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中國首例非洲豬瘟出現在遼寧瀋陽。不久，黑龍江省、江蘇省、河南省和浙江省也陸續報告疫情。
非洲豬瘟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但直到今天才入侵中國。因為陌生，不少人感到恐慌。但事實上，真有那麼可怕？如果你瞭解了世界歷史上其他疫病的發生史，或許就不會那麼大驚小怪了...
拒絕定居，可以防止疫病感染？
歷史學家曾說，長期或永久性地定居在一個村莊裡，就會捲入新的寄生物侵擾的風險。比如，當人類的糞便在居住地周圍堆積時，人們與它接觸的增多有助於腸道寄生物順利地進行宿主間的轉移。相反，一個不停流動的狩獵群，在任一地點的逗留時間都不長，自然不易受這種循環感染的威脅。
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活在定居社會里的人們，比起他們處於同一氣候區的狩獵先人或同時代的狩獵族群，更易受寄生物的感染。
有的寄生物通過汙染水源在宿主間隨意轉移，這種情況經年累月，在依靠同一水源生活的定居社會中，自然就更容易出現。
農業村落似乎逃過了一劫
代表原始農業特色的小型村落社會，可能並沒有過多地受累於寄生物的侵擾。為什麼這麼說？看下面的例子就知道啦...
近東的刀耕火種者在一生中要屢遷其地；中國的小米種植者，以及美洲種植玉蜀黍、豆類和馬鈴薯的印第安人都是分散地居住在前文明的小村莊裡。
各類感染在這些社會中可能是存在的。儘管寄生物的數量因地而異，但在每個小村莊裡，大家在年幼時都會患上同類的寄生蟲病，至少這是今天原始耕作者的情況。但這類感染不會造成非常嚴重的生物意義上的負擔，因為它們未能阻止人口空前規模的增長。
僅在幾百年內，凡是歷史上成功地栽培了有價值農作物的重要地區，其人口密度比先前同一地區的狩獵者的人口密度，要高出10～20倍之多。
灌溉農業區更利於病原蟲的傳播？
在早期農業中依賴灌溉的地區，比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秘魯沿海地區，與簡單的、或多或少封閉的村莊相比，顯然需要更完善的社會控制。
運河與溝渠的規劃與維修，尤其是灌溉水源在使用者之間的調配，都需要有權威性的領導者。於是，城市和文明誕生了，比起鄉村生活，它們要求更廣泛的合作和生產的專業化。
不過，灌溉農業尤其是相對溫暖氣候條件下的灌溉農業，在某種程度上等於重構了有利於病原蟲傳播的環境，這種環境普遍存在於孕育人類遠祖的熱帶雨林中。
充足的水分（甚至比熱帶雨林還要充足）加快了寄生物在宿體間的轉移頻率，眾多潛在的人類宿主在溫暖、淺緩的水域中駐足，為其提供了理想的傳播媒介。
古代的寄生方式是怎樣的？
你知道哪些可怕的寄生物？
它們有著怎樣的寄生方式？
......
血吸蟲病
古代的寄生方式可能與今天稍有不同，但以人類歷史的尺度來衡量，生物的進化是相當緩慢的。
5000年前在灌溉農業的特定環境下的寄生形式，與當今仍困擾著稻田農夫的寄生形式，幾乎是一樣的。目前已知的這些寄生物已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導致血吸蟲病的血吸蟲。
血吸蟲病是一種嚴重的、令病人虛弱的病症，即便在今天，它也許還在折磨著上億的人口。
血吸蟲的生活史，是軟體動物和人類輪流擔任宿主，它以微小的、自由遊動的形體，通過水實現宿主間的轉移。一旦感染上它，有時會讓釘螺（最一般的軟體動物宿主）送命，但對慢性感染的人來說，它的最嚴重症狀出現在兒童期，其後表現得持續而相對緩和。
像瘧疾一樣，血吸蟲的寄生生活史相當精緻。
它具有兩種不同的自由遊動形式，各自尋找它們的宿主：軟體動物或人，以便一旦侵入宿主即可進行活躍的運動。這種複雜的情形，連同它在人體內產生的慢性病症的特徵表明，在現代血吸蟲的行為模式形成之前曾經過長期的進化。
像瘧疾一樣，其寄生的模式，可能源於非洲或亞洲的雨林。這種疾病分佈得異常廣泛，以至於我們還不能有把握地指出它是在何時何地擴散到今天盛行的這些地區的。
古代埃及的灌溉者早在公元前1200 年（可能更早）即受此感染；古蘇美爾和巴比倫人是否同樣受此感染還不敢斷言，儘管我們不能排除這兩大河谷間通過接觸而同時感染的可能性；
同樣，在遙遠的中國發現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安葬於公元前2世紀的屍體，儘管死因是心臟病，但同時也攜有血吸蟲及其蟲卵。
今天，農民需要長時間地浸泡於水田作業的灌溉區，這種病仍能迅速傳播。
無論古代的血吸蟲病以及類似的病症曾如何分佈，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在它們氾濫的地方都容易造成農民出現無力和疲怠的症狀，使他們既不能長時間地在田裡勞作和挖掘溝渠，也無力勝任那些對體力的要求並不亞於勞作的任務，比如抵抗軍事進攻或擺脫外來的政治統治與經濟掠奪等。
換言之，由血吸蟲病和類似感染所造成的倦怠和慢性不適，會有助於為人類所懼怕的唯一大型天敵的成功進犯，他們就是自己的同類，為了戰爭和征服而武裝和組織起來的掠食者。
古代人如何避免感染？禁食豬肉？沐浴洗澡？
人類有時的確能摸索出飲食和衛生規則以減少感染機會，最耳熟能詳的例子，便是有的宗教禁食豬肉。
豬是近東村莊的腐食者、喜食人糞和其他“ 不潔”之物，它們的肉如不經徹底烹煮便當作美食，就很容易把許多寄生蟲吞進肚裡，現代的旋毛蟲病（trichinosis）就證明了這一可能性。
禁食豬肉的古代習俗與其說是建立於某種試錯法之上，不如說是建立於對豬的本能恐懼之上；至於由遵守禁忌帶來的健康上的好處，尚無法從現有史料中看出端倪。
這種情況又和一條古老的猶太人戒律，將麻風病人驅逐於正常社會之外這一做法的背後很類似，但不管怎麼說，它減少了通過膚接觸而感染的機會。
沐浴，無論用水還是沙子，在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儀式中均有重要地位，這可能也有防止傳染的功效。
為慶祝神聖節日，成千上萬的朝拜者聚集一處共同沐浴的儀式，卻又為寄生物尋找新宿主提供了絕佳機會。
在印度，很大程度上霍亂的傳播曾是（現在仍然是）宗教朝聖的“ 職能”。因此，那些傳統的習俗，即便被宗教奉為神聖，也並不見得總能有效地阻止疾病的傳播。
岡比亞瘧蚊
當然，農業環境中有利於在人類中傳播的，並不只是這些多細胞寄生物。當畜群、作物和人口大量繁殖時，原蟲、細菌和病毒的感染的空間也相應得以拓展，一般來說，其結果並不直接。
然而，仍有某些例外。譬如，在西非，當農業擴展到雨林環境時，刀耕火種的農作方式顯然對舊生態平衡施加了新的壓力，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瘧疾更嚴重了。
事情可能是這樣發生的：
把森林夷為平地為喜食人血的岡比亞瘧蚊（Anopheles gambiae）擴大了滋生的地盤。實際上，我們確實可以將瘧蚊視為“ 雜草”類的物種，它們在人類為農業所開闢的非洲雨林中的空地上恣意繁殖，並隨著農業的進展，取代了別的喜食動物血而非人血的蚊子。
結果，人—蚊子—瘧疾這一循環鏈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強度，切實影響了每個深入雨林空地的人。
什麼是鐮刀形紅細胞基因？
雖然非洲的勞動者仍能出於農業目的而繼續努力征服雨林，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伴以基因上的調整，使得製造鐮刀形紅細胞的基因（異形合子形式）出現的概率明顯增加，這些紅細胞對瘧原蟲，顯然不像普通的紅細胞那樣友好。於是，瘧疾令人衰弱的症狀在體內含有這類紅細胞的人身上減弱了。
然而，得到這一保護的代價十分高昂。一個人若從父母那裡同時繼承了雙方的鐮刀形紅細胞基因，那他（她）往往會在青年時早夭。不過，那些生來完全沒有這種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瘧疾的致命感染，這也使得兒童死亡率進一步攀升。
在西非瘧疾最猖獗的地區，約有半數的新生兒攜有鐮刀形紅細胞基因，他們在生理上是很脆弱的。由於農業對雨林的入侵仍在繼續，當前瘧疾、瘧蚊以及鐮刀形紅細胞基因的分佈情形，讓我們得以重構當年隨著舊的生態方式的改變而發生的異常嚴重的後果。
你以為只有血吸蟲、蚊子在作怪？
還有造成嗜睡病的采采蠅！
在19～20世紀的中非和東非，歐洲殖民當局所推行的，改變傳統畜牧耕作方式這一錯誤的做法，給農業向新的地域擴張帶來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這一活動加劇了嗜睡病在烏干達部分地區、剛果坦幹伊喀、羅得西亞和尼日利亞的流行；最終的結果是，隨著殖民政權的結束，這片大陸更深地受到了采采蠅的感染，而在當局決定更有效地開發這一片看似優良的農業地區之前，情況並非如此。
顯然，在非洲的熱帶雨林和臨近的草原地區，人類為縮短食物鏈所做的嘗試仍未能成功，並依然以持續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價。
這一點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說明，為什麼非洲與溫帶地區（或者美洲的熱帶地區）相比，在文明的發展上仍顯落後。因為在其他地區，主流的生態系統從未如此精緻，因而也不會與人類的簡化行為如此牴觸。
本文節選自《瘟疫與人》-新生活方式與疫病
《見識叢書15：瘟疫與人》
《瘟疫與人》是威廉·麥克尼爾備受歡迎的一部經典作品，也是宏觀論述瘟疫與人類歷史關係的史學佳作。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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