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读书会回顾|梁展:富足与贫乏——《无名指》中的知识流浪儿

地坛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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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下午,地坛读书会分享沙龙,特邀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梁展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李陀新作《无名指》的解读。

《无名指》是一部从心理医生角度探测世界的小说。通过本书,作者李陀希望“表达人心深处最复杂的矛盾,那种精神战争对当下人类这种精神状态、精神困境和精神出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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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与贫乏

——《无名指》中的知识流浪儿

主讲嘉宾:梁展教授

地坛读书会回顾|梁展:富足与贫乏——《无名指》中的知识流浪儿

全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共计11000余字

非常感谢【地坛读书会】的邀请,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其实也与地坛有联系,比如说书里面有一个人物“石头”,他的真名叫石禹,他所住的胡同叫琴弦胡同。这个石头的原形稍微有点史铁生的影子,这个人物可以说是非常纯真、非常坚硬的,所以叫“石头”。他从事出版业,他对当今资本支配下的文化市场的反抗非常强硬,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史铁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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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讲的这本《无名指》,是李陀的新著。今年李陀79岁了,明年80岁。今天在座的如果有80年代的文学青年或者文学爱好者,应该非常熟悉李陀的名字。他当年是中国的现代派文学或者先锋文学的倡导者,是当时文坛的风云人物。后来他写过电影剧本,拍过电影,从事过艺术批评和文学研究。他是一个多面手,也写小说,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首届全国短篇小说的获奖者之一,当时他还在北京的重型机械厂做工人。之后调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后来任《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在北京文学副主编这个位置上,他鼓励和支持了很多年轻作家,包括现在几位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他是一位文坛宿将。

李陀

2008年起,李陀又重新回到文学。他从2008年开始写这本小说,前前后后用了十年时间。前后修改了三个版本,最早是在香港的《今天》杂志上发表了最初版本,去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比较完全的版本,现在我们手中看到的中信出版社和活字文化合作出版的这本书算是最终的修订本,补充了很多细节。

这本书可贵的一点,是它容纳了很多的内容,非常贴近现实。

它的时段确定在2008年前后,即奥运会举办那个时代,这是对当代中国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代。中国十年之内的变化非常大,所以他的小说中写的事件背景好像离我们现在稍微有点远、有点隔膜。这也是当时我们在评论他的作品时曾经提出过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是有意把这个时间段设置在2008年的。

有心的读者仔细去看,期间一个潜在的背景就是小说的几个主人公,都是海归留学的博士,包括杨博奇、华森、赵苒苒这些人都出自这样一个背景。在小说中间,作者不想表述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把重心放在人们的心理、人的经历、对生活的思考,杨博奇在美国读了博士,拿了学位,重新回到国内。这个背景是在北京,小说里面写的是北京的建筑以及对北京建筑布局的批评。李陀十几岁来到北京,对北京非常有感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城市化的背景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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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出版之后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些批评家和小说家,对他的这本小说有一个普遍的批评,就是小说中的故事性不强,好像脱离了现在流行的写作风格。但其实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这部小说比较松散,通过几十个章节往复闪回,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情节可言。

我们可以一句话来概括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一个海归学生杨博奇在美国拿了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和他的朋友华森、赵苒苒回到北京,在商业繁华地段开了一家心理诊所。通过心理医生视角,他观察了北京都市生活中种种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有大老板金兆山,小说里面谈了他的发家史,杨博奇最后和他成了朋友。还有和他一起回国的华森,他最好的朋友,在大学里任教。赵苒苒是“林徽因+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才女,因为受不了中国大学中体制的约束愤而辞职,最后学佛以至于出家。

作者有意通过一个个的生活场景、大量的细节描写,讲述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情节,这些情节与我们今天在甲和灯禅意生活空间的创意有着某种程度的吻合。比如赵苒苒做金牌扣肉,细到什么程度?肉要切到几毫米,笋干要用莫干山的笋干,赵苒苒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精致生活的一个典型。另一个人物周璎身上也有这种精致生活的影子,他奉行的是所谓的极简主义。另外一群人是海兰和石头,海兰是杨博奇上大学时的女朋友,后来两人为什么分开,即使小说没有交代,我们也可以猜出来,因为杨博奇出国了。他到美国之后和海兰中断了联系,回国之后经过赵苒苒提供的机缘他俩又重新见了面,这时候海兰已经嫁给了石禹。石禹生活在大杂院中,面临很多生活压力,因为他不愿与体制中资本控制下的文化市场接轨,以至于他被视为精神病患者,他的领导计划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去。

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物群落是海归,包括主人公杨博奇、赵苒苒、华森。第二个人物群落是海兰和石禹。这两个群落是有交叉的。还有一个生活场景,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即王大海代表的打工群体。现在的流行术语叫底层,也进入了他的视野。王大海和他的小女儿,以他们为代表的工友们生活在潮湿、闷热和逼仄的地下室。小说中着力描写的,是名叫金兆山的大老板,是可以被称为成熟的大资产阶级的生活场景。他们一方面生活非常奢华,另一方面其家族却面临着很多矛盾。他的母亲把他一手拉扯大,在北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了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他的手下雇佣了一些人,比如作家用大量的笔墨描绘的王颐,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我们在生活中也可能会碰到。我们就简单把小说先做这样一个总结,然后再一步步去分析这些人物。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富足与贫乏——《无名指》中的知识流浪儿”,在《无名指》展现的人物系列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主人公杨博奇和他的女朋友周璎、他的大学同学也是和他在美国共同奋斗的华森和赵苒苒,都是具有知识、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美国的教育,回到中国,作品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

我们首先看杨博奇,他出国之前学习中文,梦想当一个作家。出国之后迫于谋生的需要,同时也怀有一个理想。到美国之后,他开始学的是艺术史学、社会学,后来希望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最后学了心理学,想通过心理学、通过透视人们的心理和内在世界来看社会。小说主要的视角就是杨博奇的视角,他在北京的闹市开设了一家心理诊所。我们看到,以杨博奇为中心的一系列人物一步步展现在小说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老板金兆山。小说有意设置这样一个企业界大佬和知识分子杨博奇的交往,并不像我们在19世纪欧洲小说中看到的工人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杨博奇和金兆山在卢沟桥喝酒,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至交。

小说中强调杨博奇是一个流浪儿,因为按照一般的人生道路,他从美国拿了博士后肯定是要在国内某个著名的高校任职,走一番非常平顺的职业道路,但是他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用王颐的话说,他在富人区开设了一个心理诊所,为什么呢?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和他的生活场景,有意展示了知识分子这种流浪儿和资本的结合,他和资本的暧昧关系非常明显。

尤其小说中表现的一个经典场景,就是他们俩在卢沟桥边上,于一个夜晚在一家具有80年代风格的小酒铺喝着酒、吃着猪头肉,痛说革命家史的场景。杨博奇回忆他12岁来到北京如何流浪,资本家金兆山说他14岁时如何从东北来到北京,开始做小生意,一步一步发家,两个人越说越近乎,因此就成了拜把子兄弟。两个人都喝醉酒了,杨博奇就一个人在午夜时分赤身裸体地躺在卢沟桥桥上。

作者也面临了很多批评家的指责,说小说中的杨博奇是个心理学家,但是小说并没有展现很多心理分析,不像欧洲现代主义小说比如沃尔夫的《到灯塔去》所采用的大段的独白,或者像福克纳《喧嚣与躁动》里面的大段独白,甚至《喧嚣与躁动》里面的独白都没有标点符号,全是意识流。小说中间一个章节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学习心理学之后,杨博奇认识到心理学至多是一门知识和学科,它对人们的心理的了解,对人的生活状态来说仍然是无效的。所以小说只描绘了他在心理诊所接触到一些表面看来患了都市病的人,比如有“轻度”抑郁的金兆山,为不会讲黄段子而苦恼的公司财务经理胡大乐、生活空虚到处听演唱会又要寻找一夜情刺激的阔太太吴子君。通过这一系列场景,我们没有看到对心理医生这种职业的描写,这是作者有意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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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小说基本上都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之下描写人们的“深层心理”。近几年李陀提出了对现代主义小说这种写作方式的反叛,他写这部小说,很有意地去反叛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方式,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内在的心理真实,它脱离了外在的社会真实,与后者相比,前者的虚构成分很大,所以他拒绝了这种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而是要竭力展现人物的精神状态。他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到人物描写要“写一个是一个”,提出回到19世纪的欧洲小说,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以及《红楼梦》。

大家注意看,小说中对人物的穿戴、神情的描写是非常细致的,这是现代主义小说、包括80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早已丢失掉的传统。先锋小说、欧洲现代主义小说注重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大段地描写自己的心理状态,包括意识流。在小说作者看来,这是一种片面的主观情绪或者是激情的宣泄,而并不能够呈现属于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反对大段的心理描写,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陀在几次访谈中提了一个口号,

“要返回19世纪”

当我们读了小说之后,熟悉欧洲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立刻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福楼拜当年为了反对欧洲浪漫主义过度的宣泄激情,采取了一种非常反叛的描写手法叫“细写平庸”,就是细腻地去描写资产阶级或者市民社会的平庸的生活。这本小说也是有意地追求这样一种风格,我们看到整个小说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一样,根本没有什么情节可言。《包法利夫人》的情节非常简单,一个从小生活在乡村的妇女嫁给了一个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职业方面都很平庸的医生,她不满足于她的生活状态,受了乡绅、大学生的诱骗,偷情通奸,落得人财两空,最后自杀。但是福楼拜宣称:“我打算写一本没有任何指涉的小说。”他的小说中间没有出现什么细节,更没有出现什么重大历史事件。

我们知道,福楼拜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社会激烈动荡的的时期,政治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但是他没有从正面写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着重展现人的生存状态。我相信小说《无名指》也在有意地追求这种风格,就是说在这部小说中间,我们看不到任何情节,而是一个个的生活场景的闪回。但是如果大家仔细读,就会感到这些生活场景中间有一定的联系和逻辑的,比如说他在写了周璎之后,马上要闪回到另外一个和她产生极大对比的人物赵苒苒,作者是有意在做人物之间的生存状态或者心理状态的对比。

另一方面,作者也有意展现,杨博奇还有他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自己的“亲人”的赵苒苒,是与社会拉开了距离的。他们不愿意融入他们认为是平庸的生活当中,因为一旦进入体制,不免带来生活和思想上的平庸,这在赵苒苒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楚。这个人物智商非常高,“爱因斯坦+林徽因”,从小就是学霸类的人物,她在美国完全可以获得一个教授职位,甚至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但是她回到国内的一个大学,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她和体制发生了矛盾,于是她非常决绝地辞去了职位,回到了家里。她在家里一边为了维持生存而炒股,一边学佛。她辞职之后,杨博奇和她的丈夫华森都感到不理解。

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小说最经典的部分,就是在赵苒苒觉得出家之后写给主人公杨博奇的一封长信。这样一封信,也是作者有意设置的,赵苒苒非常费力地向主人公杨博奇解释她为什么出家,但是杨博奇还是不理解,也还一直劝她不要出家,赵苒苒就放弃了解释的努力,最后用文字来表达。小说中也展开了一大段的讨论,为什么不能用话语来说服,而是用文字,他认为文字是一种思想方式,也许你写下文字,思路就跟着文字走,而不是跟着口语走,有时候文字是展现思想的必要的手段。

“为什么我要出家?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和你说明白,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觉得须要和你说明白。其实,也许根本不需要说明白,也根本说不明白。

还是从我的一个梦说起。

几个月前,四月八日的夜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一只鸟在天上飞,无日无夜,我不知道4月8日好像是一个佛教的节日,是不是?那么一只鸟在天上飞,无日无夜,无不休不止,后来发现那只鸟原来是我自己,是我在飞,在努力奋飞。不过我发现,这奋飞只是作状而已,实际上,我冰冷的头和四肢都已经又僵硬,又沉重,像一块怯弱的石头——我有翅膀,不过也是石头的,歧异的是我的两片石翼能够扇动,能够飞,只不过越来越吃力,越来越疲惫。还有,不管在梦里,还是醒来之后,梦里所见景象都使我万分惊骇,乃至现在,也如在目前:我的头上,高悬这一轮明月,不过白白的,薄薄的,似一张剪纸,并没有光明,但它确实是月,天穹漆黑,只是高,奇怪地高,稍让人心宽的是,还有几颗星于这无边的铁幕深处时明时灭。后来我发现自己越飞越低,脚下忽然有地面显露,还见到了树木。想到终于可以休息一下,我欣喜若狂,不过立刻又焦虑起来,四视之下,原来下方竟无处落脚,是一片枯死的林子,且每一棵树都十分可怖,有的树上缠满了披着冰雪的荆棘,有的树上布满了相互吞噬的虫蛇,有的树原来是早已朽成糟木,很多枝干竟然不堪自重而纷纷无风自落——精疲力尽,高声呼救,可是我并无声音发出,只有窒息;就在这时刻,突然前方出现了一棵茏葱大树,枝叶婆娑,光明四射,空中有百鸟鸣转,绿茵上有群鹿漫游,于是我急转下落,指向那棵光明树投了过去,心中升起一片喜悦——就在这一瞬我从梦中醒来。(p295)”

这与佛教体验有类似的地方。赵苒苒接下来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促使她最终出家的是一个虚幻的梦境,虚幻的梦境在赵苒苒看来才是最真实的。

小说在这封信里解释说,

“你作为心理医生完全不赞成弗洛伊德,认为他的《释梦》是胡说,梦的活动不过是一种超现实的符号表达,和其他符号表达一样,根本是个解读和诠释的问题,若没有诠释,就无所谓梦,你还举出《左传》中几个占梦的例子,说明梦的诠释这个行为,早已被成见、常识、习惯语言诸多因素所预设,故而从符号解读(你认为弗氏即错在这里)入手来‘释’梦,不过是以释求释,结果必然是释无所释,有意而无义;说实话,每听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劝你也学佛。因为这样的见解,实际上是说梦相并无自信,是假名为梦,以语言或文字释梦乃是见指而不见月,自身也是梦话;这样的见解,与象非真象,虽象而非象的般若性空说已经不远,仅几步之隔,你不学佛,实在是可惜了!不过此刻说这些,都已经是多余的话了。”

从这个解读里面我们看到,如果说赵苒苒是有慧根的话,那么实际上杨博奇根本不相信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都是编织的谎言,是编织出来安抚、安慰或者慰藉心灵的东西,这在佛学看来是非常浅薄的。佛学更强调对生存的现实状态的完全否定,而达到一种虚空,而这种虚无在赵苒苒看来,恰恰是最真实的。我没有学过佛,没有这么深的体验,但是我看过一些佛经,实际上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也有类似的与佛相通的这样一面,比如说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等一系列著作中,也表达了对东方的禅,尤其是日本禅,对中国佛学或者印度佛学的精神上的亲和性。海德格尔用西方的语言来描述宗教心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众人当中,众人干什么,我们也干什么事,寻求一种属于齐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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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指》中间有一个细节,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杨博奇和他的周围美国邻居一样,匆忙地在自家的草坪割草,他环视周围都是一群割草的人。这时候他就反思自己:难道我这样辛辛苦苦、汗流浃背是为了和别人齐平?他们割草,我也割草。这时候他突然悟到不能这样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平庸的生活。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实际上是没有我们自己的众人生活,我们是在众人当中生活,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作态都是从众的。但是一旦有某一个时刻,他强调一种瞬间的体悟,在这一个时刻你感觉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突然间没有意义了,突然变成了一种虚无。而这种虚无恰恰是真实的,因为你体悟到了生活的一种不同的意义。在世俗生活当中,我们也时常有这种体验,对日常生活的凡俗的、平庸的生活产生了极度的厌烦,突然顿悟,自己不能再过这样一种生活。

杨博奇跟他前妻有过三次争论,都是围绕对所谓的美国式的平庸生活的反感,也促成了他的回国。一次是他最开始和冯筝,一个新闻记者,谈为什么和他的前妻离婚前发生的争执。说他前妻在美国是一个律师,他自己是一个心理学博士。他的前妻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做饭,也喜欢买锅,他们跑遍了美国各大商店,去买一个非常好的锅。杨博奇非常反感,这是他们矛盾的起因。另一个场景是他妻子在做饭的时候,要他找酱油,他拿了一个从唐人街的酱油递过去,他的前妻勃然大怒,说你怎么用中国的酱油,我们要用美国出产的酱油。杨博奇说我们要有简单生活。她说什么叫简单生活?你来美国难道是为了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吗?你这不就是虚伪吗?

这里也埋藏了杨博奇对平庸生活的反感和厌恶。小说中间用得很多的一个词就是“厌烦”,是一种对日常生活及平庸生活的反感。在这一点上,赵苒苒和杨博奇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流浪状态中。为什么是流浪儿?他在社会,但是并不从属于社会,他是流浪的、流动的,他不是这个金钱社会的安居者。这个社会真正的安居者是金兆山

,他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掌控了很多资源,甚至支配了现代科技和人。他手下有一个人叫王颐,是一个技术通,不断发明东西,甚至畅想未来发明人的脑部扫描器。这里就是在说技术的傲慢,一旦人们在资本的驱使下发明了这种机器以后,心理学家都没有了用处。

另外一个场景是冯筝在给杨博奇的最后的一封信里面说,以后你们知识分子都没有用,因为所谓知识都是一种,谷歌不到一秒钟就可以查出上万条词条的,知识今后是随时可以调用的,所以你们知识分子都是没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杨博奇在现代社会中是一种流离状态,他有知识,恰恰形成了他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状态下的一种游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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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杨博奇们和金兆山有痛苦的前史,有80年代共同的经历,但是在90年代到08年特殊的场景中,他们已经分离了、分化了。赵苒苒这封信解释了她为什么学佛,这是和杨博奇有心理共鸣的地方,所以杨博奇在赵苒苒出家之后非常痛惜,才猛地意识到,其实赵苒苒身上有很多他的影子。他心里也许是像冯筝开玩笑的那样,是暗恋着赵苒苒。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赵苒苒身上代表了他的一种精神状态。

紧接着作品解释得更直白一点,继赵苒苒解释她为什么会学佛后,她说,

“然而,这些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证明这绝不可能,恰相反,日复一日,我发现我‘自己’已经全然分裂,我的思想和生活,不惟是脱节,且是两个世界——虽同一个人,却生存于两个世界里,思于阳界,活于阴界。于我,这完全成为无止无尽的折磨,无论醒着,还是睡着,我都不断自问:如此阴阳两分,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究竟如何才有个尽头?所幸的是,在本来不过轻慢地想于无聊中借以消磨智力的佛家典籍里,我竟然寻得一条解脱的路径。(p298)”

接下来又解释了,

“自古以来的诸多人生难题,现在社会有哪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远的不说,近两三百年各种救世思想还少吗?可有一种真正提高了人的德性?还都不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时至今日,德性的堕落,更加溃堤洪水,肆意横流,不见尽头——何以故?为什么?这个疑问始终萦绕着心头,不容我回避,每日疑,每日问。是近年于佛法的修习,让我得到一个认识:以往各种救人的宗旨,凡追究并回答何为人、又人为和这根本问题时,倘或不是全错,也总有不易明白的大错隐于其中,或百是而一非,或一是而百飞。这需有人静下心来给以根本的检讨,寻找新的精神方向;自然这很艰难,或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佛学作为一种古老的智慧,我以为恰可以为这艰难的检讨提供最必要的资源,人的修行能否达到究竟觉,我是存疑的,人之觉悟应该没有止境,觉而又觉,或能对究竟何为究竟觉,有新的认识和体悟。我相信这是一条觉之路,我要走到底。至于我究竟凭借了什么能如此自信,如是说,如是想,如是行,已经难以在一封告别信里来说明白——”

这是一种告别信,这封告别信,主人公把长信引用在作品当中,也是杨博奇揭示自己内在的心路历程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与赵苒苒相对立的另外一个人物,也就是杨博奇回到国内以后,在峨眉山偶遇的周璎,这个人的背景和赵苒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不同的是周璎是在伯克利学习城市规划建筑的博士。她回国之后在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她对北京的建筑,包括国家大剧院、东方广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用西方的城市的标准来衡量北京,甚至说出了“一切文明全都是废墟”的话,这句话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反叛态度。她跟杨博奇、赵苒苒的共同点,就是对现代生活、对资本支配下的北京生活的一种极度的反感,她想追求一种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她也是从职业体制中辞职了。辞职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没有任何用,给官员们提建议,官员们根本不听,表面上非常尊重她,但是实际上她提的建议、批评根本没有被采纳。她说几年从业下来,她觉得她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她的研究落实不到具体的实施当中,她的辞职和赵苒苒是完全不同的。

在小说中,这个人对爱情非常向往,她和杨博奇有个争论,杨博奇说爱情都是无意义的,歌词中不断描写爱情,完全是浪费。周璎非常反感,说尽管它是重复的、是累赘,但是人需要爱情,需要真挚的浪漫情怀。正是这样追求激情的一个人,她不向往婚姻。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我们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非常反感婚姻,他们认为婚姻就意味着进入资产阶级秩序,意味着过上了一种平庸的生活。在周璎身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她是不希望走入婚姻的,但是恰恰在辞职之后,她嫁给了一个美国籍的瑞典大富翁。这和赵苒苒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尽管他们起点有相似,他们身上有很多反抗社会的精神,但是最终周璎投入了资本的怀抱。在小说中,杨博奇故意和她拉开界限,小说中一再提示我们,一再说他离开周璎没有任何悲伤。他一再说告别了,在自己内心向资本投降和妥协的精神告别。

我们强调,杨博奇身边的两个女性人物在交叉,一个赵苒苒一个周璎。还有一个女人就是海兰,他大学时代的女友,她实际上是非常爱杨博奇的,在杨博奇出国之后给他写了几十封信,但是没有任何回应。海兰做了幼儿园园长,嫁给了石头,过着非常纯粹和天真的生活,他们依然坚信,80年代的生活依然能够在2008年这样一个时代坚持下来。但是现实把他们的这种理想击得粉碎。石禹甚至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而束手无策。他们同情他,但是石禹实在是与社会格格不入。小说中间特别塑造了石禹的人物形象,这是80年代精神的遗留,在他身上只有社会的愤怒,只有坚硬的反抗,没有妥协。和石禹对立的,是杨博奇的朋友华森,这个人是一帆风顺,也是非常聪明的人。他回到国内,在大学里教书。他学的是历史,研究的专业和贸易相关,他每次举办学术会议时都不忘念他的生意经。他甚至希望通过杨博奇来结识他的拜把子兄弟金兆山,想让大资本家给他投资,这个人最后堕落得很,甚至背叛了婚姻和自己的学生发生恋情,最后和赵苒苒离婚。这个人物和杨博奇形成了一个对比。还有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叫廖二闻,也是杨博奇他们的同班同学,在党校研究党史,这个人非常灵光,也非常顺应社会潮流,他的名片上有几十个的头衔。虽然他教的是党史,但是实际上他已经从商了。这两个人物与赵苒苒和杨博奇形成了对比,更突出了杨博奇和赵苒苒其知识分子流浪儿的身份和他们的选择。

从这本小说,我们看到这几种人物群落和他们不同的反抗方式。杨博奇不愿意融入社会,与社会游离,但是他对资本又抱着希望、抱着暧昧的态度,他在金兆山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他俩能够在一起促膝相谈,甚至拜把子。作者对这个人物给予很大的希望,因为他有反思、批判的眼光,而且有选择的意识,但是他没有选择的行动。小说最后一节展现出,他认为他以前的生活不是他所想要的,他要告别这种魔鬼式的生活。赵苒苒是一个决绝的人物,她的辞职、学佛,甚至出家,这一系列行为表现出人物身上的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所以她宁愿舍去家庭,宁愿舍去工作,宁愿舍去家庭,也要寻求心灵的安宁。她在佛学中找到了精神解脱的道路。在学佛之前,她曾经有自杀的念头,跑到峨眉山,结果被杨博奇救了下来。当时杨博奇没有意识到她在自杀,在她跳崖的那一瞬间,杨博奇发现了她。杨博奇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了给她穿上,这一刻她感觉到了人间的温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不久她就开始学佛。最终这个人物还是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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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地坛读书会分享沙龙,梁展教授与读友们合影

这本小说确实是没有任何情节可言,但是它的确和我们当下流行的小说不同,可以说它挑战了我们已经习惯的现实主义潮流。我们知道,最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几部小说都有这种现实主义味道,比如说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这部小说是以故事取胜,小说中有离奇的命运的跌宕,但是《无名指》这部小说中没有,它不是以故事取胜的。好多批评家对小说不满的一点,就是它没有故事,没有大段的心理描写,也不现代,没有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这确实是与现代流行的小说的写法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作家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写作。关于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这部作品,有一篇评论说它代表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代表了社会问题小说的崛起。它是要反映社会问题,反思这样一类人的命运和出落究竟在哪里?引导大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但是本书作者有意地超越了对某些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思考。

我们看到,《无名指》的主旨是思索人类的生存状态,探索如何反抗既定的平庸生活,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

19世纪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基本情节是,作者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落魄的、酗酒的公务员,因为喝酒导致家财荡然无存,他的妻子独自拉扯四个孩子,大姐叫索尼娅,靠卖淫来维持这个家庭。主人公拉斯科利尼夫是一个贫困的大学生,在彼得堡读大学法科。他向一个老太太借贷,老太太向他逼债,他冲动之下杀死了老太太。这两个人物是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人。还有一个细节,拉斯科利尼夫去探望索尼娅,他突然向索尼娅跪下,解释说: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普遍的苦难下跪。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敢去面对这样的精神上的贫乏,不敢面对这种精神上的苦难。拉斯科利尼夫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我们今天不能只做恐惧得发抖的畜生,像动物一样活着。就是说不能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无名指》也是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状态之下,他的批判色彩非常明显,就是说它要求我们要追求一种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这恰恰是20世纪小说中、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所缺乏的一个维度。小说想思考人类在当今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平庸的生活中寻求解脱,寻求心境的安宁,这样一个角度是绝不可能由社会问题小说来承担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小说只是引导人们解决某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但是它没有对整个人类处境的思考,没有对当下人类这种精神状态、精神困境和精神出路的思考。

所以小说中以赵苒苒为代表,作者对佛学作为一种精神出路所进行的思考:佛学也许是能够代替西方思想,面对资本压制下的平庸、困苦生活的一种反抗,人们也许能从这种古老智慧中寻求一种人类心灵的最终的解脱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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