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深圳市政協歷時數年，王穗明、戴北方兩任主席親自主編、多部門參與、精英團隊操刀的 《深圳口述史》視頻和圖書先後出版，採訪發掘、整理編撰了極其寶貴的深圳改革發展“三親”史料。這部系列史料著作中，有百餘名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親自參與深圳建設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口述自己的親歷、親見、親聞。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特別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二期推出《深圳前市委書記厲有為：我們盡了力，算是不辱使命》。
厲有為，遼寧省新民人，1983年10月後開始出任地方黨政機關領導職務，先後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書記，十堰市市長、市委書記，湖北省副省長。1990年12月調任廣東省，任中共深圳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兼深圳市委黨校校長。1992年6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長。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1998年3月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
2015年11月12日，厲有為講述在深圳工作8年間的點滴經歷。
1990年至1998年，這8年財政收入每年遞增50%，這是個實實在在的指標。那時我們不但有速度，而且有質量，有效益。這是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釋放出的紅利，是中央和省正確領導的結果。
一
1990年，我在湖北省任副省長。當時湖北省和羅馬尼亞有一個合作項目，羅馬尼亞代表團已經訪問過湖北，我率團去回訪。回國後剛到北京，我就接到湖北省委組織部的電話，告知中組部要找我談話。
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孟連昆把我找過去，他的第一句話就說組織已經決定派我去廣東深圳工作。我一聽是深圳，就問“深圳不是特區嗎？”他說：“是特區啊，就是派你去特區。”可是我當時還不知道什麼是特區，我就問他什麼是特區呢？他一時答不上來，說：“你別問我了，你去看看文件就知道了。”
我也不好再問了，心想組織上怎麼派我去深圳呢？我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什麼是特區我也不知道。我對孟連昆說：“你別派我去了，我認為我在湖北幹得也還可以。”他說：“組織上已經定了，你馬上就去，別回武漢了，深圳在等你開會。”
那時候我真“傻”，連去深圳幹什麼、任命我擔任什麼職務都沒問。我說：“我出國剛回來，好多事情都沒回湖北交差呢，我還是要回武漢交代一下。”孟連昆說：“那這樣吧，給你一天假回武漢，然後從武漢買機票飛深圳。”話說到這份上，我也就不好多問了。共產黨員就是一塊磚，哪裡有需要往哪裡搬。事先連一點風都沒有人透給我，更沒人問過我的意見，如是否願意去深圳等，找我談話時也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12月2日，我就到深圳報到了。這時才知道組織上要讓我擔任第一屆深圳人大籌備組的組長。我在湖北的時候當過市長、市委書記、副省長，就是沒幹過人大。當時我51歲，到60歲退休之前，我還可以幹9年，我就準備要在深圳人大幹到退休。之後，很快就開了市人代會，經過選舉程序，我被選為人大常委會主任。
就這麼“稀裡糊塗”的，我就來深圳工作了。
很多年過去後，孟連昆也退休了，我就問他：“孟部長你找我談話對我而言還是個迷，誰提議讓我來深圳的？你跟我說一說好不好？”雖然已時過境遷，他還是不肯告訴我，說你不要問這個了，是組織定的。老人家的組織觀念非常強，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當初是誰提議安排我來深圳工作的。
二
在我來深圳之前，時任市委書記李灝就曾向中央申請過特區立法權。為什麼深圳要立法權呢？因為深圳經濟特區是在試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沒有法律保障，投資者就不敢進入市場。所以特區的改革，必須要有法律保障。
1990年12月，深圳市第一屆一次人代會上投票選舉，厲有為當選深圳市第一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另一方面，深圳經濟特區的改革又是走在全國前面，全國都沒有這麼做過，你深圳在做，國家不可能單獨為你深圳立法。這就決定了我們深圳必須自己立法，通過立法適應經濟特區的改革試驗，把改革的主張、政策上升為法律，保障市場經濟在特區內可以順利推行，試驗成功，再全國推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兩者必需相適應，所以爭取特區立法權是完全必要的。
但之前的申請提交到全國人大就被否決了。當時深圳經濟特區有黨委、政府，但是還沒有人大，連立法機構都沒有，所以深圳就馬上籌備成立人大，成立立法機關。
當時對於我的工作而言，要立法權是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每個中央領導來，我們都要做彙報，一遍又一遍地解釋。領導們還真聽進去了，尤其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同志更是予以大力的支持。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權之事，提到了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的議事日程上。
1995年，厲有為給萬里彙報深圳立法權問題。
當時我們接到通知，要深圳人大領導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授予深圳立法權的問題，我就領了幾個人去了。在去之前，我就打聽之前沒有通過的原因，原來上海、廣東的全國人大常委都堅決表示反對。所以我到了住地，行李一撂下，就去找廣東省人大與會的領導——時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立，我就問他來參加會議帶來的意見是什麼呢？
楊立說：“有為啊，我個人是完全支持你們有立法權的。可是我帶來的是黨組的意見，反對你們有立法權，還給我帶來了發言稿要在會上作發言。我代表黨組，我不代表我個人。林若主任訪問日本去了，讓我來代他開會。”我就問他能否把稿子給我一看，他說我就這一份要發言用的，你看完馬上給我吧。我和我的秘書魯毅（現任佛山市委副書記、市長）一看發言稿，哎喲不得了，稿子裡有六七條，其中一條說授予深圳立法權是“違憲”，這問題就嚴重了。
緊接著我又去找上海人大常委，問他們什麼意見。他們說，我們浦東也開發開放了，也建新區了，和你們一致了，所以完全贊成授予深圳立法權。
摸過底後，我馬上給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曹志彙報情況，我說：“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立要發言反對，連本省都反對，那這事兒不又要黃了嗎？”曹志瞭解情況後又向萬里彙報。萬里隨即作出三項決定：一是請專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權的合法性，是不是“違憲”；二是由曹志協助做廣東省人大楊立的工作，說明這是黨中央的決策；第三，大會安排我發言，不讓楊立發言了。
讓我發言，我一點準備都沒有，我是列席啊。我就連夜加班寫了發言稿。十分鐘的演講稿，講必要性、可行性，講深圳的情況，為什麼要有立法權。但是違不“違憲”的問題，這我回答不了。萬里說：“讓法律專家馬上研究提出意見，是不是‘違憲’。如果真的‘違憲’也不好。”
經過法律專家研究，把憲法搬出來，發現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並不“違憲”，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這個權利。找到了憲法的根據，第二天我的發言也很順利，受到參會者熱烈鼓掌歡迎。然後舉手表決，表決的時候順利通過，有幾個棄權的，沒有反對票。
要來了立法權後，我們就要為國家立法探路。為此我們下了很大工夫，甚至把香港的法律全套弄來，作為參照。我們首先研究市場主體——企業的立法。我們以前的立法是給企業按所有制立法，國有企業立個法，集體企業立個法，私營企業立個法。我們不能沿襲這個老路，我們按企業的組織形態來立法——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股份合作公司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條例、合夥公司條例。按組織形態立法，就把各種組織形態的企業都涵蓋了，不管是國有的還是外資的、私有的，這就給各種形態的企業創造了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
獲得特區立法權後，經我提議，計劃在全國招聘法律類人才100名，實招80人左右，他們現在都是深圳法律界和政屆的專家骨幹。我們根據發展市場經濟、環境建設、科技改革、政府行政、社會治理等需要，不斷地調整立法。特別是我們在全國是第一座城市頒佈了保護外來勞務工權益條例，為外來勞務工提供社會保障。
三
1992年，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南方視察，具體的行程安排由我負責。當時提前一兩天得知他要來，我們都很高興，因為深圳經濟特區是小平同志提倡創建的，他要親自來看看，有可能對社會上給特區的爭論做出正確的回應，我們十分期待。
1990年代，厲有為和林祖基陪同謝非視察深圳。謝非視察後，決定在深圳召開全省發展高科技現場會，推廣深圳做法。
當時深圳的壓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指責說“深圳姓資不姓社”，說“深圳就剩下五星紅旗掛在那，其他都變顏色了”。還有人說老紅軍來看了深圳回去以後大哭，覺得“白革命了”，這些說法當時有所流傳。特區還要不要存在下去？特區向哪個方向改革？社會主義要不要搞市場經濟？這些在當時都成了問題。小平同志來深圳，我們都渴望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得到明確、正確的指導。
1992年，小平同志視察深圳時，在迎賓館桂園留影。
老人家精神很好，剛到深圳，他就與我開玩笑，一句句話說得我們心裡熱乎乎的。
當時我們想給他彙報工作，給他看看深圳的建設，深圳的農村、企業。那時他已經88歲了，我們覺得不能讓他太累，彙報內容不能太多。沒想到小平同志來了以後不聽彙報，他說他已經退休了，就是來看看。
我們安排小平同志上國貿大廈的旋轉餐廳，當轉圈看深圳市容時，他就發表了講話，足足講了半個多小時，講了一些對重大問題的態度。我們還去了皇崗口岸，讓他看看對面的香港，在車上他也發表了一些講話。
小平同志講的話情真意切。他肯定了深圳搞的是社會主義，“特區姓社不姓資”；他強調了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他還給我們的改革鼓勁，“是絆腳石就把他踢開，是攔路虎就把他趕走”。這些話讓我們感到很振奮，他給我們撐腰壯膽，支持我們繼續改革開放。有些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觀點，他一路上講了好幾次，反覆地講。他講得最長的一次，也是講得最全的一次，是在蛇口港上船去珠海、過伶仃洋時。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同志和我陪他過去，一上船，謝非就把一張絲綢做的廣東省地圖鋪在小平同志面前的茶几上，想彙報廣東情況。小平同志一看，就輕輕地用手把地圖往旁邊一推，不聽彙報。然後他就開始講，幾乎把在深圳視察的講話又重新講了一遍，足足講了50分鐘。“誰不改革誰下臺”“改革開放路線要100年不動搖”“不改革開放是死路一條”……他講得很細，我們都在旁邊安靜地聽。謝非的秘書陳建華（現任廣州市市長）很機靈，馬上拿出一個錄音機放在茶几上，小平同志也沒反對。這盤珍貴的、完整的錄音帶原件現在還保存在陳建華那裡。
多虧了小平當時南方視察的講話，不僅拯救了深圳，更拯救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使改革開放的路線能夠繼續延續下去，也才有了深圳今天的繁榮。
小平同志的講話一直在鼓舞著我們。後來我們聽到小平同志在其他地方說，要“在內地造幾個香港”，我的理解是利用香港自由港的模式、政策，來發展我們自己的生產力。我們就想著把深圳打造成國內的首個自由貿易區，然後帶領全國其他地區走向國際市場。
1994年，我們就開始設計深圳的自貿區模式，還抽調了幾十人做研究，做了兩大本材料。當時的想法是將南山、福田、羅湖這三個區設為自由貿易區，我們提出貨物貿易不出一線關不算出口，出了一線關，進入香港才算出口，這個和現在的政策是一樣的；貨物進到特區來，不算進口，出了二線關以外才算進口。這樣內地和境外兩方面的優惠都能銜接上。我們提出在深圳實行雙向合作、雙幣流通、雙港起飛，內地和海外兩邊都合作，人民幣和港幣雙幣流通，空港和海港充分發揮作用。由於這個設計方案在當時而言不被領導接受，曾被領導誤讀為“厲有為要與香港合併”，此事從此擱置了。如今20多年過去了，深圳在前海紅紅火火地辦起了自貿片區，我們當年的願景算是成真了。
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視察過後，深圳到處澎湃著二次創業的激情，步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高潮。我們所取得的這些成績，完全是黨中央、小平同志的功勞，我們只是乾點具體的事情，有時候還幹得不太好，還要挨批，有時候還會得罪人。沒辦法，這都是形勢使然，為了改革開放大局，我把個人利益都置之度外了。
1995年黨代會時，我作為市委書記作了關於“二次創業”的報告，提到第一次創業為深圳經濟特區打基礎，第二次創業要調整產業結構，高速推進經濟發展，發展高端服務業、金融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保護生態環境。
那時候我們提出建設龍崗大工業區，在坪山那邊規劃了190多平方公里，計劃把原經濟特區內的主要工業遷到那裡去，原經濟特區內主要發展金融、貿易、第三產業服務業。
要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有一定阻力。深圳建立經濟特區伊始，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吸引來的投資商中不少是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汙染環境的企業，例如小電鍍廠、小化工廠、小印染廠等，生產中產生的“三廢”嚴重汙染環境。這些企業只有兩條出路，要麼轉型升級、要麼徹底淘汰。
但是要做到談何容易？以當時的“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企業為例，都是當時各村集體收入的主要來源，村民們依靠這些企業致富。但從全市層面來看，這些加工企業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是很不利的，我們就要把他們或升級或遷移。這樣一來，就會觸動各個村的利益，村裡就不願意了。當時一些村主任聯名寫信，向省委、省政府和其他機關告我的狀，說我主張產業結構調整、淘汰落後企業的做法是公然侵犯村民利益，是與廣大人民群眾唱對臺戲，要把我趕走。由於告狀信往省直機關到處發，省委書記謝非也收到了。他找我談話，問：“有為，你底下鬧地震了！”當時我還是蒙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你下面的村主任都要聯名趕你走，說你侵犯他們的利益。”謝非說。我明白過來了，是因為我主張來料加工等企業轉型升級或淘汰，因此就向謝非彙報了深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招聘科技人才的做法和想法，並說明不淘汰落後和低端企業，不但深圳不可持續發展，而且環境也承受不了。
謝非先安排時任省委政研室鍾陽勝主任帶隊來深圳調研。經全面調研後，省政研室給省委的報告中完全贊成深圳的產業機構調整政策，並和我們深圳市委的意見一致。謝非還是不放心，他要親自來深圳看一看。我陪他在深圳走訪了兩天，看了“三來一補”企業，也看了高新企業，他看完之後也很高興，說贊同我的觀點，他還決定推廣深圳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決定在深圳召開全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場經驗交流會。有了省委書記給我們站臺宣傳，我們的勁頭更足、步伐也加快了，對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們相應制定了若干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在當時，村民不太理解，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但現在看，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大家都是獲益者。
四
1994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他提出了“特區不特”論，並對特區享有的減免稅等優惠政策進行詰難。他提出要取消特區，說“特區是特權”，是“國中之國”，是靠“剝削內地”“經濟尋租”“政治尋租”發展起來的。
厲有為在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發言。
胡鞍鋼是一位學者，他不管提出什麼主張都要有理論依據。他的理論依據是：搞市場經濟要公平競爭，全國都要實行一個政策才是公平，不允許搞地區政策傾斜，特區就是地區政策傾斜。特區的特殊優惠政策就是企業所得稅只收15%，這就是他口中的“地區政策傾斜”，所以他要求取消深圳的特殊優惠政策，不取消就是不公平競爭，就是剝削內地。
他這個理論表面上看似乎合理公平，實際對於中國來說是絕對不可取的。怎麼可能全國都一個政策？例如西部大開發已經幾十年了，西部就有優惠政策，這就是地區政策傾斜。全國支持西藏和新疆也是地區政策傾斜。中國地域之遼闊，導致不同地方的經濟水平存在很大差異。既然各地發展的程度不同，怎麼可能都實行一樣政策？因此，胡鞍鋼的這一套理論並不具有可行性。
有一次是黑龍江媒體團來到深圳採訪“牡康模式”（當時牡丹江的一家虧損國有企業與深圳康佳集團合作後重新激發了活力），找我答記者問，深圳、香港的媒體也都來參加了。最後有記者問我：“胡鞍鋼主張取消特區你什麼看法？”我回答說：“我沒和胡鞍鋼見過面，我是東北漢子，說話很直。胡鞍鋼說我們特區是‘尋租尋來的’，‘政治尋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經濟尋租’是向京官行賄，這是在給我們抹黑，用東北話說，這是埋汰人。”說完以後香港的報紙就發了，胡鞍鋼就看到了。因為提了他的名字，他就來勁了，喋喋不休地在新加坡、香港的報紙繼續發表言論，攻擊特區。這麼一來就變成厲有為和胡鞍鋼爭論“特區特不特”了。他不停攻擊我們特區，我當時找來了時任深圳特區報社社長吳松營，商量要發出我們的聲音。《深圳特區報》隨後連發兩篇評論，質疑胡鞍鋼是學者還是學棍。當時海南、廈門等地都寫文章批駁胡鞍鋼的觀點，支持我們。
第三篇文章是我寫的，題目是《棍子向誰打來》。我認為他的矛頭實際上是指向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路線，反對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中的試驗作用。因為已經有領導人要把他的說法變成政策，我當時說得沒留情面，直來直去。謝非看了特區報後，給我打電話說，你們不要再跟他爭論了。我回復謝非：我們該說的話也說完了。因此，這事就到此為止。
隨後，時任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視察深圳時，給深圳講了“特區三個不變”，即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地位和作用不變。他說來之前和中央其他領導都商量過，大家都同意，這“三個不變”是代表中央講的。
回顧在深圳的這些點滴經歷，如果說要總結做了什麼事情，可以說除了城市建設，完善城市功能，把深圳建立成一座功能齊全的現代化城市以外，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率先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這是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我認為我們盡了力，算是不辱使命。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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