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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嶽石刻造像數量達數萬尊，編號的龕窟236處。鑿刻以佛教造像為主，兼及一定數量的道教造像和儒釋道三教或佛道合龕造像；時間以唐宋時代的為主，具有“上承龍門石窟，下啟大足石刻”的居間地位。安嶽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0處，其中屬於摩崖石刻造像的8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9處，其中屬於石刻的18處，享有“古、多、精、美、特”“我國古代雕刻又一偉大寶庫”等盛譽。
地方誌自古便有“一邑之志，載一邑之事”“志何容易哉，志信物也”等表述。本文從讀志用志的角度，首次藉助《安嶽縣誌》（包括舊志、新志）及相關志書，對安嶽石刻（寺觀）進行略考。這對釐清其歷史狀況，具有探索意義和方法論意義，甚至為我國著名石窟（刻），如雲岡石窟、龍門石窟、大足石刻等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從《安嶽縣誌》略考安嶽石刻
地方誌不僅為一方全史和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而且具有權威性，具體表現在：體例獨特、官書官修、資料採集廣博等。僅以該邑之清康熙本《安嶽縣誌》的資料採集來源為例，便涉及《一統志》《華陽國志》《四川通志》《歷代會典》《爾雅》《唐史》《宋史》《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文獻通考》《翰墨全書》《方輿勝覽》《大學衍義補》《古今詩刻》《經世宏詞》《古今碑誌》《歷朝捷錄》等約20種文獻。據此，出自地方行政官員或碩儒的志序中，便有“邑有志，猶國有史。凡一邑之志，一邑之古俗、民風、大政、大事俱悉焉”“志以志一邑之事”“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繫於志”“一邑大觀”“志信物也。信於獨，可豎揭於昭昭；信於同，可垂鑑於永永”等說，並把它作為修志所強調的客觀理由。
四川安嶽縣建制歷時1400多年，古稱普州，具有修志傳統，自宋代以來，代代賡續，曾六修地方誌書，其中清代便有四修。儘管如此，囿於歷史條件侷限，如交通及交通工具、通信等的欠發達，加之缺乏專業的文物保護機構通過文物普查而得出的具體數據，因此安嶽石刻分佈的記載，包括系統性的存史，主要依靠縣誌的記錄，即設“寺觀”篇或《寺觀志》專題來完成。需要說明的是，這裡討論的寺觀，並非土木結構意義是的寺觀，而是佛教石刻特殊形式的建築，屬於石質文物。其表現是，以岩石為建構客體，或鑿洞，或開窟，或闢龕，造像其中，供人頂禮膜拜，以體現“像教”作用及歷史、藝術的價值。故在舊志中，安嶽石刻分佈的一大特點，便是依託“寺觀”這種特殊形式來記載的。由此，從縣誌的《寺觀志》中，梳理出安嶽石刻（寺觀）不同時期的分佈概況，具有相對的準確性、客觀性、科學性。遺憾的是，所有舊志均未涉及石刻研究領域的介紹，使我們無法分享古代先賢對安嶽石刻研究的成果，雖然這與當時石刻研究條件和研究能力的侷限有關。
安嶽縣毗盧洞“水月觀音”，為安嶽石刻代表。（圖片來源：資陽市人民政府網）
就舊志而言，安嶽縣誌有宋刻本《普慈志》、明刻本《安嶽縣誌》、清刻本《安嶽縣誌》（康熙、乾隆、道光、光緒本)；就新志而言，安嶽縣誌有1993年本《安嶽縣誌》、2011年本《安嶽縣誌》。在這些志書中，關於寺觀的記錄，對於我們認知安嶽石刻的客觀存在和具體分佈具有“信物”意義，頗值得梳理和做比較研究。下面，按志書刊刻印成時間的先後為序表述。
其一，宋刻本《普慈志》。該志為南宋嘉定時期（1208—1224）所修的木刻本。據《宋史》卷二百四《藝文志（三）》載，《普慈志》由普州知州楊泰之主修，達30卷之豐，開了記載安嶽縣事之先河。因其散失無存，無法窺其全貌，只能從有關文獻、特別是明萬曆本《安嶽縣誌》序言中知道它的存在及價值。康熙本《安嶽縣誌》之《藝文·古碑遺目》中，曾收錄有楊泰之為《普慈志》撰寫的序言。遺憾的是，該序言在清康熙時便蕩然無存了。囿於該志散失，故無從考。
其二，明萬曆《安嶽縣誌》。該志是安嶽歷史上第一本以“安嶽縣誌”命名的志書，系明代萬曆三十六年（1608）所修的木刻本，由被譽為“邃學宏才”“名傑”的安嶽知縣李奇英主修。這應該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縣誌，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惜散佚無存，只能從清代所修邑志，尤其是康熙版的縣誌知道它曾經存在。因該志不存，故無從考。
其三，清康熙《安嶽縣誌》。該志是清代第一本安嶽縣誌，系邑令鄭吉士獲得明萬曆刻本《安嶽縣誌》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重加修輯，由邑孝廉（舉人）周於仁纂，約8萬字（周於仁後來調任臺灣澎湖廳通判，曾寫有《澎湖志略》，為臺灣澎湖最早的一部方誌）。因鄭吉士為一官攝安嶽、樂至兩縣，故修《樂安縣誌》（共3卷，其中前2卷為《安嶽縣誌》，後1卷為《樂至縣誌》），但功未克成。繼任姚孔鏞進一步推動，併為該志撰序。後任知縣程璲於康熙五十八年（1709）踵其事，並於康熙六十年（1712）梓行。該志僅存兩套，一藏北京圖書館，一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彌足珍貴。1984年，安嶽縣誌編纂委員會在北京圖書館複印該志，並請工於書法的蔡蘊輝先生刻蠟版油印200冊；2013年，安嶽縣地方誌辦公室整理重印500冊。由於宋本《普慈志》和明本《安嶽縣誌》散佚，康熙本《安嶽縣誌》客觀上成了安嶽縣所存的第一本縣誌，其討論就尤為重要了。
康熙《安嶽縣誌》雖有侷限，甚至不盡如人意和不乏微詞，如張松孫、朱紉蘭在清乾隆本《安嶽縣誌》之《卷首·凡例》中評價“周於仁無燕許才，逞胸臆見，體裁不依史例敘次，復多踳駁，絓一漏萬，無徵信難信”，甚至批評其中的《藝文》“濫偽收入”“詞句俚鄙”“輕重倒置”。儘管如此，該志《寺觀》仍沿襲了明萬曆《安嶽縣誌》的記載方式，正如附言“按舊志雲，普（州）寺庵甚多，稍隘不稱者不載。今查境內如蟠龍寺、寶慶寺、集福寺、觀音寺，不甚狹小皆未載入。則其他孤庵小廟之遺漏，必多可知矣。今概其舊，不敢妄增致繁冗也。”此附言，至少傳遞了3個重要信息：一是古普州（今安嶽）的寺觀甚多；二是忠實前志即明本《安嶽縣誌》記錄的寺觀；三是遺漏的客觀存在，如淨慧巖這樣建於唐乾元且具有一定規模的僧舍遺蹟，儘管《藝文》中輯錄有宋人白麟撰寫的《淨慧巖銘》）。
康熙《安嶽縣誌》輯錄寺觀96個，其中寺85個，觀11個，足顯安嶽石刻分佈之廣，真所謂“羅布鄉村”。但從整體上看，其表述散亂，缺乏科學的分類，即或按時（年代）空（方位）分，或按題材分。此外，整個記錄的信息或過於簡單，如規模宏大的臥佛寺（唐時為臥佛院，下同），僅有一句“治北四十里”；或多殘缺，如草堂寺、大山寺、玉金寺、天龍寺、興隆觀、元妙觀、五龍觀等僅有寺觀名而不知其方位；或有失誤，如寶相寺、臥佛寺的距離等。但也不乏若干用心良苦之處，即努力註明地名方位並注錄具體的位置，如記述隱靜寺，既注出其位置於縣東百里，又具體到帽盒山之右及一名馬家寺；如記述報國寺，既注出縣南24裡，又具體到有12峰；記述孔雀寺，則具體到孔雀山之絕頂處。對於那個交通不便、信息不暢通、記錄手段單一、經濟滯後的時代——“知志者何容易哉”！儘管我們不能苛求古代修志者做田野調查或者文物普查，更不能奢望他們能夠留下對安嶽石刻研究的“大數據”，但是做實事求是的評價卻是有必要的。
臥佛院臥佛，堪稱我國古代全身石刻臥佛之首。（圖片來源：資陽市人民政府網）
除在《寺觀志》中介紹寺觀分佈情況之外，康熙《安嶽縣誌》之《藝文》篇中載有與之相關的記、銘、古碑遺目、記遊詩，如宋代白麟撰《淨慧巖銘》以及古碑遺目《棲巖山寺贊銘序》《老君應見碑》《普慈志》《小千佛院記》，明代楊名撰《道林寺增修臺墀記》、楊瞻撰《真相寺重刻摩巖古字記》、工烈撰《敕賜興修天慶觀記》，較之清乾隆、道光本《安嶽縣誌》，這些文獻錄存儘管算不上豐富，但傳遞了寺觀沿革等相關信息，特別是重修（建）及曾有的規模，突出了重要寺觀的影響，彌補了寺觀分佈簡介的不足，併為繼後乾隆、道光、光緒本《安嶽縣誌》之《寺觀志》的編纂或續修提供了參考借鑑。
其四，清乾隆《安嶽縣誌》。該志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上承康熙本，下啟道光本，有著特殊意義。
該志由潼川知府張松孫修，安嶽知縣朱紉蘭纂，在康熙《安嶽縣誌》基礎上增修約16萬字。其卷首《凡例》稱：“詳考核而廣蒐羅，卷帙既富，兩倍舊志。”該志具有分類細、信息量大的特點，強調“邑之寺觀亦獨盛於他邑”特色。其刻本僅存兩部，分別藏於四川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85年，安嶽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在成都複印該志，並請蔡蘊輝先生照本刻寫，翻印100部；2013年，安嶽縣地方誌辦公室整理重印500套（每套兩冊）。
乾隆《安嶽縣誌》設《寺觀志》，共收錄寺、觀、庵、宮、廟、閣81個，其中寺68個，觀8個，庵3個，宮1個，廟1個，閣1個。其分類科學，即根據寺觀的多寡按空間地理方向的東西南北分類，一目瞭然。在所輯錄的68個寺中，治東（含東北）有28個，佔近二分之一；治西（含西南、西北）有5個，佔近五分之一；治南21個，佔近三分之一；治北8個，佔近八分之一；未明確方位的有2個（梧楊寺、普慶寺），佔三十四分之一。從中的數據顯示，安嶽的寺觀主要集中分佈在治東和治南方向，這為之後的文物普查提供了重要線索。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著名的安嶽臥佛寺，該志在前志康熙《安嶽縣誌》“治北四十里”的基礎上增加了“石像森然，今未修”7字，使之信息量增大，而且為人所不知和被記述，包括專業著述《安嶽臥佛院考古調查與研究》（秦臻等著，科學出版社，2014.12）等。
至於安嶽寺觀所體現的文化氛圍和昌盛發達的原因，乾隆《安嶽縣誌》卷3《寺觀志》的章下序作了回答：“普慈素號仙靈窟宅。宋明以來，高僧羽士著名者時不乏人。其琳宮古剎，俱建於山巔水湄白雲深處。學士大夫有探幽選勝之癖者，每低徊留之不能去。歌詠記序跋，較他邑獨多。況自無際禪師之後，數傳而至慈量，猶能持慧定力，被忍辱鎧，闡法苦行，振其宗風。宜乎,邑之寺觀亦獨盛於他邑也!”
除在《寺觀志》中介紹寺觀的分佈情況之外，乾隆《安嶽縣誌》承襲了康熙本，通過記、詩等形式完善寺觀內容的方法，但分類科學更具有系統性，記和詩的體量（信息量）更大，成為道光本、光緒本的範本。所謂分類更科學，即記述歸類在“寺觀中”，隨寺觀而編，一目瞭然；所謂體量（信息量）大，即錄存的記達18處之多、詩若干，皆為明清地方官員及碩儒所撰。這些“記”（銘）少者兩三百言，多則八九百言，依次為：苗衷撰《道林寺碑記》、楊名撰《道林寺增修臺墀記》、湯紹恩撰《重修道林寺佛殿記》、鄒升元撰《重修道林寺記》、徐觀海撰《重修道林寺階墁記》、徐觀海撰《大佛禪院碑記》、顏公輔撰《修教中寺記》、任文翌撰《重修教中寺金像階級山門記》、馮世雄撰《真相寺石觀音像記》、馮俊撰《真相寺圓覺洞記》、楊瞻撰《真相寺重刻摩崖古字記》、周於仁撰《重修羅漢寺記》、徐觀海撰《國清寺建坊記》、王英撰《無際禪師塔銘》、王應鵑撰《萬壽寺重修大士宮及兩廊記》、工烈撰《敕賜興修天慶觀記》、姚孔鏞撰《川主廟裝鐵地藏像並修佛殿記》、徐觀海撰《觀音閣記》。這些記（銘）及詩，傳遞了若干與寺觀密切關聯的信息，包括撰寫者的身份量級，如前國史總裁王英等；這些記及詩，具有史料性和文學性，對於深刻認知安嶽石刻的文化背景具有重要意義，甚至可以作為安嶽石刻資源的一種深度開發，或編印成冊，或做藝術牆，或作為安嶽石刻申遺的佐證，或作為深度詮釋安嶽石刻旅遊的一部分等，以放大安嶽石刻的文化功效，體現安嶽石刻的人文價值，使之古為今用。
其五，清道光《安嶽縣誌》。該志為道光丙申年（1836）刻本。2017年，安嶽縣地方誌辦公室整理重印1000冊。該志由安嶽知縣濮瑗總裁，國史館議敘知縣周國頤編纂，除卷首共16卷，約28萬字，系《安嶽縣誌》舊志中字數最多的一部。有此規模，既得益於知縣濮瑗的愛志、讀志、用志及“夙志也”——從其所序知道，他下車之初便讀《鶴平太守志》，聽訟之下讀《仙山孝廉志》，甚至有若干舉措即“用是數年來，有所見聞，則隨手抄錄存之，以待補遺”；又得益於書院山長周吉卿及纂修者的請纓修志。
《道光《安嶽縣誌》》設《寺觀志》，輯錄寺、宮、觀、庵、閣89個，包括已廢寺觀。其中，寺72個，宮1個，觀11個，庵3個，閣2個。它的分類不及乾隆《安嶽縣誌》明晰，缺乏標準，比較隨意，但卻多註明行政屬地，有利於按圖索驥，即在所屬行政區（鄉、鎮）找到這些寺觀。其輯錄寺觀的原則，結尾處有說明：“邑中寺觀甚多，此特錄其較盛者。有邑、郡、省三志所已載者，雖廢亦錄存，古蹟也。此外，孤庵小廟勢難備載。”
值得肯定的是，道光《安嶽縣誌》之《寺觀志》卻像乾隆本一樣，注重強調“邑之寺觀特盛也”的特色，即錄存有大量的記及記遊詩。其記多達24篇，依順序具體為：王應鵑撰《萬壽寺重建大士宮及兩廊記》、馮世雄撰《真相寺石觀音像記》、馮俊撰《真相寺圓覺洞記》、徐觀海撰《國清寺建坊記》、王英撰《無際禪師塔銘》、徐觀海撰《大佛禪院碑記》、鄒長源撰《仙橋寺記》、苗衷撰《道林寺碑記》、楊名撰《道林寺增修臺墀記》、湯紹恩撰《重修道林寺佛殿記》、徐觀海撰《重修道林寺階墁記》、顏公輔撰《修教中寺記》、◎◎◎撰《報國寺覽勝記》（稍節）、於湯撰《舍常住自序碑記》、鄒長燦撰《補修觀音寺記》（節錄）、湯佐撰《寶慶寺源流記》、王炳瀛撰《寶慶寺補修碑記》、周於仁撰《重修羅漢寺記》、譚言藹撰《華嚴寺重修碑記》、湯紹恩撰《千佛寺碑記》、寶可進撰《龍門觀增建勝景記》、工烈撰《敕賜興修天慶觀記》、鄒長源撰《天慶宮記》、徐觀海撰《觀音閣記》。在這24篇記中，既存錄或強調了乾隆本的14記，又新增了康熙至乾隆這個時段地方官員和名士鴻儒新撰寫的10篇記。在新增的《仙橋寺記》《報國寺覽勝記》中，還傳遞出杜甫曾流寓宦遊安嶽及楊升庵為安嶽報國寺篆額的信息；從《題菩提寺大通和尚壁》中，尚可讀到明文淵閣學士趙貞吉的詩。這些鮮為人知的信息，至少可以為杜甫草堂、楊升庵紀念館補充相關內容，成為安嶽石刻旅遊開發的“亮點”之一。
其六，光緒《安嶽縣誌》。該志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刻本（準確的志書名稱為《安嶽續志》，增修本），系安嶽清代最後一本邑志。2017年，安嶽縣地方誌辦公室整理重印。
光緒《安嶽縣誌》由安嶽知縣陳其寬修，舉人鄒宗垣纂，約9萬字。因該志定位為增（續）修，故所設卷2《寺觀志》為“續”，開篇便說明“舊志有者不錄”，只是對前志未錄即新發現的寺觀做補充，共33個。其中寺23個、觀2個、宮1個、洞1個、庵6個。這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補充，相對於在與前志的基礎上做了一次不小的文物普查而獲得新的寺觀數據。其新增的記（序、小引）有15篇，存錄了一個時段有關情況的變化，具體為：巨崖氏撰《東林寺重修白塔碑記》、周文席撰《增修雲居山真相寺記》、朱向隆撰《建修真相寺記》、羅心田撰《培修棲巖寺記》、王應鵑撰《重修白雲山寶相寺記》、陳瑞撰《報國寺記》、譚言藹撰《重修高山寺砦記》、鄒紹觀撰《增修集福寺記》、邱開來撰《五穀靈官二神像記》、李廷燮撰《培修道林寺記》、任文山撰《補修教中寺記》、鄒紹觀撰《大月寺落成序》、陶紹緒撰《金輪寺小引》、郭凱光撰《玉皇觀記》、吳琢璞撰《創修三聖宮碑序》。其記遊詩有：《宿國清寺》《遊國清寺》《游龍興寺》《遊天台寺》《遊寶慶寺》等。
其七，1993年本《安嶽縣誌》。該志屬於社會主義新方誌範疇，開安嶽縣新修縣誌的先河。該志書由安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纂，199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10萬字。較舊志的“寺觀”，該志第一次將安嶽石刻升格成“石刻篇”，設概況、主要石刻、保護管理3章，計約3萬字。該石刻篇首次對安嶽石刻作了概述，並對安嶽58處主要石刻做了介紹，包括臥佛院、千佛寨、圓覺洞、毗盧洞、華嚴洞、玄妙觀、茗山寺、淨慧巖、黃桷大佛、高升大佛巖、孔雀洞、安堂寺、塔坡石刻、三仙洞、獅子巖、菩提寺、上大佛、朱家經堂、石鑼溝、佛慧洞、青竹寺、雲峰寺、清流翰林洞、西禪寺、佛洞巖、永隆佛耳巖、聖水寺、菩薩灣、三教寺、封門寺、白塔大佛寺、龍西毗盧溝、新庵子、大月寺、城郊大佛巖、城北佛耳巖、佛洞寺、下大佛、寶慶寺、巖觀音、三娘廟、金雞寺、寂光寺、香吉寺、寶石庵、石鼓千佛巖、老君巖、清明寺、佛巖灣、大菩薩、半邊寺、搕石巖、菩薩灣、賴佛巖、花石巖、大佛山、共和老君巖、朝陽洞石刻，對其他零星石刻點做了簡介，體現了1984年全縣文物普查的重要結果（文物普查包括地面文物——石刻、古建築、古文化遺蹟、古寨、近現代重要史蹟；地下文物——古墓葬、古生物化石；館藏文物。下同），特別是對石刻的登記建檔。這些石刻點的著錄，成為安嶽石刻歷史的客觀記錄，大致對應了《安嶽縣誌》（舊志）寺觀分佈的情況，儘管由於行政區劃調整而地名出現的某些差異，但卻提供了石刻普查的重要線索。同時，完善了舊志未詳做介紹的石刻點，如規模宏大的臥佛院，康熙《安嶽縣誌》僅有“位於治北四十里”之輕描淡寫，乾隆《安嶽縣誌》僅有“位於治北四十里，石像森然，今未修”的記述，彌補了遺珠之憾，為文物的新一輪普查奠定了重要基礎。
安嶽縣千佛寨（圖片來源：資陽市人民政府網）
其八，2011本《安嶽縣誌》。該志屬於新編《安嶽縣誌》的續修本，由安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纂，2011年由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180萬字。該志在前志基礎上，不僅設石刻篇，而且設有與石刻相關的文物與管理篇，體現文物事業的與時俱進、蓬勃發展。文物與管理篇分文物概括、文物升級申報與命名、文物管理與保護、文物研究與利用、機構”等5章，總結了1984年、1987年、2009年文物普查的結果，包括對安嶽石刻檔案的進一步完善與複查內容，故比前志記錄更完整、更豐富，為安嶽石刻大數據的構建提供了保障，併為安嶽石刻的申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等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1年本《安嶽縣誌》石刻篇設兩章，一章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一章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分別對安嶽全國級文物、省級石刻進行了詳細介紹，體現該志內容的特色。其中的《安嶽主要石刻一覽表》，結合安嶽的三輪文物普查結果及國家、省、縣公佈的文物保護單位的實際情況，按序號、單位名稱、時代、題材、級別、地址、公佈日期等要素，特別強調了以安嶽石刻級別的分類，即按石刻級別（全國、省、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和文物保護點）分類，頗為清晰，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
為體現統計的完整性，包括最新田野調查結果，本文采用安嶽縣文物局最新的統計數據（包括《安嶽縣誌》“安嶽主要石刻一覽表”所列148處摩崖石刻單位），即236處摩崖石刻單位。其中，全國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臥佛院摩崖造像及石刻經文、毗盧洞摩崖造像、圓覺洞摩巖造像、千佛寨摩崖造像、華嚴洞摩崖造像、茗山寺摩崖造像、孔雀洞摩崖造像、玄妙觀摩崖造像等8處（鑑於木門寺是以古建築申報的，本文未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18處（詳見表）。此統計分類科學，橫不斷線，既非常符合行業管理的要求，又為搭建安嶽摩崖石刻大數據平臺提供了良好基礎，有利於安嶽摩崖石刻最新調查內容的補充完善，有利於安嶽石刻的合理開發、科學利用。
從其他志書文獻中略考安嶽石刻
除《安嶽縣誌》對安嶽石刻（寺觀）的記載之外，其他志書亦有不同程度的記載，雖然有些碎片化，但卻透露出安嶽石刻之古、多、精、美、特的信息，彌足珍貴。按出刊（版）時間為序，略述如下。
其一，《輿地紀勝》。宋代王象之所撰，被列入《宋元地理志叢刊》（李勇先點校，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在第158冊（4781頁）“普州”中，有對安嶽石刻的記載，如“千佛院，在城東靈居山，寺上有圓龜洞、葛仙洞、翼然亭，今名真相寺，皆鐫石為佛像，形容其古”；如“寶相寺，在安嶽縣，有石鐫三大像，覆以層閣”等，足現安嶽石刻之古、之宏。
其二，《四川通志》。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常明、楊芳燦等修纂，合計226卷，400餘萬字，其中正文計204卷，約388萬字；卷首22卷，約15萬字，既是古代（明清）四川現存第七種省志，又是正式成書刊行的最後一種，還是最具規模的一部通（總）志，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志被列入“”中國西南文獻叢書”之《西南稀見方誌文獻》，於2003年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該志在卷42《輿地·寺觀》中，介紹了安嶽縣的陳林寺、萬壽寺、天慶宮、菩提寺、慈雲寺、教中寺、國清寺、真相寺、古龕寺、東林寺、棲霞寺、報恩寺、道林寺、木門寺、天台寺、天慶觀、梓潼觀、淨慧巖等18處寺觀，其中對國清寺、真相寺、天慶觀、淨慧巖等4處寺觀的記述較為詳細。
其三，《新修潼川府志》。清代四川最後一部府志，由阿麟修、王龍勳等纂，55萬字。該志將寺觀內容歸置於第6卷《輿地志》，介紹了安嶽縣的國清寺、木門寺、萬壽寺、棲巖寺（今廢）、道林寺、寂光寺、真相寺、天台寺、古龕寺、大佛寺、菩提寺、寶慶寺、孔雀寺、玉泉觀（今廢）、天慶觀（今廢）、龍興觀（今廢）、觀音閣等17處寺觀，其中對國清寺、木門寺、道林寺、真相寺、大佛寺、寶慶寺等6處寺觀的記述較為詳細。
其四，《安嶽縣鄉土志》。編成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約5萬字，未刊印，善本，稿本現存四川大學圖書館。該志由安嶽縣知縣高銘箴鑑定，舉人張光溥總纂兼分撰，即根據《安嶽縣誌》（道光、光緒本）作增輯。其中，目錄未列《寺觀》，內文僅著錄萬壽寺、棲巖寺、寶相寺、真相寺、石華寺、牛王寺6處，對真相寺作有介紹。
其五，《內江地區文物簡志》。內江地區文化局於1983年12月編，內部資料，約2萬字。在“摩巖造像及石刻”欄目中，著錄有安嶽毗盧洞石造像、圓覺洞摩巖造像、華嚴洞摩巖造像、千佛寨摩巖造像、孔雀洞摩巖造像、大佛巖摩巖造像、臥佛院摩巖造像及石刻佛經、茗山寺摩巖造像、玄妙觀道教造像、庵堂寺石刻、大月寺石刻、塔坡石刻、淨慧巖摩崖造像、三仙洞摩巖造像、佛慧洞摩巖造像等15處造像，約6000字，均配有圖片。除被介紹的安嶽石刻造像佔整個欄目的五分之三之外，在“古建築及歷史紀念建築物”欄目中，介紹了木門寺無際禪師亭、文廟、道林寺、教中寺、奎星閣5處，約2000字。
其六，《四川省志·文物志》（上下冊）。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199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08萬字。在第四章摩崖造像、題記、畫像及其他造像中，分別著錄有安嶽千佛寨隋唐造像、玄妙觀唐代造像、臥佛院唐宋造像及藏經洞刻經、華嚴洞宋代造像、毗盧洞宋代造像、茗山寺唐宋造像、圓覺洞唐宋造像等7處代表性造像，約5000字，均配有照片。被介紹的安嶽石刻為該章之冠，即著名的大足石刻介紹僅有6處（1997年之前，重慶隸屬四川）、聞名的廣元市、巴中市石刻其分別介紹僅有3處，足見“古”“多”“精”“美”“特”的安嶽石刻在巴蜀石刻藝術中的突出地位。
本考小結
綜上所述及所列表可見，本考幾乎囊括了涉及安嶽石刻的志書。同時，對其進行抽絲剝繭的梳理，使之脈絡清晰，形成舊志與新志內容介紹的對比，展示了安嶽石刻記錄不斷完善的過程，進一步釐清了存在於志書中的關於安嶽石刻的種種記錄，具有相當的信息量。
歸納起來，本考藉助的志書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舊志與新志，即新中國成立之前出版的志書為舊志，之後出版的志書為新志；一類是綜合志與專志，即綜合志為通志、府志、縣誌三級志書，專志為綜合志之外的志書。在方法上，通過客觀的對比，讓文獻資料（志書）“說話”，體現出讀志用志的實際意義。這對於探索如何運用志書數據的條分縷析，就我國頗具代表性的雲岡石窟、龍門石窟、大足石刻等石窟（刻）區域的對比性研究，無疑提供了一個新角度、一種新思維、一種新方法，有助於我們對所考對象有一個漸進式的認知，從而擁有更大的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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