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4期
內容提要
近年來，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在世界多地呈現蔓延態勢，對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各國安全構成威脅。在西非地區，集宗教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於一身的“博科聖地”，對尼日利亞及其鄰國的安全構成嚴峻挑戰。“博科聖地”在尼日利亞北部的興起和蔓延與伊斯蘭主義在西非地區的歷史積澱和現代勃興密切相關。尼日利亞民生問題積重難返、國家治理薄弱和國際伊斯蘭極端勢力滲透等因素，催化了“博科聖地”的異變。布哈里總統上任以來，尼日利亞應對“博科聖地”問題的舉措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改善北部落後與貧困、降低青年失業率、加強地區和國際反恐合作等方面仍任重道遠。
關鍵詞
尼日利亞；“博科聖地”；宗教極端主義；穆哈馬杜·布哈里
李文剛，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伊斯蘭極端主義研究”（16ZDA096）的階段性成果
正文
伊斯蘭教是尼日利亞三大宗教之一，傳入歷史比基督教悠久，對尼日利亞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對外關係等領域影響深遠。尼日利亞是伊斯蘭合作組織（原伊斯蘭會議織）成員國，國內穆斯林人數佔總人口的50%，超過埃及穆斯林的總數。尼日利亞與中東地區關係密切，除每年有大量穆斯林赴麥加朝覲外，1971年尼日利亞加入“歐佩克”後利用石油武器支持阿拉伯國家反對以色列的鬥爭。與此同時，教派衝突、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等問題在尼日利亞日益突出，並與中東地區的同類問題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博科聖地”在尼日利亞的興起、異變、坐大、衰退和反彈，深受尼日利亞伊斯蘭主義發展、國家治理薄弱和國際恐怖主義滲透等因素的影響。“博科聖地”問題的國際化趨勢以及尼日利亞內部民族宗教問題的交互影響，決定了打擊“博科聖地”需要綜合施策。
一、尼日利亞伊斯蘭主義興起的歷史背景
“博科聖地”並非尼日利亞境內出現的第一個伊斯蘭主義組織，但如今卻異變成為尼日利亞迄今危害最大、影響最廣、國際性最強的一個恐怖組織。“博科聖地”的興起及其極端化歷程，同尼日利亞歷史上伊斯蘭教的發展，特別是伊斯蘭主義的興起及尼日利亞北部宗教認同關係密切。
（一）尼日利亞北部伊斯蘭主義的歷史根源
公元11世紀後半葉，伊斯蘭教傳到加涅姆—博爾帝國（今尼日利亞北部一帶），14～15世紀傳至豪薩城邦。起初，伊斯蘭教只是宮廷和商界的宗教，通過穆斯林教師和商人和平地在尼日利亞北部傳播。至17世紀，伊斯蘭教在尼日利亞北部許多城市廣泛傳播。18世紀後半葉，西非地區興起了以“淨化伊斯蘭教”為主要內容的“聖戰”運動，領導者是富拉尼伊斯蘭學者奧斯曼·丹·福迪奧（1754～1817年）。
丹·福迪奧出生於戈比爾，幼年即學習《古蘭經》，師從18世紀著名的柏柏爾學者烏瑪爾學習伊斯蘭教遜尼派教義，後研習蘇非主義，成為卡迪裡教團的首位領袖。丹·福迪奧遊歷豪薩城邦傳播伊斯蘭教，逐漸成為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學者。戈比爾國王雍發上臺後，同丹·福迪奧和富拉尼人的關係逐漸惡化。丹·福迪奧及其追隨者被迫逃亡，於1804年對豪薩國王發動“聖戰”。該事件成為伊斯蘭政治力量登上尼日利亞歷史舞臺的重要標誌。豪薩國王倒臺後，索科託哈里發國（1809～1903年）隨之建立。然而富拉尼人征服豪薩城邦後，卻接受了豪薩人的語言和文化習俗，兩個民族相互通婚，逐漸融合成尼日利亞的第一大民族豪薩—富拉尼族。在整個19世紀，索科託哈里發國的戰士不斷向東、西和南部發動“聖戰”，開疆擴土，傳播伊斯蘭教。一方面，伊斯蘭教成為維繫索科託哈里發國不同民族的紐帶；另一方面，“聖戰”所宣揚的穆斯林皆平等的理念並沒有實現，特別是那些皈依伊斯蘭教的小民族，地位明顯低於富拉尼人。在向外圍發動“聖戰”期間，富拉尼人的統帥甚至會拒絕一些民族皈依伊斯蘭教，以此獲得奴隸來進行城市擴建和維護哈里發國的繁榮。這種狀況導致大量弱小民族向哈里發國的南緣，即中部地帶逃亡，不少人最終皈依了基督教。中部地帶也因此成為北部伊斯蘭文化與南部基督教文化的分界線和緩衝區。
索科託哈里發國是當時西非最大的國家，伊斯蘭教逐漸成為尼日利亞北部占主導地位的宗教，丹·福迪奧也被認為是尼日利亞伊斯蘭教的奠基人，其“聖戰”思想和創建哈里發國的實踐，甚至成為某些宗教極端組織意識形態和建國合法性的來源。馬裡的“西非統一與聖戰運動”推崇的是丹·福迪奧的思想而非現代伊斯蘭主義；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在2011年的一份公開信中質問卡諾州州長：“努力恢復丹·福迪奧昔日的榮光，何罪之有？”丹·福迪奧的“聖戰”思想及索科託哈里發國的歷史影響，構成了尼日利亞北部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意識形態根基，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又得到人為強化，成為民族國家構建的一大障礙。
（二）英國“間接統治”強化北部伊斯蘭認同
英國殖民統治者在征服尼日利亞南部時並沒有遇到多大阻力，但在北部受到了索科託哈里發國的頑強抵抗，感受到了伊斯蘭政治力量的抗爭。鑑於索科託哈里發國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家機器，為降低殖民成本和彌補人手不足，盧嘉德勳爵建立了“間接統治”制度，選擇與富拉尼埃米爾合作，對哈里發國進行改造，以服務殖民當局的利益。在殖民統治時期，北部局勢相對穩定，為安撫埃米爾，殖民當局有意識地打壓基督教傳教士在北部的傳教活動，將傳教士的活動範圍限定在特定區域，這為伊斯蘭教在當地的傳播提供了空間。但是，“間接統治”使得北部地區繼續處於封閉保守的境地，與接受社會變遷的南部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這在教育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因此，歷史將尼日利亞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權和主動權交給了南方人，特別是受西式教育、信奉基督教的伊博人手裡。
當北部穆斯林貴族意識到這一點時，甚至以北部尚未做好獨立準備為由，試圖延緩尼日利亞的獨立進程。有學者指出，歷史上並沒有統一的尼日利亞民族主義，而是存在三種民族主義，即北部豪薩—富拉尼民族主義、南部約魯巴民族主義和伊博民族主義。尼日利亞獨立運動就是在這三種力量的角逐和妥協中完成的。自獨立伊始，北方穆斯林統治階層就擔心傳統生活方式受到威脅，南部基督徒則擔心幅員遼闊的北方會使整個國家走向伊斯蘭化，這兩種心態成為尼日利亞獨立後民族宗教衝突的根源。
（三）伊斯蘭主義加速蔓延
尼日利亞獨立後不久，國內便爆發了數起政變和一場內戰，南北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是造成內亂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紀70年代末，尼國內宗教衝突逐漸加劇，伊斯蘭教內部衝突、穆斯林與基督徒的衝突、國家教俗矛盾的激化此起彼伏。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影響下，要求在尼日利亞全國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呼聲進一步加重了整個國家的緊張情緒，民眾對爆發宗教戰爭的擔憂與日俱增。與此同時，來自利比亞、巴基斯坦、沙特、蘇丹的穆斯林宣教者不斷湧入尼日利亞，外部宗教力量的影響不斷上升。1977年，立憲會議就在聯邦層面設立伊斯蘭教法上訴法庭進行激烈辯論。類似的一幕在1988年的立憲會議上再次出現，雖被總統巴班吉達緊急叫停，但此後要求在尼日利亞恢復伊斯蘭教法的呼聲從未停止過。
1999年，北部贊法拉州新任州長薩尼提出效仿沙特全面實行伊斯蘭教法，贊法拉州成為首個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州。至2001年，尼日利亞36個州中北部的12個州不同程度地實行了伊斯蘭教法，並設立了州一級的伊斯蘭教法法庭。這些州還紛紛立法，禁絕賭博、酗酒和賣淫等違反伊斯蘭教教義的不端行為；設立專門的徵稅機構和負責執行伊斯蘭教法的民兵衛隊；設立州伊斯蘭教法委員會和烏里瑪（宗教學者）理事會；卡諾州和贊法拉州還設立了公共投訴與反腐委員會。此後，因伊斯蘭教法問題引發的衝突不斷。北部諸州恢復伊斯蘭教法的實踐，表明伊斯蘭主義在尼日利亞北部的影響已上升至制度層面；與此同時，實行伊斯蘭教法引發的南北民族宗教衝突進一步加深了尼日利亞民族國家建構的難度。其一，它對國家世俗的政治制度提出挑戰；其二，北部穆斯林宗教認同加深，刺激了南部基督徒的宗教認同，對尼日利亞的國家認同構成挑戰；其三，伊斯蘭教法的實行對伊斯蘭主義在尼日利亞北部的發展起到了示範效應。正是在此背景下，“博科聖地”逐漸興起、發展和發生異變。
二、從伊斯蘭主義組織向恐怖組織的異變
“博科聖地”系豪薩語和阿拉伯語的組合詞，意為“禁止西方教育”，正式名稱為“致力宣教與聖戰的遵訓者組織”，最初系2002年在尼日利亞東北部博爾諾州首府邁杜古裡興起的一個伊斯蘭主義組織。該組織創始人穆罕默德·優素福是一位曾受過專門培訓的薩拉菲主義者。“博科聖地”的宗旨是宣揚伊斯蘭主義，主張在尼日利亞實行伊斯蘭教法，宣揚以伊斯蘭神權國家取代世俗國家。在與尼日利亞政府的較量中，“博科聖地”逐漸由一個伊斯蘭主義組織異變為恐怖組織，給尼日利亞和西非地區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成為非洲和平與安全面臨的最嚴重威脅之一。“博科聖地”打著伊斯蘭旗號，從起初較為平和地宣揚伊斯蘭主義，到最終背離伊斯蘭教，異變為一個恐怖組織。
（一）“博科聖地”問題成因
關於“博科聖地”興起的原因，學界主要從國家治理、身份認同等角度予以解釋。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國家的合法性在於為公民提供公共產品，包括安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就業機會和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司法體系等。一旦國家無法履行這些職責，就會出現合法性危機。長此以往，一些生活無著落、挫敗感嚴重的民眾就會鋌而走險，尋求極端路徑。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看，被邊緣化群體面對自身的貧困、失業、社會地位低下以及精英階層腐敗等社會現實時，要麼通過強化宗教認同等身份認同來尋求精神慰藉，要麼被包括宗教極端勢力在內各種勢力操縱利用，成為攻擊政府的工具。尼日利亞“博科聖地”等宗教極端組織的出現，既是政府治理不力導致民眾反抗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北部保守宗教環境的產物。
第一，民生問題突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尼日利亞經濟過度依賴石油出口，成為典型的“食利國家”，腐敗問題尤其突出。單一的石油經濟發展導致農村、農業受到忽視，大部分民眾生活在貧困之中。2010年尼日利亞貧困率達69%；西北、東北地區尤為突出，分別高達77.7%和76.3%。“博科聖地”之所以在尼日利亞東北地區興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展問題在當地長期不被重視。在石油財富的支撐下，尼日利亞迎來了城市化浪潮，大量農村青少年湧入城市謀生。面對就業崗位稀缺的現實，不少人因根本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頭，甚至淪為乞丐。一些伊斯蘭組織、極端組織、犯罪團伙向他們提供食宿和零工，將失業青年招募入夥。20世紀80年代初宣揚革新伊斯蘭教、抵制西方消費文化的“詛咒者運動”雖得不到主流穆斯林群體的支持，但在城市生活無著的青年群體中間很有號召力。“博科聖地”的成員不僅包括城市無業青年，還有許多伊斯蘭學校的學生、大學在校生和失業的畢業生。“博科聖地”興建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招收尼日利亞貧困家庭子弟，就連鄰國尼日爾、乍得的一些家庭也將孩子送來讀書。貧窮、落後、被邊緣化以及腐敗、貧富懸殊、社會兩極分化等問題往往成為當代宗教極端主義產生的直接原因，這些因素也是“博科聖地”興起的重要原因。
第二，南北地區差距不斷擴大。尼日利亞北方穆斯林與南方基督徒之間的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巨大差距，成為雙方不時爆發衝突的導火索。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穆斯林和基督徒圍繞國家世俗性、伊斯蘭教法等問題展開激辯，甚至升級為暴力流血事件。尼日利亞北方地域遼闊，穆斯林人口眾多，長期居於國家權力中心，加之北方12州不同程度地實行伊斯蘭教法，南部基督徒承受較大壓力。南部主要是基督徒聚居區，但基督徒在當地難以獨當一面。在西南部約魯巴人聚居地，穆斯林和基督徒數量相當。在東南部伊博族聚居地，基督教雖占主導地位，但伊博人在政治上長期被邊緣化。由此看來，南部基督徒對北部穆斯林企圖將整個尼日利亞伊斯蘭化並實行伊斯蘭教法統治的擔憂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博科聖地”不是單純的宗教問題，但該組織卻利用尼日利亞南北地區差距，特別是穆斯林同基督徒的矛盾大作文章。南方不少民眾認為，“博科聖地”出現在北部，是北方的問題，幾乎不會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不少政府高官和政治家也持類似的觀點，忽視了“博科聖地”對尼日利亞民族國家建構造成的挑戰。
第三，國家治理脆弱。輝煌的歷史和尼日利亞獨立後北方穆斯林長期掌權的現實，使得北方人頭腦中出現了國家領導權應由北方穆斯林執掌的思維定式。伊斯蘭主義者甚至宣稱“北方人註定是尼日利亞的領導者”。經過一系列政變、戰亂、協商和妥協，穆斯林和基督徒“輪流坐莊”成為雙方之間不成文的政治慣例。得益於這一慣例，尼日利亞自1999年實現還政於民以來，政局保持了基本穩定。2010年5月，北方穆斯林總統亞拉杜瓦任期內病故後出現了權力真空，引發國內激烈的政治鬥爭。在國民大會的介入下，尼日利亞基督徒副總統喬納森繼任總統。北方穆斯林認為，亞拉杜瓦任期未滿即病故，下屆總統理應出自穆斯林。但喬納森繼任總統後，利用政治優勢最終在2011年大選中獲勝，引發北方穆斯林強烈不滿，一些州爆發大規模騷亂事件。伊斯蘭極端分子大肆渲染、誇大並利用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矛盾，借總統選舉煽風點火，騙取穆斯林民眾的信任和支持。
第四，境外宗教極端勢力滲透。歷史上，尼日利亞北部豪薩城邦曾是穿越撒哈拉沙漠貿易、伊斯蘭教傳播和伊斯蘭學術的中心。進入現代以來，這種特殊的地緣環境卻為境外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滲透提供了便利。馬裡、尼日爾、乍得等尼日利亞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緩慢、民生和腐敗問題突出，近年來伊斯蘭勢力出現上升趨勢。實際上，這種現象的產生與“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在薩赫勒地帶的蔓延不無關係。北非國家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主義組織“薩拉菲宣教與戰鬥組織”，在遭到阿爾及利亞政府軍的追剿後退居南部沙漠地區，深入馬裡、毛里塔尼亞、尼日爾和乍得境內活動，除襲擊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隊外，還綁架人質，販賣人口，走私香菸、燃料和武器以獲得資金來源。2003年9月11日，“薩拉菲宣教與戰鬥組織”發表聲明，宣佈效忠“基地”組織，並於3年後與“基地”組織正式結盟，易名為“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此後，該組織不斷擴充力量，大量吸收本土恐怖分子，其成員遂成為“基地”組織在西非、北非馬格里布地區的主力軍。
“博科聖地”的持續坐大與周邊極端勢力的滲透和相互勾連密切相關。 2012年1月卡諾爆炸案後，聯合國報告指出，“博科聖地”不少成員來自乍得。時任尼日利亞總統喬納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涉案的200多名嫌疑犯中有160多人來自乍得。同月，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尼亞、馬裡、尼日爾、尼日利亞外長在毛里塔尼亞首都努瓦克肖特出席會議期間指出，“博科聖地”與“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存在聯繫，各國就採取行動共同打擊極端組織達成共識。這表明，“博科聖地”的溢出效應已對包括西非和北非地區國家的安全構成威脅。
（二）“博科聖地”的異變
從2002年成立至今，“博科聖地”經歷了從伊斯蘭主義組織向恐怖組織的轉變。從時間上看，2009年是這一轉變的分界點。
伊斯蘭主義在尼日利亞並不新鮮，“詛咒者運動”與“博科聖地”具有許多相似之處。起初，“博科聖地”並沒有走通過暴力手段推翻現政府的道路。該組織原頭目穆罕默德·優素福認為非伊斯蘭國家都是不合法的，強烈譴責加入現政府的穆斯林並要求他們退出世俗政府。“博科聖地”反對道德敗壞和腐化墮落，重新確立伊斯蘭文化認同和價值規範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主張大多脫離現實和違背客觀規律。該組織不僅反對西方教育、文化和現代科學，還反對穆斯林參加投票選舉。
2009年7月26日，“博科聖地”部分成員在包奇州首府包奇市要求當地警察局批准組織大型集會以宣揚伊斯蘭主義遭拒後，斷然向警方開槍，流血衝突很快蔓延到博爾諾州、約貝州及卡諾州。28日，時任尼日利亞總統亞拉杜瓦頒佈總統令，要求國家安全機構嚴厲打擊北部宗教極端組織。30日，尼日利亞政府發表聲明稱，上述四州的騷亂已基本平息，政府軍全面包圍了“博科聖地”頭目優素福在邁杜古裡的住所。2009年騷亂造成800多人死亡，其中多數為“博科聖地”成員，優素福在被俘後被當局處死。儘管“博科聖地”領導層遭受重創，但其成員仍在鬆散的領導下繼續活動，並在邁杜古裡、阿布賈等地製造了多起恐怖事件。
“博科聖地”主要具有以下幾大特點：
第一，利用重要時間節點實施恐襲。首先，大選前後是包括“博科聖地”在內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最為活躍的時段。2011年大選期間，“博科聖地”在卡杜納、阿布賈及邁杜古裡至少製造了5起爆炸襲擊事件。5月29日喬納森總統就職典禮日，“博科聖地”在首都阿布賈等地策劃了一系列爆炸事件。2015年伊始，當喬納森宣佈謀求連任時，“博科聖地”又在北部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屠城”事件。其次，“博科聖地”選擇傳統宗教節日頻繁製造恐襲。2011年11月穆斯林宰牲節前夕，“博科聖地”在邁杜古裡、約貝州首府達馬圖魯和波蒂斯庫魯發動系列襲擊，襲擊目標包括教堂、清真寺、銀行、警察局和兵營等，至少造成150人死亡。同年聖誕節，“博科聖地”又對多座教堂發動襲擊。“博科聖地”選擇重要時間節點發動恐怖襲擊，往往事前精準策劃和組織，以求實現恐怖效應的最大化。
第二，根據力量對比選擇襲擊目標。“博科聖地”的襲擊目標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硬目標”，如警察局、監獄、兵營等軍事設施以及安全防護較高的政府機構；另一類是“軟目標”，包括教堂、清真寺、學校、汽車站、市場、平民、基督徒、外國人等。然而，“博科聖地”對襲擊目標的選擇往往不作嚴格區分，主要根據當時自身實力發動恐襲。2010年，“博科聖地”在包奇州策劃了一起越獄事件，700多名囚犯得以逃脫。2011年8月26日，聯合國駐尼日利亞機構大樓遭遇自殺性襲擊事件，造成23人死亡、116人受傷。2012年1月，“博科聖地”在北方最大城市卡諾製造了數起炸彈襲擊事件，以報復當地政府拒絕釋放其一名成員，導致近190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警察和獄警。“博科聖地”經常針對女學生和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等“軟目標”發動襲擊。2014年4月，“博科聖地”武裝分子劫持了博爾諾州奇布克鎮一所中學的276名女學生，此後雖然其中的57人僥倖逃脫，但仍有219人下落不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指出，“博科聖地”還大量招募童子軍，2016年約有2,000名兒童被“博科聖地”強徵入伍。此外，汽車站、市場、宗教場所以及偏遠的學校、村莊等“軟目標”都是“博科聖地”的襲擊對象。頻繁發動針對“軟目標”的襲擊，也是恐怖組織實力下降的表現。
第三，“博科聖地”的危害程度不亞於“伊斯蘭國”組織。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相比，“博科聖地”的殘忍性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2015年恐怖主義指數》，2014年“博科聖地”製造的恐襲共造成6,644人死亡，較2013年激增317%，高於同年“伊斯蘭國”組織恐襲致死人數（6,073人），成為全球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組織之一。“伊斯蘭國”組織恐襲致死人員中44%是平民，這一比例在“博科聖地”襲擊事件中高達77%。2015年新年伊始，“博科聖地”在博爾諾州一週之內屠殺了2,000人，並在佔領巴加市後進行了大規模屠城行動，3,000餘座建築被夷為平地。“博科聖地”的罪行充分暴露了該組織反人類、反社會和反宗教的本質。
第四，與境外恐怖組織沆瀣一氣。“博科聖地”興起初期曾效仿塔利班，被稱為“尼日利亞塔利班”，後又與“基地”組織相互勾連。2015年3月，“博科聖地”頭目阿布巴卡爾·謝考宣佈效忠“伊斯蘭國”組織頭目巴格達迪，將組織更名為“伊斯蘭國西非省”。一方面，“博科聖地”的效忠有利於“伊斯蘭國”組織的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張至西非地區，同時也可借用“伊斯蘭國”組織的影響力吸引更多極端分子加入“博科聖地”；另一方面，鑑於“伊斯蘭國”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的主要打擊對象，謀求借助這一組織“出頭”的“博科聖地”可能比先前更加受到國際力量的關注和軍事打擊。從這個意義上講，尼日利亞打擊“博科聖地”更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三、尼日利亞應對“博科聖地”的策略選擇
對尼日利亞而言，伊斯蘭極端勢力雖不是新問題，但聯邦政府特別是喬納森政府的應對措施仍顯得經驗不足。除傳統應對措施外，尼日利亞周邊鄰國和國際社會的態度是決定該國打擊“博科聖地”成效的關鍵因素。近年來，國際社會轉變了對尼政府反恐的態度，這為該國政府尋求國際反恐合作提供了可能。
（一）喬納森政府的應對
喬納森是在尼日利亞前總統亞拉杜瓦任內病故後，由副總統繼任總統的，並在2011年大選中獲得連任。大選期間，尼日利亞國內民族宗教矛盾被人為放大，並被“博科聖地”加以利用，鼓吹穆斯林反對基督徒擔任總統，該組織在大選期間頻繁製造恐襲事件進行施壓。身為基督徒的喬納森面臨的壓力陡然上升，其連任後出臺多項措施來打擊國內極端勢力。
第一，實行緊急狀態。2011年聖誕節期間，“博科聖地”在北部數州製造了一系列爆炸襲擊事件。幾天後，喬納森宣佈受襲的4個州進入緊急狀態，同時關閉其邊境。2013年4月，“博科聖地”宣佈對博爾諾州的多起重大襲擊事件負責，喬納森隨即宣佈北部博爾諾州、約貝州和阿達馬瓦州進入緊急狀態，並要求軍方增派兵力進駐當地維護社會秩序。後續事態發展表明，緊急狀態的實施雖未能有效遏制“博科聖地”在當地的暴恐行動，但有效遏制了恐怖主義勢力向北部其他州和南部擴散。
第二，開展軍事清剿。2012年伊始，尼日利亞副總統桑博召集北部19個州州長舉行會議，宣佈對“博科聖地”進行軍事打擊，並重新任命國家警察總監，加強警察系統改革，增強防範恐怖襲擊的能力。同年9月，聯合特遣部隊、國家安全局和警察在卡諾州、阿達馬瓦州和約貝州共同實施了針對“博科聖地”的“恢復秩序行動”，對恐怖分子進行清剿，取得一定成效。此後，軍方一直保持著對“博科聖地”的清剿行動。但是，2014年“博科聖地”劫持200多女學生後，軍方雖大兵壓境，卻不敢草率行事。人質危機使得民眾對軍方的不滿和失望與日俱增。客觀地講，尼日利亞軍事實力在西非是最強的，其在非洲維和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國內反恐方面卻表現平平。
第三，尋求歐美支持。人質危機使得尼日利亞政府不得不請求外部施援。由於歷史原因，尼日利亞周邊鄰國均為法語國家。無奈之餘，尼日利亞總統喬納森只得請求法國出面召開安全峰會。出於保護在非利益並向外界展示在西非的傳統影響力，法國欣然同意。2014年5月，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邀請尼日利亞及其鄰國元首，以及英國、美國等國和聯合國代表赴巴黎參加尼日利亞安全問題峰會。此次峰會的主要成果包括：提高情報共享、建立預警和邊境控制、在危險地區建立安全—防衛機制、在乍得湖周邊加強軍事存在等。巴黎峰會開啟了西非聯合反恐的序幕。但奧朗德表示法國不會部署地面部隊，表明法國只扮演協調者角色，解決“博科聖地”問題仍需要依靠尼日利亞及其鄰國的共同努力。美、英也只派遣了軍事專家和情報專家，美國還以尼軍方存在違反人權的行為由拒絕向尼出售武器，甚至不允許盟國以色列向尼出口同款武器，導致美尼關係一度不睦。由此可見，西方國家只是有限參與尼日利亞政府的反恐行動。
（二）布哈里政府的舉措
布哈里就任總統後，尼日利亞國內外對其期望頗高，希望本屆政府能儘早清除恐怖主義，推進反腐進程，為國家發展創造穩定的環境和條件。在反恐方面，布哈里政府主要採取了以下策略和措施。
第一，強硬表態，鼓舞士氣。布哈里出身行伍，20世紀80年代初曾擔任過軍政權首腦，素以嚴厲、鐵腕、信念堅定著稱。2003年、2007年和2011年，布哈里曾先後三次競選總統，但均告失敗。2015年，布哈里再次參選，提出“我們終將戰勝‘博科聖地’”的競選口號，布哈里及其領導的全體進步大會黨在多個場合高調錶示要根除“博科聖地”。在同年5月29日的就職演說中，布哈里宣佈要在2015年年底擊敗“博科聖地”。在2016年新年致辭中，布哈里再次強調把恐怖分子徹底消滅的決心，旨在通過鼓舞士氣提升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第二，前移反恐中心，織密反恐大網。在布哈里之前，尼日利亞政府的反恐指揮中心設在首都阿布賈。在交通、通訊等後勤尚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尼日利亞，將反恐指揮中心設在離主戰場較遠的阿布賈顯然存在缺陷。尼民眾經常抱怨政府反應遲緩，出師不利的軍人也指責長官躲在安全處，讓他們去前線充當炮灰。布哈里戎馬一生，深諳排兵佈陣之道，因此他在就職演講中指示軍方將軍事指揮和控制中心前移至“博科聖地”的起源地邁杜古裡。這一策略調整對於鼓舞士氣、提升戰鬥力和反應速度、安撫東北地區民眾恐慌情緒十分必要。
為進一步織密反恐大網，布哈里就職後首次出訪即選擇鄰國尼日爾和乍得。在與兩國元首的會晤中，布哈里重申尼日利亞政府徹底剿滅“博科聖地”的立場，並感謝兩國收留尼難民。2015年6月初，尼日利亞與鄰國國防總參謀長齊聚阿布賈，共商打擊“博科聖地”之策。6月11日，布哈里主持召開了乍得湖盆地委員會領導人會議，會議決定組建多國聯合部隊，由尼日利亞軍官任總指揮，總部設在乍得首都恩賈梅納，各國部隊計劃於7月底部署到位。會議還決定投入資金改善受“博科聖地”影響而不斷惡化的地區環境，發展當地經濟。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有效地端掉了“博科聖地”的老巢。即便“博科聖地”退至北部森林地帶，聯軍的日常訓練和行動仍能對它形成很強的威懾力。此次地區合作反恐受到尼日利亞國內、次區域和全球的普遍好評。
第三，積極尋求國際合作。為修補與尼日利亞的關係，西方國家在布哈里獲勝後轉變了對尼的態度。布哈里就職前，七國集團就曾邀請布哈里參會，主動向尼示好。布哈里上臺後，美國決定派工作組赴阿布賈幫助尼政府反恐。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政府也表示將加大對尼反恐的支持力度，並決定向尼日利亞出售戰鬥機等先進武器。總的說來，西方國家對尼反恐的支援仍停留在提供武器裝備、資金支持和情報援助的層面，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不大。
2015年6月，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第25屆非盟峰會期間，布哈里應邀主持了“非盟和平與安全委員會會議”，並同多位非洲國家領導人進行了雙邊會晤，進一步落實此前達成的反恐協議。布哈里重申“博科聖地”已成為地區性問題，對尼日利亞及其鄰國的安全構成威脅，恐怖主義、局勢動盪、貧窮、青年失業、欠發展等問題威脅著整個非洲大陸。他強調，打擊“博科聖地”、索馬里“青年黨”和“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等恐怖主義勢力，營造有利於發展的安全環境，不僅需要當事國、地區組織開展合作，還需要非盟等政府間組織的支持。
四、尼日利亞政府反恐成效及前景
尼日利亞反恐任務的艱鉅性、複雜性和長期性決定了打擊“博科聖地”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尼日利亞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民生問題的解決。在具體的反恐措施中，預警機制的建立和去極端化措施，對尼日利亞而言是一個新課題。
（一）打擊“博科聖地”的成效
2015年底，布哈里宣佈他已實現競選諾言，“博科聖地”已在技術層面被打敗。這表明，尼政府的反恐策略取得了成效。
首先，“博科聖地”整體上失去了其宣稱的“伊斯蘭國西非省”的控制區域。2014年8月，“博科聖地”頭目謝考宣佈效忠“伊斯蘭國”組織頭目巴格達迪，該組織當時佔據了北部大片領土。隨著多國聯合部隊的有效打擊，“博科聖地”節節敗退。尼日利亞軍方還除掉了“博科聖地”領導層中的多位關鍵人物，總體上切斷了其與“伊斯蘭國”組織的聯繫。“博科聖地”發佈視頻的頻率也較以往有所降低。
其次，尼日利亞東北重鎮邁杜古裡受大規模恐襲風險降低。邁杜古裡是博爾諾州首府和最大城市，居民大多信奉伊斯蘭教，市內也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居住。人口結構導致當地易爆發教派衝突，歷史上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曾多次爆發衝突，“博科聖地”與多國部隊在當地也曾爆發多次激戰。邁杜古裡及周邊地區是“博科聖地”活動的重心，恢復當地社會穩定對反恐行動意義重大。
2016年以來，“博科聖地”襲擊的頻度和烈度大幅下降。《2017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因“博科聖地”恐怖襲擊死亡人數較2015年下降了80%，2016年全球最嚴重的20起恐怖襲擊中，只有一起是“博科聖地”發動的。 但“博科聖地”的危險性仍不容忽視。2017年，“博科聖地”多采用以零星的“獨狼”式襲擊手段，襲擊目標除普通民眾外，還包括向東北三州運送緊急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聯合國車隊，造成了大量救援物資損失。在尼日利亞軍方的持續圍剿下，“博科聖地”核心力量已收到重創，導致該組織開始利用女童進行自殺式襲擊來擴大恐怖效應。2017年8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1～8月，83名兒童被“博科聖地”用作人體炸彈，其中55名是15歲以下的女童。
尼日利亞軍方在反恐行動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實現和平並非易事，當前仍有200名遭“博科聖地”綁架的女學生下落不明，東北部重建任務艱鉅，大量流離失所的難民需要國際社會的援助。與此同時，“博科聖地”成員不時改頭換面，混跡於難民營中，伺機作亂。該組織還改變策略，轉而對“軟目標”發動襲擊；化整為零，四處藏匿；多使用女性，特別是女童和攜帶嬰兒的婦女從事自殺式襲擊。尼政府和軍方雖多次宣稱擊敗“博科聖地”，但2018年以來該組織的恐襲活動出現了一定反彈，2月下旬“博科聖地”襲擊了東北部約貝州一所女子科技學院，導致110名女學生下落不明。布哈里總統宣佈該起綁架案為“國家災難”，要求軍方加大打擊“博科聖地”的力度。除軍事打擊外，尼日利亞政府也開始同“博科聖地”展開談判，要求該組織儘早釋放遭綁架的人質（特別是女學生）。據尼日利亞媒體3月21日報道，遭綁架的女孩已經獲釋，但是否所有的110名女生都已獲釋還不得而知。
（二）應對“博科聖地”問題的前景
從長遠看，要根除“博科聖地”等恐怖主義勢力，尼日利亞政府和國際社會仍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合作。
一是繼續保持軍事打擊力度。當前，“博科聖地”與軍方大規模對抗的可能性較低，但該組織仍具有在局地製造恐襲的能力。隨著“博科聖地”成員可能向邊界地區流竄隱匿，多國聯合部隊的重要性將進一步凸顯。尼日利亞軍方已決定繼續加強在北部的駐軍，對恐怖分子施加武力威懾。
二是著力解決社會突出問題。尼日利亞北部靠近薩赫勒地帶自然條件差，發展緩慢，社會問題突出，“博科聖地”在此肆虐多年，破壞力驚人，導致當地生活環境進一步惡化。目前，尼日利亞東北部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和饑荒，數百萬民眾亟需國際社會的救援。加大資金投入，幫助難民渡過難關和重建家園，恢復經濟和生態已成為尼日利亞政府的首要任務。尼政府已表示要解決乍得湖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同時需要各國的共同努力來改善民眾賴以生存的水資源問題。
三是加強宗教去極端化工作力度。“博科聖地”利用伊斯蘭教宣揚宗教極端思想，發展出一套兼具狂熱性和暴力性的宗教話語，蠱惑並動員普通群眾加入極端組織。宗教極端主義並不必然演變成恐怖主義，但是各種恐怖主義的背後大多有宗教極端主義作為思想支撐。從預防角度看，宗教去極端化工作的重要意義甚至要超過軍事打擊的意義。
四是加強地區和國際反恐合作。“博科聖地”從清真寺起家，由點到面，宣佈“建國”，效忠“伊斯蘭國”組織，凸顯了近年來國際恐怖主義地區化與國際化並重的趨勢。因此，尼日利亞打擊“博科聖地”，在國內層面需要聯邦政府的努力、南北地區和北部諸州之間開展協調合作，在地區層面需要尼與鄰國西非共同體成員國以及非盟成員國之間開展務實合作，國際層面需要聯合國以及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和開展反恐合作。
五、結語
綜上所述，“博科聖地”的興起與尼日利亞特殊的民族-宗教-地緣生態密不可分，它的異化則說明，民族宗教問題極易被極端勢力所操縱，成為謀取個人或幫派利益的幌子，極具欺騙性。“博科聖地”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充分暴露了其反人類、反宗教的本來面目。尼日利亞的應對措施總體而言比較有效，“博科聖地”在尼日利亞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但事實證明，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恐怖組織較普通恐怖組織更具欺騙性、蠱惑性、國際性和破壞力，打擊此類恐怖組織的行動也更具長期性和複雜性。對國際社會而言，應對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勢力任重而道遠，對民族國家構建程度不高、社會分化嚴重、經濟社會矛盾突出的尼日利亞來說更是如此。未來，尼日利亞應著力解決國家發展問題，構建和諧的民族宗教關係，用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來構築抵禦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威脅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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