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落後國家紛紛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西方的現代化成為後發國追求的目標。我們通過梳理發現，西方發展路徑因其特殊性和劣根性，不可能為其他“後發”國家所複製，並且這種現代化自身也無法負載，內在的高制度成本越來越難運行。
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始於以國家推進反人類犯罪形式向海外進行的大規模殖民擴張。亞洲、美洲和非洲原住人口的大量死亡，資源資本的掠奪性破壞，正是依靠大量海外財富的流入，以及歐洲“貧弱”和犯罪人口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西方才得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也只能在殖民化增量收益的經濟基礎之上構建上層建築。西方進入工業化中期，發生了產業資本結構性擴張需求，開始了佔領世界市場的步伐。這期間，歐洲各中心國之間不斷爆發爭奪海上霸權、貿易權利、殖民地的戰爭。這些矛盾延續到20世紀在次大陸形成的的歐洲列強。而產業同構和同步擴張背景下形成生產過剩和競爭惡化。
同時期，因宗主國的產業資本向原殖民地國家大規模擴張，引起要素配置發生結構性社會變化—產業工人相對於產業資本成為稀缺要素，才使勞工逐步具有了起碼的談判地位。使得階級對立矛盾及其政治制度在西方有了基本條件。但無論西方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如何興起，並沒有解決歐洲在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生產過剩大危機。最終的結局，仍然是戰爭，並因所屬殖民地的被迫捲入而演變為以法西斯為形式的、反人類的兩次世界大戰。
西方在產業資本階段上，經濟社會內含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因素並沒有隨戰爭結束而消除。20世紀50—70年代，勞工運動、學生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反戰運動等，此起彼伏，大規模發生。直到20世紀70年代冷戰競爭，西方全面實行福利制度與收入分配傾向於中下層的分配模式，雖然縮小了貧富差距，但社會成本迅速上升，西方才不得不從80年代開始對外產業轉移，其經濟結構才升級為以金融資本主導。
西方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同時，內生性的勞資矛盾、外生性的環境問題本來屬於西方世界的問題，也隨之不可避免地移出到發展中國家，西方遂轉型為以在金融、法律、醫療、教育、影視、出版印刷、旅遊和技術領域等第三產就業為主，從而在20世紀80—90年代逐漸形成了橄欖形的、中產階級引領的公民社會，以此為基礎的政治現代化。西方產業結構演化狀況，對於擴大中產階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實體產業移出而同期是金融資本擴張，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兩個十年裡，美國在資本市場上創造出數千種金融衍生品，促推加快經濟泡沫化進程。由此造成寄生性的金融服務業作為支撐的上層建築演變進程，發育出具有寄生性的政治現代化，主要依靠產業資本在海外的匯回收益維持。20世紀90年代以來，任何一次從海外迴流資本帶動的華爾街股市衝高，都造成了資金流出地的金融危機；並且，逐漸從外圍向中心蔓延，金融危機最終在中心引爆。
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海外資金迴流美國IT產業造成的。但2001年IT產業代表的新經濟泡沫崩潰，資金又避險逃離IT轉投房地產，於是又形成房地產過度投資引發的2007年次貸危機。最後，隨著華爾街金融海嘯2008年爆發、演變為2009年全球危機，接著就暴露出2010年以來的西方國家全局性的債務危機，越來越顯示出這種高成本西方現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續。
顯而易見的常識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具備向外轉移制度成本來化解國內矛盾的條件，那也就既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現代化的經濟基礎，更不可能支付現代化上層建築的巨大成本。
據此可知，任何發展中國家追求“全盤西化”的激進都不可能實現。無論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城，巴西的里約、聖保羅，還是在亞洲的孟買、德里等大城市，大型發展中國家都有占人口半數以上貧民居住的大面積的貧民窟。私有化的制度使得農村無地者湧入貧民窟成為城市赤貧者，因此城市化不過是“空間平移、集中貧困”。黃賭毒氾濫成災，黑社會控制嚴重，正規的政府治理則很難實現。巴西舉辦世界盃足球賽，政府不得不違反憲法動用國防軍上街“打黑除惡”；而只能“合法打黑”的墨西哥，就打不掉黑社會和毒品泛。
沒有哪個大型發展中國家能夠相對地解決收入、城鄉、區域等三大差別，少數主流利益集團進入西方式的現代化，以大多數人的貧困和痛苦為代價，因爾社會矛盾由此更加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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