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子，说的又是一些悲伤的故事！
但其中也不乏希望的色彩。
不久前，我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视频，是吴晓波对潘石屹的采访。
吴晓波说：
我前两年一直就想写本书，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写出来。就是企业家与中国社会。我觉得，这几十年企业家的整体出现，实际上是中国公民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今天，企业家有两千多万人，如果站在2018年回过头来看，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潘笑了笑说：
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我照了一本企业家的照片，如果是要做上一个中国地图，把中国每一个省都放里面，每一个省有多少企业家会一目了然。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东北没有企业家。
因为我们要到东北去办个展览，我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企业家。结果就到东北请了一个刘积仁拍了一张照片。
吴晓波哈哈大笑，又想了想说：王健林是。
潘石屹反驳道，王健林已经到全国来了。就是真正在东北发展的企业家，还真的是比较少的。所以你刚才说，就是企业家和中国社会，这个画面太大了。
具体起来就是，什么地方企业家多，什么地方的就业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都解决了。
什么地方没企业家，什么扶贫问题就来了，各种问题就都来了。
吴晓波若有所悟，点了点头赞道，你这个细节很好，你是从本子里看到了这个现象，并且是完全无意识的。
就这样，摄影师潘石屹用照相机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东北没有企业家！
振兴东北是在2004年提出来的。
而从2003年至2012年，是东北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2003年东北三省GDP总计12722亿元，到2012年达到50477亿元，是振兴初期的3.97倍，年均增长率12.5%。
这10年时间，是近几十年来东北历史上最好的改革时机。
但，错失了！
后来，南方周末做了长篇报道，直指：
对于新兴产业的转型失败，根源在于民营资本对东北的心存疑虑和不信任。
中国经济学界甚至对东北问题概括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结构性问题的非程序化处理”。
即有关人员通过差异化对待，谋求个人私利，增进个人权威，营造个人化的忠诚关系和信任关系。
这种文化环境，对外只能吸引投机者，而非真正的投资者。
对内只能孕育钻营者，而非企业家。
这句总结真是一针见血，拍案惊奇！
东北没有一个企业家，这是两个人的调侃之语。
可实际上，东北真的就没有企业家吗？
早先不说。比如伪满洲国时代，东北的经济如何繁荣，东北的企业又如何发达，甚至于当年的苏联拆除机器设备设施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与代价。
而就是如此被破坏，49年新政权之后，东北凭借着雄厚的工业基础，依然是共和国的“长子”所在地。
即便到现在，东北的企业数量与规模也是不能无视的。
比如说，大庆油田、长春高新、一汽等等，在相关的领域内都是龙头企业之一。
只是，在这里，我以为国企或者说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其高管层或者董事会成员都不应该称作是企业家的。
毕竟，如今的国企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都是“红头文件”任命的“领导干部”。
也许这些“领导干部”在企业的管理中，履行的是企业家的职责，或者能够将企业经营管理得“红红火火”，然而，他们却不能被当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当然了，“国有”这两个字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企业，也只是一种有着政府背景与资源的特殊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或者有垄断资源，或者有垄断政策，根本不是市场经济中，需要凭借竞争才能生存的企业。
而且，国有企业的高管，与政府官员时常处于一种“轮换”状态。
一个行政官员的能力与心态，也能胜任一个企业的职责时，这样的人，又怎能是一个企业家呢？
如此以来，我以为有且只有民营企业的“领导人”，才能称作为企业家。
之所以用打引号的“领导人”来定义，是因为在国内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中，能够创业成功并发展壮大的企业，其创始人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用企业的“领导人”来衡量其价值，才算得上是名符其实的。
那么，我们按照最新公布的2017年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来举例，
看看东北究竟有没有企业家？
从地区分布来看，民营企业500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市。
其中浙江有120个，江苏82个，广东60个，山东57个。四个直辖市重庆民营企业500强最少，其中北京14个，上海13个，天津13个，重庆11个。
而东北地区呢？吉林一个没有，黑龙江有1个，辽宁有5个民企进入500强榜单。
与浙江相比，东北地区的民营500强企业的确是非常的少。尤其是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的进入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共有319家，占国内所有企业的6成以上。
相比较而言，要是说东北没有一个企业家，至少是不准确的。
毕竟，还有5家进入500强榜单的辽宁，特别是2017年营业收入高达2549.8亿的大连万达。
2016年以来，相继有东北特钢、大连机床、辉山乳业、丹东港、营口港……爆出巨额债券违约，动辄二三百亿元的银行贷款利息都还不上。
这里面有大型国企，更多的是优质民营企业。
东北为何缺少优秀企业家，为何出不了任正非？表面上，当然和国企占比较高有关。
国企好好干，或许能稳住局面。
真正振兴，还得靠优质的民营企业！
东北民企多是资源型的，整个矿山，占个码头。东北地区，资源配置还是政府。东北企业家有个共同点，和官员走的特别近，官员一倒，企业也就到头了。
没有人做不大，有了人不安全，两难！
马云在浙商大会上提醒浙商，一定不要和官员走的太近。而东北政商关系多年来浑浊不堪，虽有整治，起色不大。要么“亲而不清”，要么清而不亲。为了眼前，许多企业家本能选“亲而不清”，给钱啥都能办。
官员不出事，可以纵横捭阖，一出事，企业大伤筋骨，搞不好就是阶下囚。
其实，这些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一个地区能否出现企业家，这与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有关。实施市场经济的“营商环境”中，就能够出现真正的企业家；实施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只能说是厂长而已。
就如49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能够称作企业领导干部的人不少，问题是这些人，谁又能算是企业家呢？
当年的亚洲烟王褚时健先生，算是够资格称作是企业家，可是没有国企背景的支撑，他领导的红塔集团又咋可能占尽政策的红利呢？
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坏的重要指标就是民企数量了。民企数量多，民企规模大的地方，其营商环境肯定是优良的。
比如说，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等，这些地区的民营经济发达，也可以判断这些地方富裕程度高。因为民企足以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而劳动力资源需求高的地方，就是人人能够安居乐业。这样的地方，人们的幸福程度自然也就高。
每次谈起东北企业、东北企业家，不少40岁以上的人，不经意间就会说起2000年左右华晨集团的实控人仰融。“如果仰融不出事，哪里有今天重庆汽车产业的风光！”
仰融的事儿比较复杂，也莫衷一是。有兴趣的，可自行问度娘。
让人唏嘘的是，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进入市场经济，东北也曾屡次站时代潮头、领风气之先、解放思想之先，第一个国企破产、第一个股份制改造企业、沈大高速神州第一路，沈大都较早引进港商……
回头想来，东北几乎是错过了一个世纪。
转折点的前夜，东北的选择，距离长三角，距离珠三角，越来越远，甚至被中部河南、湖北、湖南远远甩在了后面。
显然，一个地方是否有企业家，关键的是与营商环境有关。
营商环境好，企业家就多；否则的话，人们用脚投票的地方，要是夸张点的说，就真的如潘石屹先生所言，东北没有一个企业家了。
东北应该学习天津市，要有“企业家老大”的意识。
因为企业家不是剥削者，而是创造者。
他们来到东北，是给东北人兜里装钱的人。
企业家是东北的贵宾、上帝，
善待他们，东北才能有未来。
閱讀更多 深度瀋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