甘寧邊區採訪。由於斯諾帶著宋慶齡寫給毛澤東的密信，他不僅順利進入邊區，還採訪了包括毛澤東、朱德、林彪在內的眾多中共領導人，以及普通的紅軍戰士。接著，斯諾寫了大量文章，讓外界知道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他後來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該書的中譯本即《西行漫記》）更是在西方引起極大轟動。斯諾也因此成了第一個採訪中共領導人的西方記者。
1937年７月，抗戰全面爆發後，北平淪陷，斯諾堅定地站在抵抗侵略的中國一邊，在自己的住所裡掩護過不少進步學生，幫他們撤離北平，參加抗日遊擊隊或奔赴延安。
新中國成立後，斯諾一直期望重訪中國。1960年６月，他終於來到北京，見到了闊別多年的老朋友毛澤東。1964年，斯諾再次訪問新中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斯諾非常想來中國看看，但是一直都沒有如願。不得已，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斯諾後來對毛澤東說，我經常想給你寫信，但我真正寫信打擾你還只有這一次。
1970年秋天，斯諾和洛伊斯·惠勒終於來到中國，他是第一名在“文革”期間進入中國的西方記者。毛澤東在與斯諾長談的最後說：“總而言之，我跟你反覆講的一句話就是，35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有學者認為，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出席1970年的國慶典禮，是中國準備跟美國發展關係的信號。意思是歡迎尼克松來中國訪問，因為美國新任總統尼克松多次公開表示想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此，國慶紀念為中美關係的改善帶來了積極政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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