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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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學者”劉志彪終於有了傳世之作。
很多年前，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在《新華日報》發表過一篇文章，大意是，他已經當上了經濟學院的院長，博士生導師，出版過十多種著作，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看似輝煌，但遺憾的是，還沒有能夠體現自己學術思想的傳世作品。
不可否認，在產業經濟學界，劉志彪是個大牛。他本科畢業於安徽財經大學，在廈門大學讀完研究生，然後赴南京大學任教，沒有“海龜”背景，亦無博士光環，卻最終能夠在人才濟濟的南京大學執掌經濟學院，且入選了首屆“長江學者”，沒點真功夫，單靠“花架子”是做不到的。
他寫的《產業經濟學》是國內諸多高校考研指定教材，在考研論壇，他被學生親切的稱為彪叔，說他“搞經濟學就像喝涼水一樣”。
彪叔上一次搞出大新聞還是2014年。
2014年5月7日，劉志彪被任命為南京財經大學第二任校長。此前，他已於2009年調任江蘇省社科院院長。但蹊蹺的是，2014年12月26日，江蘇省委宣佈，中國礦業大學副校長宋學峰接任南京財經大學校長。劉志彪成為了改革以來中國大學史上“最短命的校長。”
從任命文件公示日期計算，彪叔在校長職位上待了7個月19天。不過，如果剔除高校的2個月暑假，他實際只幹了不到半年，真是屁股都沒坐熱。
這件事最後是不了了之，當事人沒透露詳情，上級主管部門也沒給出解釋。
但學術頭銜一堆的彪叔當然是不愁工作的，他的新陣地是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職務是研究院理事長、院長、首席專家。
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是江蘇省智庫，依託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育部協同創新中心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等平臺，以產業現代化決策諮詢為研究核心。
該院官網介紹稱：首席專家多次受邀參與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討論，已有成果曾經多次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指示，成果多次刊發《求是內參》、《國參建言》、《人民內參》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彪叔孜孜於做高層的“智囊”。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幾千年了，中國讀書人都好這口，農耕民族的劣根性，沒法改。但如能在廟堂之上，仗義執言，為處江湖之遠的芸芸眾生鼓與呼，倒不失為良心人。
可不知是人年紀大了，嘴巴也大了，還是人年紀大了，更有智慧了。扒拉彪叔這幾年的論文和公開發言，明顯可見他的視野已經遠遠超出產業經濟的範疇了，毛衣戰、去槓桿、房地產、工匠精神、留守兒童、網遊、資本市場、供給側改革……當下熱點，無所不包。
真是佩服文科學者，腦袋就像哆啦A夢的口袋，隨便一掏，就是“真知灼見”，都是“寶貝”。
彪叔的新“寶貝”是關於計劃生育的。
8月14日，《新華日報》發了一篇彪叔署名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提出：
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儘量實現二孩生育補貼的自我運轉。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賬戶。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生育補貼，用於補償婦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斷勞動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損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賬戶資金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
彪叔的核心思想是強制繳納生育基金。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胎夫婦急了，已婚未育夫婦急了，大齡未婚男女急了，適婚男女急了，將婚男女急了，因性別失調3000餘萬註定打光棍的男人急了……
偌大的中國容不下一個安靜的子宮。著書立說三十四年，彪叔終於火了，這篇文章註定不會藏之名山，定當流傳百世。
彪叔是江蘇丹陽人，還是江蘇省人文社科領域“一哥”，對江蘇省的計生歷史和現狀自然不陌生。
就在他成為“史上最短命校長”的那一年，張藝謀非婚生的三個子女被曝光，江蘇省計生部門嚴格執行《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非婚生二胎及以上的，社會撫養費徵收應按孩子出生前一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8倍繳納。”
所謂社會撫養費是指，超生的孩子多佔了社會資源和社會公共投入，所以要補償社會。就這樣，張藝謀被罰了748萬元。
張藝謀不顧年邁，任勞任怨，生下三個子女，為延續民族添磚加瓦，可那時沒見彪叔站出來給他說句公道話。
同期，江蘇省地方所收繳的社會撫養費只有10%上繳上級，90%由收繳部門支配。怎麼支配，只有天知道。
而4年後，彪叔的文章還指出：
考慮到我國社會撫養費已經徵收了30年，存量資金應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字，理論上可以支撐一兩年內對二孩家庭的生育補貼。可考慮將存量撫養費資金用於充實生育基金，或作為生育基金的初始資金。
“存量資金應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字”，呵呵，彪叔是在裝外賓呢。作為智庫的負責人，去調查徵收了30年的社會撫養費到底去了哪裡，豈不是更利國利民？
2
與彪叔一起署名的作者還有張曄，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一個女教授。
看她履歷，應該也是頗有造詣。2008年，她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論文《中國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升級的動態研究——來自全國及江蘇省、廣東省的證據》，獲2008年浦山獎最高獎及2009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中國經濟學最高獎項，是為了紀念中國經濟學先驅孫冶方先生而設立。
1949年後，正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伴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消亡，價值規律不起作用，孫冶方卻認為，那怕是進入共產主義，只要存在社會化大生產，價值規律就仍起作用。為此，他被視為“修正主義”，文革中受盡迫害，但依舊堅持學術獨立。
自由思想，獨立人格，不阿諛奉承，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宗旨，可實況呢？
張曄大約出生於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肯定目睹或聽聞過計生洪潮是如何席捲中國各個角落。
1980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其中指出：
我國人口總數在二十年後將達到13億，在四十年後將超過15億。這將會大大增加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困難，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難有多少改善的嚴重局面……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實現國務院的號召，每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
從此只生一個孩子與實現現代化的偉大目標綁定一起，上升為國策，每個男女都裹挾其中，無論城鄉。
而在此之前，國家政策是號召多生多育，偉大領袖說，人多力量大，“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故此，提出“新人口論”的馬寅初被批的死去活來，他始終堅持，生育必須有計劃。
馬寅初是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被“揪下來的”，直到1979年才恢復名譽，出任北京大學名譽校長，那年北京大學經濟系來了一個臺灣學生——林毅夫，從金門游過來的軍官。
1994年，林毅夫、易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張·維·迎（前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等人發起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是第一任主任。後來，中國經濟研究中改名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在中國智庫報告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屢屢進入前十，且位於高校智庫榜首。
2008年，林毅夫到世界銀行擔任副行長，周其仁接任院長。4年後，姚洋當選為第三任院長至今。
張曄獲獎論文的合作者正是姚洋。她既然與北大國發院有學術合作，定然熟悉該院的研究旨趣。周其仁有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核心觀點是：
僅僅把中國崛起歸因於勞動力便宜，不準確，因為勞動力便宜並不能解釋中國的崛起。沒改革開放前，勞動力更便宜，那個時候沒有中國奇蹟，現在看非洲很多國家的勞動力比我們還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夠變成競爭力，要素變成競爭力要變成產品，要素變成產品要組織，組織要在一個體系裡頭運行。這就引申出來了體制的問題。
所以，讓中國經濟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來窮，而是把原來導致窮的封閉變成開放，在開放當中允許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
一針見血！
所謂“人口紅利“就是一個表象，生育率低及人口老齡化，當然影響經濟發展，但不能反之把經濟停滯歸咎於人口的多寡，體改方能破局。
子宮何其無辜也！計生之悲苦，作為女人，張曄理應更懂。
3
馬寅初常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遺憾的是，在計生問題上，敢言者少之又少。
2005年，中國人口突破13億，“劉易斯拐點”迫在眉睫。“計劃生育之父”、中國社科院的學者田雪原呼籲，要關注性別失調，調整人口政策，但不被政策制定者所重視。
而這時，已當選為“長江學者”的劉志彪，正是志得意滿時，沒有就人口問題發表觀點，他很明白，那是“不正確”的事。
10年之後，經濟學者、攜程CEO梁建章等人撰文公開指責計生部門對涉及人口的數據一向嚴重高估，沒有任何預見性可言。
梁建章認為，生育首先是家事，何時生、生幾個，由家庭自行決定。他旋即遭遇攻擊，不得不關閉微博評論。
這時，作為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的首席專家，劉志彪還是沒有公開發言。
直到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人口與計生法修正案，全面放開二孩。公開討論計生問題成了“正確”的事。於是，各路專家齊齊上陣，“鬼點子”迸發。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繼續重彈 “三個紅利”的老調。
胡院長最近“人人喊打”，劉志彪又推出前述重磅文章。哪裡想到，劉志彪的話音未落，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就“搶麥”了。
胡繼曄認為，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
他還警告說，“生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首先從文化上，我們要進行鼓勵” “從民族復興大業（來看），生育關係的不僅是當政者，更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祖孫萬代的一個事情”。
聽來殷殷之心蒼天可鑑。可是，5年前，10年前，為何不敢高喊放開生育？
知識分子可以為稻粱謀，曲意逢迎，但更要明白，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是有記憶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後人指點。
電視劇《馬大帥》中，範德彪對馬大帥說：
古有奧地利國弗洛伊德，今有遼北地區範德伊彪。遼北人民誰不管我叫彪哥，一見面，咔咔咔，就是敬禮！
原以為劉志彪已經足夠“出類拔萃”了，沒想來了一個“更狠”的胡繼曄。假若有一天，計生圈子開會，彪叔見到曄哥，想必是，一見面，咔咔咔，就是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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