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昚（shèn，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初名伯琮，後改名瑗，賜名瑋，字元永，宋太祖趙匡胤七世孫、宋高宗趙構養子。南宋第二位皇帝、宋朝第十一位皇帝（1162年7月20日—1189年2月18日在位）。
紹興二年（1132年），被高宗選中育於宮中，紹興三十年（1160年），被立為皇子，受封開府儀同三司、寧國軍節度使，封建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被立為皇太子，改名趙昚。
趙昚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讓位於趙昚，使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一系。淳熙十六年（1189年），趙昚禪位於三子趙惇，自稱壽皇聖帝。紹熙五年（1194年），趙昚崩逝，在位二十七年，年六十八。諡號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葬於永阜陵。慶元三年（1197年），加諡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全宋詞》錄有其詞一首。
後世普遍認為趙昚是南宋最有作為的皇帝。他在位期間，平反岳飛冤案，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內政上，加強集權，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汙，重視農業生產，百姓生活安康，史稱“乾淳之治”。後世稱其“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岳飛
乾淳之治:
乾淳之治指宋孝宗在位期間經濟繁榮，出現的太平盛世。宋孝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宋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在內政上，宋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汙，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寧的昇平景象。 此間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宋孝宗專心理政，百姓富裕，五穀豐登，太平安樂，史稱“乾淳之治”。
宋孝宗時錢幣
乾淳之治的表現：
1、政治
宋孝宗吸取秦檜長期位居宰相，形成盤根錯節勢力的教訓，大大縮短了宰執的任期。孝宗時刻提防宰執發展個人勢力，結成朋黨。孝宗還十分嚴格地遵守外戚不預政的“ 家法” ，成功地防止瞭如同後來韓侂冑、賈似道以外戚擅權攬政的局面。在宰執集團內部的宰相與執政的關係上，宋孝宗也力圖使參知政事成為牽制宰相的力量。
此外，宋孝宗還加強臺諫官的監察職能，其主要目標是針對宰執集團，尤其是針對宰相的。首先，孝宗將臺諫官的除授權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斷宰相與臺諫官之間互相援引、倚為鷹犬的關係。
2、軍事
在軍事上，整軍興武，宋孝宗在五年間，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閱兵，還積極選拔將領，自己也學習騎射。南宋的軍隊戰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斷的擴充軍事力量，在內地和邊防增招兵員，但是鑑於當時養兵費用浩繁，宋孝宗大膽改革軍事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義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時，聚而教之。”義兵制的實質在於寓兵於農。義兵既不脫離生產，又不荒廢教閱，既壯大了軍事力量，又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當時四川地區共有義兵5.3 萬人，與等額官軍相比，每年節省財政開支六七百萬。採取義兵制也是迫於當時國家的需要，一方面軍事力量不足難以抵禦外侵，一方面國內經濟尚需發展，民不富裕，財政壓力大，因而只能採取此種能稍稍兩全之策。像選拔文官一樣，宋孝宗非常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要求各地薦舉將領不受等級和數量的限制，經武舉考試合格者，還必須到軍中涪熟軍政7年，樞密院設置諸軍大小將領的花名冊，以備隨時抽驗考核。
3、經濟
（1）改革財政
宋孝宗為了恢復北宋中期的盛況，首先從整頓內政入手，安定民心，改變以往賑災方式，就是社倉法。又改變鹽鈔，將官府拖欠鹽商的錢還給鹽商，又放寬了鹽的專賣。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減冗官，又嚴格控制萌補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員兒子即可當官的情況沒有了。對官吏還經常考察實際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職。
（2）發展經濟
發展經濟，首先在於減輕人民負擔。宋孝宗不僅屢次下詔減輕人民負擔，而且注意實效。宋孝宗曾經下詔，必須按照規定時間收田賦，違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預催問題，在宋孝宗親自幹涉下終於得到解決，至少在宋孝宗時期因而“民力少寬” 。而且，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時曾經指出：“今日財賦安得有餘”，並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進獻的“羨餘”。但到淳熙五年，紹興知府張津，又將“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作為羨餘進獻，宋孝宗詔令將此錢即作為“代納今年和買、身丁（稅錢）之半” ，如有的人戶今年已納，則折算成明年應納稅錢之數，宋孝宗以之“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規勸官員為民多辦實事。
（3）興修水利
宋孝宗經常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勉農桑，盡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而且注重水利的實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時指出：“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並對江東路失職官員給予降官以示懲罰。孝宗時“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闢，雖有水旱，民無菜色”，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4）改革紙幣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1163），即下詔將會子加蓋“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戶部發行的紙幣，增加其權威性，以促進其流通。宋孝宗對會子十分關心。
“楮（會子）未至於滯（指民眾不信任而難於流通）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即紙幣發行的準備基金）以給之；楮未至於輕（指貶值）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多（指發行量過多）也，而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現）在之數。故趙雄謂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通矣。”即是對宋孝宗紙幣政策的評價。由於政策恰當，保持了紙幣幣值的穩定與流通，不僅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宋孝宗時社會經濟繁榮興盛的反映。
（5）輕徭薄賦
宋孝宗在位時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經濟、文化最繁榮興盛的時期，宋孝宗不僅慎選官吏，注意吏治，還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輕徭薄賦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無額上供錢時說：“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如遇到災荒，宋代例將當年稅賦移到豐收年，分為二或三年補納，孝宗也說既是災荒，不應再收稅賦，下詔不準到豐年再補收。福建路興化軍（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猶剩米”為名，額外徵收2.4萬多石供應福州，孝宗於乾道元年減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將剩餘部分全部減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縣）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職自唐景福二年至後梁乾化三年前後，893—913年左右）時，增收的額外“科雜錢”1.2萬多緡，一直沿徵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
4、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樹一派打一派的學術政策，他對主流學派王安石新學及新興起來的程朱理學，採取兼容幷蓄、共同發展。宋孝宗雖也對新學有一些微辭，但對理學派攻擊新學推崇理學卻並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學錄魏掞之攻擊“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遊人心，馴致禍亂”，“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列於祀典”，不僅不予理會，還將他出為台州州學教授。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蘇氏蜀學，在宋孝宗即位後重新興起。宋孝宗為蘇軾文集作序讚揚，並追諡蘇軾“文忠”、蘇轍“文定”，追贈蘇軾太師，對蘇氏蜀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導的百家爭鳴、共同發展的學術環境，才使得58 歲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說：“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在隨後舉出的諸子中，不僅有理學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學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學派的蘇軾。由於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學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學者黃震所稱許的，孝宗乾（道）淳（熙）時，“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其時，不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還有著名的文學家，如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著名詞人辛棄疾等，他們都活躍在宋孝宗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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