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維舟（畢業於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

每到了節後返城的時刻，翠花們重新變回了Tracy——通常還帶著回鄉見聞的深深感慨。

他們的身份使他們既能作為內部的知情人察覺那些新的變化，又能從一個外部的視角進行評判。不誇張地說，這些回鄉見聞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當下中國的基層社會正在發生多大的變化、又是什麼樣的變化，因為在農村和小城市、又是全國各地普遍發生的現象，最能強有力地說明我們這個國家以往最難觸動的地方也已發生了改變。

這些直觀的經驗觀察所涉及的地域天南海北，話題故事林林種種，除了談論家鄉的新變化外，並沒有一致的主題，不過至少有一個常常若隱若現、也容易激發討論的基調：農村的衰敗。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種對這一狀況的深切憂慮、對自己家鄉和親人不幸遭遇的無力感，通常還有一種“美好往昔一去不復返”的失落感，倒似當真印證了“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句話。

改變自己家鄉落後面貌曾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願望，但當家鄉確實發生改變時，許多人的反應卻彷彿他們是失落了一個天堂，而不是一個落後的鄉村。

故鄉的變化究竟是好是壞

在此必須要事先說明的是，在敘述故鄉所發生的變化時，具體有沒有變化、發生了什麼變化，那是一種事實判斷；但這種變化好還是不好，那可就複雜了，它是一種和我們的觀念交織在一起的價值判斷。

舉例來說，如今人們普遍覺得過年不如以往熱鬧了，年味淡了（事實判斷）；有些懷念以往那種年味濃厚日子的人認為這是不好的變化，但另一些寧可自己自由過的年輕人卻可能覺得這是好事（價值判斷）。

明白這兩點的區別非常重要，因為很多人在敘述中都會不知不覺將這兩者混雜在了一起——平心而論，完全不夾雜自己的價值判斷恐怕也極難，甚至根本不可能。並不奇怪的是，越是那些熱切關心家鄉、對它往日的景象深深懷念的人，就越容易傾向於把現在發生的許多變化看成是“問題”，在與以往那個“淳樸”的鄉村作對比時也就更難以接受這些變化，進而憂心忡忡地認為農村是“衰敗”了。

問題在於：

2017年春出版的《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可能是近年來最完整系統地從這個角度進行敘述的一本書。作者黃燈以兩湖平原的三個小地方為觀察點，展現了自己鄉村裡的親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命運。

在她看來，農村的問題幾乎無所不在：城鄉差距拉大，鄉村在各方面加深了對城市的依賴；鄉村風俗搖搖欲墜，缺乏自身恆定的價值觀，而被城市的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攻陷，新舊價值觀交替之際風氣敗壞，帶來精神上的絕望與無奈；農村組織潰敗，缺乏有效監督使農村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集散地；完整家庭結構的瓦解，造成老無所養和留守兒童，親情、責任感和愛的缺失在代際傳遞；債務、賭博和買碼等造成的人倫悲劇和利益糾紛，進一步破壞了熟人社會的關係；資本侵蝕盯上了農村最後的資源——土地，年輕一代雖有農民身份，卻沒有了土地，既不會務農也不願務農；隨著鄉村教育資源的凋零和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時功能的下降，農村家庭無力改變自身命運的結構性困境。

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她的心態常常陷入矛盾：她既感慨鄉村“垃圾處理的無效和無力”，又承認村裡的衛生條件比十年前“得到了很明顯的改善”；她希望每個人通過自己努力得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但又憂慮1990年代以來農村人口流動導致傳統家庭結構的解體，使得原先那種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利益共同體、情感共同體眼看著難以維繫下去；她一方面哀嘆現實中教育已越來越難有助於人改變自身命運，回報率似乎越來越差，但另一面又不斷強調應重視教育，然而，最終她又承認現代教育的結果“實際上一直以另一種隱蔽的形式將鄉村掏空，不但帶走生於此地的人才，而且讓他們從價值觀上確認鄉村的落後，從而使得鄉村陷入萬劫不復的文化自卑”——也就是說，教育越成功，優秀人才就越會離開鄉村，而不是留下來滋養鄉村。

不難料見，她在對比之下的基調相當悲觀：“在我記憶中，故鄉雖然說不上富裕，但絕對是一個山清水秀，人情味極濃，而且風氣良好的地方”，“但最近幾年，我卻深刻地體會到故鄉變了，故鄉爛了，爛到骨子裡了，只要一踏上故鄉的土地，誰都能感受到這塊土地的無序、汙濁和浮躁！”對此，她開出的藥方是：

客觀地說，她所說的很多現象和問題的確存在，這些年來像黃海的《灰地：紅鎮“混混”研究》等社會學研究，也討論過鄉村社會出現的劣質化，至於留守兒童問題、賭博風氣盛行、人際關係疏離等等，則更是人們廣泛承認、因而能引起普遍共鳴的話題。

不過，她把故鄉原先的狀況描述為“人情味極濃、風氣良好”，而現狀則是“無序、汙濁和浮躁”，則是一種宣稱為事實判斷（“真實圖景”）的價值判斷，因為她在比較時，只偏重了其中的一面——例如，原先那種人情味極濃的社會，可想而知也是對個人束縛更大的社會，而一個“無序”的社會，卻能容許個人擁有大得多的自由。

我們所身處的當下，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在這樣的洪流中，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但對此的反應則因人而異。

歷史學家王爾敏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曾說過，中國保守傾向有一種共通的感覺，就是社會退化觀，認為“今不如昔”、“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於是試圖以其使命感力挽頹風；但他強調，近代世勢本就在快速嬗變，“遞新之變化或足以充實原有文化質量，此類情形，粗觀則只見人事日非，則必視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適應或不能適應，遂並視為世衰道微。實本觀察之錯誤，乃慨嘆今不如昔，衡量社會之變動，又誤以為轉向退化，則不免自陷蔽錮。此亦反映保守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殊不知他們扼腕痛惜的社會變遷之下，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種把文化變遷現象視為退化，是歷來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錯覺，同時也正是一時代觀念衝突的重要關鍵”。

確實，任何時代的社會變遷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而沒有“壞的一面”，何況這“好”和“壞”的判斷原本就基於人們不同的價值觀。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好壞兼有的無情歷程，有時甚至很難說它究竟是好是壞。只有接受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這種變化。

現代化沒有回頭路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農村的確“衰敗”了，但這卻不見得是壞事。

這種“衰敗”，最首要的特徵是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祖祖輩輩以來作為唯一謀生手段的農業勞動。經濟學者胡景北論證說，中國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典型國家，1978-2015年間，中國鄉村就業人口中從事農業的從92%下降到了59%——也就是說，許多人即便仍生活在鄉村，也不再務農。

這本身當然就是四十年來鄉村變遷的結果，但又對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變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因為，既然那麼多人離開了土地開始流動起來（不然何來那麼壯觀的春運大潮？），那麼原先那種血緣群體在一個小地方密切頻繁互動的狀況就不可能了，家族乃至大家庭肯定會逐漸瓦解，親情勢必淡薄——你一年才難得見一次堂哥表嫂，彼此除了尬聊還能做什麼呢？

不過，隨之而來的是個人也從原先那種家庭結構中逐漸脫嵌出來，獲得了相對更大的自由度。個人自由的增長與人倫親情的淡漠，是一體兩面的同一件事，你不可能既想要前者，又痛惜後者——借用馬克思的話說，“小資產階級在每一對象中看到兩個方面，一好一壞，並試圖將好的保留而與壞的戰鬥”，這畢竟是不可能的。

對現代人來說，流動是最重要的一項個人權利，被束縛在一個地方或一個階層無法獲得自我提升改變的機會，是對個人權利的最大侵害；與此同時，也只有賦予人們這樣的權利，一個社會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潛力，讓他們有生之年將自己的人生價值最大化。

農民工進城打工、農村孩子讀書改變命運、甚至夢想買碼發財，都只是許多人試圖實現這一點的不同做法；由於剛獲得這種自由，許多人還不懂得怎麼恰當地運用，也許看上去急功近利乃至不擇手段，但毫無疑問地，他們現在覺得自己有權得到更好的生活。

既然別處有著更好的機會，而種田帶來的收益又如此顯而易見地少，一年下來忙死忙活也賺不了幾個錢，那麼土地撂荒、乃至三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普遍不願也不會務農，那也就是很順理成章的理性選擇了。

在土地拋荒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土地流轉，資本下鄉對土地進行更高附加值的開發，這看起來確實像是在“侵蝕”農村最後的資源，然而在老路已經走不下去的時候，這也是匡救之本。雖然很多人擔心這會讓“農二代”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沒了務農這一生存手段，甚至擔心衝擊到國家的糧食安全（“以後誰來種地”），但現實是，要解決三農問題，舍此別無他途。

城市化是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像美國和日本的農業人口占比都低於2%，中國也不例外，未來根本不需要那麼多人務農；恰恰相反，歷來中國農業問題的癥結就是過密化，勞動力的不斷密集投入造成邊際效益遞減的停滯狀況，因為根本不可能讓那麼多勞動力都耗費在農業上，還能實現共同富裕。

這就像金庸小說裡的那個“珍瓏棋局”：原先棋盤上子太多太密，複雜到根本無法解決，結果無意中死了一片後，反倒局面豁然開朗，有了騰挪餘地。可以說，如果不依靠現代化的力量把傳統社會這個雞蛋殼打碎，那就吃不到現代社會這個煎蛋。

雖然老家的年味和人情味也許淡了、老房空了、甚至土地或許也漸漸沒人種了，但從另一面看，這或許也意味著中國農村社會終於開始逐漸擺脫以前那種只能依靠土地餬口的困境。在此基礎上，其它變化才有可能隨之而來。

十年前，已故翻譯家孫仲旭兄曾和我說起他回河南鄧州老家的經歷，他感嘆很多老宅傾圮，草長得老高，田間忙碌的身影少了許多，但最讓他驚異的一點，則是村裡居然出現了買包子和糕點的店鋪。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為家家戶戶都會自己做。

這確實是中國農村以往的普遍景象：人們過的都是高度同質化的生活，很多手藝是普遍的技能，因而專業化的分工也就很難出現。就像二三十年前很多婦女都會自己打毛衣做鞋子，那時也就不會去買來穿。

只有把更多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農村才能實現現代化。這兩年的回鄉見聞不論如何，至少都承認一點：打工或其它非農業收入能極大地改善經濟狀況。越來越多買車或到縣城買房的村裡人，畢竟不是靠著面朝黃土背朝天掙來的錢。今年的回鄉記中，很多人都注意到農村基礎設施變好了，甚至還比以前乾淨了，連移動支付和嘀嘀打車都普遍滲透到了各地，這些若沒有組織力量和市場機制的深入推動，是不可能實現的。

2018年春節的另一個特點是：電影在各地小城市都非常火爆，以中國電影的高票價，這種非必需的文化活動正可折射出人們不僅口袋裡有錢了，而且文化娛樂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了。這些顯然是那種保守的傳統農業社會很難出現的現象。

就此而言，農村人口流失即便不完全是“好事情”，至少也是不可逆轉的進程。壯勞力都出走了，只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這勢必衍生出新的問題，冷冷清清的村莊也很容易讓人感覺到“衰敗”和“凋敝”，村莊的空心化由此讓許多人痛心，但如果要把那麼多人繼續束縛在土地上，那帶來的問題只會更大。

與此同時，人口流動和城鄉交流破壞了原先的鄉村結構和傳統價值觀，的確出現了各種失範行為和無序現象——這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現象，宋代和晚明都因城市繁榮而出現了不少脫離土地的遊民，他們不事農業、遊離於傳統社會規範之外，但卻也代表著一股新的活力，官府的反應卻是竭力想把這股危險的新興力量塞回到宗法社會的緊身衣裡去，其結果是中國始終未能打破固結的農業社會結構，自發走向現代化。

如果誤以為把農村勞動力從城市裡重新趕回去就能重建秩序，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那不僅因小失大，而且還將重蹈歷史覆轍。要想從歷史的循環中掙脫出來，那現在應該做的是順應新的變化，制定新的規則來匡正新出現的問題。

研究現代化理論的學者曾提出過一個觀點：在每一場革命性的變遷之後，在通向新繁榮之路上，總要穿越一個“淚谷”，那包含著瓦解、痛苦的自我否棄與最後的重生。這麼說並不是為了以最終目的來把過程的痛苦合理化，只是說，在面臨現代化帶來的“問題”時，既不要片面地歸罪於現代化本身，也不要相信回頭會是更好的選擇。

現代化帶來的這些“問題”，最終只能通過繼續加深現代化、建立新的應對機制，並對現代化加以反思來獲得解決。這種反思當然也很必要，對傳統衰微的抱怨也會帶來複興，但它不可能再回到原先那個樣子，恰恰相反，當那些鄉村被懷舊的人們重建起來後，我們看到的將是一個現代化了的新農村。

2.☞返鄉筆記：這樣的農村，意義何在？

“知識精英”的處境與“返鄉體”的爆紅

文 / 孔德繼（中國農業大學人發學院博士生）

自魯迅的小說《故鄉》、《社戲》等返鄉名篇起，類似的知識分子對家鄉的寫作就從未中斷過。而且由於受眾廣泛，獲得良好的社會反響甚至是該題材的常態。2003年，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基於在安徽的長期調研，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在《當代》刊發後又成書出版，並於2004年獲頒尤利西斯文學獎。轉年，夫婦二人還因此上榜了美國《時代週刊》2005年度亞洲英雄人物。2010年出版的梁鴻著《中國在梁莊》和2011年出版的熊培雲著《一個村莊裡的中國》，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場反響和大眾媒體領域的讚譽。2010年，《中國在梁莊》獲人民文學獎，“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書”、“新京報2010年度文學類好書”、“《亞洲週刊》2010年度非虛構類十大好書”等榮譽稱號。2013年，梁鴻憑藉《出梁莊記》再奪“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年度散文家”稱號。

2015年春節期間，互聯網媒體“澎湃新聞”的“市政廳”欄目刊發了上海大學博士生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一文，引起較大反響，各網絡平臺的總點擊量足有幾百萬之多；2016年春節前後“返鄉手記”再度流行，返鄉文章的閱讀量之大、返鄉話題討論參者之眾都超越了2015年；2017年的返鄉文章則更趨理性，無論是文稿量還是公眾關注度，都沒有再現前兩年的火爆場面。

對近幾年“返鄉體”流行的現象解釋之一是認為這些文章真實地反映了現實。與此同時，返鄉文章的負面敘事也引發較大爭議，如拙作《氾濫的返鄉體折射知識分子階層失衡》（孔德繼，2017）最早將“返鄉體”文章和“返鄉體”作者作為討論對象，返鄉作者們變成了他們老鄉一樣的評論客體。類似表達了對“返鄉體”質疑的文章並非孤例，且文風直白，如《文科博士們，春節回家能不能別裝？》（劉清泰，2017），《文科博士，春節返鄉書寫能否避免煽情》（郭郭，2017）等。

本文無意討論具體的鄉村問題，也不想研究所有知識分子以家鄉為寫作對象的作品，而是聚焦於“返鄉體”爆紅這一現象進行觀察和分析。鑑於被爆轉的返鄉題材文章主要集中於2015年和2016年的春天，所以本文以這兩年總點擊量（估算）達50萬次以上的典型文章作為核心分析樣本，其他文章作為輔助分析樣本，在精讀重點文章的基礎上，基於返鄉作者的知識精英身份和階層流動的社會背景，從互動論和建構論角度重新審視“返鄉體”創作邏輯和內容的客觀性。

一、“返鄉體”的概念界定

本文要討論的“返鄉體”特指春節期間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準知識分子以較強的知識和道德優越感，在春節假日期間返鄉記錄村莊、並在公開媒體平臺上發表，從而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的中短篇紀實文章。“返鄉體”與其說是一個文類，不如說更接近社會學意義上的“理想型”（ideal type）。從這一角度來看，並非所有的返鄉類文章都具備上述所有特點，很多心態平和的返鄉文章，對“返鄉體”的反轉描寫與辯論，以及沒有實現被爆轉的文章，都不算本文所特別指稱的“返鄉體”，但仍可統稱為“返鄉文章”。

經過蒐集和甄別，作為核心分析樣本的文章如下：

二、“返鄉體”的結構特徵

（一）將鄉村“問題化”的寫作傾向

在文章內容上，獲得廣泛傳播的返鄉文章多以呈現鄉村問題為主，話題涵蓋教育、秩序、倫理、養老、人氣等方面。其中，教育問題堪憂，“良風美俗不再”和“拜金主義”是“返鄉體”文章普遍關注的幾大方面。

對農村的問題化敘事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民國時期，教育家晏陽初博士曾將農村人定性為四個特點——“愚、窮、弱、私”，並試圖加以改造。在對20世紀20年代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的10年回顧中，晏陽初（晏陽初、賽珍珠，2003:66）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還有，中國的社會結構問題也就牽連到具體的“人”的問題。因了文化失調的高度而崩陷社會結構於紛崩，因了池湖積水的汙濁和溷亂，而益萎竭了魚的生命。中國人——尤其是大多數的農民——的衰老、腐朽、鈍滯、麻木和種種的退化現象，更叫中國整個社會的問題嚴重到不可收拾。

讀過晏陽初這段話的不難感受到，在將農村看做“社會病理學”對象這一點上，如今的返鄉精英與晏陽初非常相似。面對當年鄉村建設這股將鄉村病化的思潮，費孝通很早就發現和指出了問題，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針對類似思潮進行了多次批判，這些批判既有價值觀層面的，也有方法論層面的。在價值觀層面，1948年8月費孝通（1999b）在《評晏陽初》一文中指出，晏陽初是以傳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這種“傳教精神”就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然後去教育別人的“不是”：

傳教就是“以正克邪”，被傳的對象在沒有皈依宗教之前，或者說沒有棄邪歸正之前，滿身都是罪惡。所以晏先生先得認定了“愚貧弱私”的罪惡，然後可以著手“教育”；以知識去愚，以生產去貧，以衛生去弱，以組織去私。

1933年11月15日，費孝通（1999a：123-132）在《社會變遷研究中的都市和鄉村》一文中就指向了“鄉建派”的方法：

目前中國，在社會研究上，最有意思的問題就是農民對於鄉村運動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我們只看見要知識分子下鄉去的宣傳，要改革這樣要改革那樣的呼聲，但是我們絕沒有機會聽見一個調查農民態度的忠實報告。好像鄒平、定縣已在鄉村中引入了種種新的生活形式，我們很願意知道這輩在改變生活形式中的農民對於這些新形式的認識是怎樣的，在態度上我們才能預測這種鄉村運動的前途。

費氏對“鄉建派”方法的批評，用今天人類學的術語就是缺乏主位的聲音。就上述兩點，“返鄉體”作者們顯然重複了前人的問題，而且在思想上、研究態度上以及實踐上，則都比前人差得多。

筆者曾因撰文（孔德繼，2017）指出過“返鄉體”的問題化傾向，並由此引發過讀者和同行們的責問。他們在與筆者聊天或以文下留言的方式提出質疑：

難道“返鄉體”提到的問題現實中都不存在嗎？

不讓返鄉作者們說話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嗎？

對此類問題，趙旭東（2008）早有回應，現摘錄如下：

我們不否認，晏陽初提出的“愚、窮、弱、私”這四種病症在某些農民身上有所顯露，但絕不是在每個農民身上都會生髮這類實質性的“疾患”。可是，這種界定卻成為一種“話語”在影響著沒有去過鄉村、對鄉村人的生活並不瞭解的城市人的思維；他們大多都會相信這樣的界定……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的農民以及他們的生活，在這些作家的書寫中常常成為一種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對象。這些作家認為在鄉村那裡，人們的生活是散漫、混亂、缺乏凝聚力甚至是極度苦難的，並由此祈求國家以及外力的幫助來改變他們所描述的那些“不堪”的狀況。

“返鄉體”把在鄉村發現的問題“鄉村化”，不管這些問題在歷史上是不是常態、在城市裡是不是更甚，統統鎖定為鄉村問題。農村固然有很多不良現象，但並不意味這些僅僅是“鄉村問題”。如環境汙染問題，老年人時常遭受詐騙的問題，這類問題農村雖有，但非農村獨有，有些問題的嚴重性在城市裡還甚於農村。早在一百年前，鄉村經濟已經從封閉的自給自足體系變成了全球市場的一部分。如今鄉村和城市、鄉村與國家政策的關係更加緊密，“農村問題”更可能是在整體社會結構背景下城鄉共有的問題在農村的呈現。

本文重提費老對民國“鄉建派”的批評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將鄉村作為社會病理學對象的意識形態從未離我們遠去。2016年2月16日鳳凰網評論頻道刊發了其“公民返鄉”的系列評論，其中一篇為評論頻道主編高明勇的作品《作為公民，提著筆桿子還鄉》，該文主張把公民提著筆桿子返鄉“當作一種生活方式，而非僅僅是春節期間的固定節目”：

筆之所及，心之所繫，不僅僅是農村，更是城鎮化背景下的生存環境，更高層面來看，無關城鄉，關乎每個人的基本生活權利，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發現問題，挖掘問題，呈現問題，從而為改善、為轉型，喚醒治理的注意，喚醒內心的關注。

該主編把拿著筆桿子進村的人預設為“公民”，試問，“公民”返鄉，鄉下的人是誰？類似輕易將農民排除在公民群體之外的問題，在鄧正來（1997:6-7）界定中國市民社會的概念時就出現過：

中國市民社會是由獨立自主的個人、群體、社團和利益集團構成的，其間不包括履行政府職能、具有“國家政治人”身份的公職人員、執政黨組織、軍人和警察，也不包括自給自足、完全依附於土地的純粹農民。

趙旭東（1999）專門撰文批評過鄧正來的“市民社會”說：

鄧正來先生在一系列的對所謂“中國市民社會”的研究中，為著要在中國的文化場域中重構一種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的理論體系，他有意無意地將中國的農村和生活在那裡的農民，排除在他所界定的中國市民社會的場域之外。在他的這種界定中，其所隱含的一種可能的文化霸權就是，佔中國總人口85%以上的農民以及他們所生活的場域並非是中國市民社會建構的基礎，而恰恰是知識分子或經濟上的精英所佔據的城市這樣的場域才是市民社會建構所要依賴的，而這樣的邏輯豈不與市民社會深層的“大眾社會”的意義形成了解釋上的悖論嗎?

鄉村被問題化，除了證明“返鄉體”缺乏整體觀，他們其實還缺乏歷史感。比如對彩禮高的問題，返鄉作者們將其解釋為“拜金之風”。我們不必否認彩禮高的現象存在，但對彩禮高的解釋，還原到歷史和社會背景中理解，恐怕更能切中問題實質。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幾十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B超和人工流產的泛濫，造成了社會上懸殊的性別比。世界上正常的性別比通常在107以內。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楊菊華，2006），2000年全國所有胎次的性別比為119.9，農村平均為121.7；一胎、二胎和三胎的性別比分別為107.1、151.9和160.3。分省性別比，一胎最高的為江西省，達138.0；二胎最高的為湖北省，達206.0；三胎最高的為安徽省，達257.6。根據六普的數據（石人炳，2013），2010年，除了新疆和上海外，其餘各省市區的第一孩出生性別比均高於107，湖南、甘肅、河南、海南、吉林、黑龍江、湖北的第一孩出生性別比都超過115。其中，廣東省的第一孩出生性別比最高，達到122.30。男性過多導致家庭條件處於劣勢的適婚男青年無力娶妻；另外，“天價彩禮”現象也並非新生事物，如果按彩禮與人均年收入之比對照，目前幾十萬元的彩禮未必比三四十年前的50後、60後那一代人結婚時的成本更高。只不過這些彩禮讓很多外出就讀的大齡適婚青年因為囊中羞澀而倍感壓力。

返鄉者們還樂於談論村莊的凋敝和村莊失序，如因外出務工引發的留守問題。談到農民工，人們習慣性地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興起的現象，村莊的“空心化”和“社會失序”伴隨其後發生。但事實上，“空心村”現象的發生遠比我們想象得要早。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雲南大理源縣鳳羽鄉“鐵甲場”村立了一塊鄉約碑（段金錄、張錫祿，2000：537-538），記錄了一個治理“留守婦女”問題的故事。這個故事最初由王銘銘（2006）介紹到學界：

當時鐵甲場村的男人們常年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婦女則“屢行不義”，有的擅自砍伐種在河邊用來防禦水災的柳茨，有的將沒有成材的樹木連根拔取，有的翻牆偷盜鄰居的家禽和蔬菜。村姑們犯錯被發現後，不但不認錯還以尋死鬧場。於是1835年趁多數男子歸家之機，村裡召集了一次大會，最終議定了八條鄉規治理留守婦女的問題，並立碑頒行。

該案例告訴我們，讓“返鄉體”作者們驚詫的“留守”問題古已有之，傳統的農村遇到“問題”能開會立約，頗有治理能力。而且古人的行為還很符合如今“現代性”的標準，比如重視環保，鄉約規定發生偷盜，罰銀兩三兩，而“不環保”的濫砍伐柳樹的行為，則要罰銀五兩。

（二）立場先行的農村教育評價

幾乎所有“返鄉體”文章都談到了教育問題。王君柏談到了留守兒童的輟學；黃燈談到了鄉村與城市教育環境的差距；最誇張的故事來自《財經》記者高勝科的文章，在他的作品中將自己描述成了一個“村裡走出的第一個大學生”，大學畢業後憑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成為榜樣，從而一度扭轉了村裡盛行的“讀書無用論”。如今遺憾於頗具功利性的村民因讀大學回報率低，重又勸孩子輟學的現象。他杜撰了“一名在讀大學生，被父母勸導準備中斷學業，要麼回家，或者選擇留城務工”的故事（李錚等，2016）。

前文回顧了費孝通評價晏陽初預設了自己的“是”以及“農民”的“不是”。接下來的問題是，“返鄉體”多大程度反映了現實，反映現實的部分是否算“返鄉體”的價值所在？如果我們以教育問題為例審讀這些文本，“返鄉體”的敘述不僅值得商榷，而且客觀性值得懷疑。

在農村教育存在嚴重問題這一點上，“返鄉體”作者們幾乎形成了“共識”，否定和批評老鄉們教育態度的立場比較一致。如“北大才子”楊仁旺指出撤點並校政策將各個村小“取締殆盡”，“極大地破壞了”鄉村的教育生態，村裡的琅琅讀書聲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脈中斷了”。眾所周知，能夠讓文化血脈中斷的，除了“文化大革命”這種浩劫和特別的革命運動之外，幾乎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幾十年來農村教育雖不盡理想，至少也該算得失參半。

王磊光談到農村家庭供孩子上大學負擔重問題時提到：

二十多年來，農村稅費多如牛毛，家裡一年的收入，不夠交稅……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畢業後沒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讓年邁的父母繼續陷入困頓。

如果“返鄉體”作者們說寒門學子通過上大學難以改變命運，實現階層上升，在一二線城市買房立足越來越難，人們恐怕是不反對的。但要說絕大多數沒有希望收回成本，明顯是站不住腳的。1998年10月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成立；200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中發[2000]7號），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正式啟動；2003年農村稅費改革在全國全面推開；2006年取消農業稅的設想提前實現。王磊光說農村稅費多如牛毛，恰恰與近20年的歷史不符。“返鄉體”所指的農村孩子肯定不是讀貴族學校、花重金出國的那種，所以即便上到大學畢業，教育成本也比較有限。另外，農村孩子大學畢業後收回成本的日子還長，至少在近20年來，不少行業的收入增加幅度並不低。

邏輯不通也是“返鄉體”普遍存在的問題，如楊仁旺一會兒把“唯金錢論的價值觀”當做孩子們不好好讀書的原因之一，一會兒又把“拜金之風日盛”當做“以人為本的教育極度缺失”後果，陷入循環論證。

“返鄉體”指出的教育問題，如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長和教育督促問題，固然反映了部分現實情況，但指責家長輕視教育、考慮教育回報低，從而不希望孩子繼續上學，這樣的判斷明顯不符合常理，通過文獻回顧和實地調研不難證偽。試舉兩例以供討論：

筆者2012年曾在河南中部某縣調研，發現當地很多村莊的小學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每個班只有四五個男生，女生居多。原因是計劃生育年代的男孩作為“獨苗”更被特別重視，很多被送到私立中學或縣城更高級的學校上學，女孩雖被輕視，但也普遍堅持上學。城市裡的學校嚴重超員，教室裡擠滿了來自各縣借讀的學生。

在梁鴻教授近年的非虛構作品《出梁莊記》中，即能找到農村家長特別重視孩子教育的故事：

靠電動三輪車運輸外出西安謀生的群體，在外就學的兒子是車伕萬立的驕傲和拼搏動力，萬立的順口溜是這樣的：“萬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輪來掙錢，大街小巷都轉遍，城裡馬路弄不轉，人人都說我迷瞪，一心掙錢供學生。”（梁鴻，2013:19）

為了孩子上大學，萬立兩口子於2005年不遠萬里趁三輪車業務淡季奔赴新疆種哈密瓜，2006年又去克拉瑪依，可惜沒賺到多少錢。用萬立的話講，是“為娃上學，俺們奔波的地方多得很”。（梁鴻，2013:26）

2008年聖誕節前，萬立回兒子的問候短信：“佳節美景無心遊，披星戴月健康路，掙錢為兒完學業，是為父的大任務。” （梁鴻，2013:29-30）

綜上，“返鄉體”作者們指責的“唯金錢論的價值觀”，輕易地就可以被更廣泛人群的經驗所證偽。相比一般的非虛構類寫作，“返鄉體”的論述呈現出評論多、描述少的特徵，具體到教育類話題，沒有教學環境、班級規模、學生性別比例等的描述，幾乎沒有學生、輟學者和孩子家長的聲音。鄉村教育的問題究竟是不讀書，還是沒書讀，看完“返鄉體”可能令人更糊塗。

在“返鄉體”對鄉村問題的論述中，對諸問題的成因多指向了“人”：不重視教育的人、拜金主義的人、非法致富的人、不孝順的人、徇私枉法的人、違反禮俗的人。這些人恐怕是不經意間用收入多少等“庸俗問題”冒犯了作者的人，同時，這些人也還可以成為對維持返鄉知識分子的自尊有用的人。“返鄉體”作者們通過批評這些人的道德問題，批評這些人對文化教育的不尊重、不重視，作者的文化資本方能凸顯其價值。後文還會分析：返鄉手記的生成和風格的定型與知識分子的地位下降和心態失衡有關，沒有被夾道歡迎的返鄉知識分子需要“返鄉手記”這一手段表達以維持自尊。認識到這點我們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除了指責鄉親，“返鄉體”作者們鮮有對鄉村問題深刻和客觀的分析。

三、作者處境與“返鄉體”的生產

返鄉知識分子無論在城裡就學還是工作，大多是終將離開家鄉生活的人。因為“人在別處”，返鄉知識分子與家鄉人得以區分，並由此形成了返鄉作者與家鄉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返鄉體”作者經常在文中強調對家鄉和家鄉人的感情，陳述與家鄉、家鄉人的關係。這些情感表達無疑是作者心態的反映，只不過真實的心態未必與字面表達一致，對這些話語進行類似於深描式的分析，對把握文章的基調和性質是至關重要的。

（一）主位缺失：“閉門造車”作為方法

前邊提到過，“返鄉體”缺乏與討論主題相應的細節描寫，嚴重缺乏來自家鄉當地人主位的聲音。比如，沒有“不當致富者”對致富經驗和道德感的表述，也沒有教育從業者和孩子家長們對教育問題的論說。這其實和返鄉作者們的觀察方式有關，這一點在返鄉作品的原文中即有不少體現，“足不出戶”做觀察是“返鄉體”的主流生成方式。

王磊光在文章中提到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一大半時間是呆（待）在家裡看書，看電視，寫東西”，回家其實沒看什麼。其他博士生群體回家也很難融入村子的生活，過年回家遲來早走;江南大學王君柏副教授文中也提到，他2015年夏天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那一週“天氣炎熱，每日不過在家閒坐打發時光。間有人來聊天，儘量把來訪者當成一個訪談對象，往往一談就是數小時；偶爾也到鄰居家坐坐，所到之處，都自覺當作一次調查，每日略作筆記。”

除了上述兩文有明確的作者留守家中觀察家鄉線索外，其他幾篇“返鄉體”文章通過推理也可辨認具有類似特點。楊仁旺的作品議論多於敘述，故事細節相對豐富和可靠的部分主要是圍繞其“親弟弟差點被隔壁的族親活活打死”這一“家事”展開的；高勝科的文章最終被揭發為打著非虛構的名義的虛構作品，作者沒有回老家調查採訪；黃燈文章中的故事雖相對充實，但故事以自己的家庭成員展開，看上去並不需要外出調查。而且該文發表在文學刊物《十月》上，是否虛構的性質也未見交代。

老鄉們變得更輕視教育和不尊重知識了？難以明辨是非，不再通達事理了？比以前更虛榮了？大家致富都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實現的？良風美俗都沒有了？如果鄉村真的凋敝了，那又是為什麼？返鄉作者們如果帶著這些問題出門和老鄉們聊一聊，即便獲取的答案不全面不客觀，但一定會有不同角度的說法和更豐滿的故事，可惜絕大多數“返鄉體”作者們並沒有邁開他們調查的步子。返鄉文章作者們基本沒有走出家門做調查，並且對批評對象懷有不滿情緒，甚至沒有給這些群體辯駁的機會。瞭解了這樣的寫作過程和方式，就更容易理解“返鄉體”文本質量低下的原因所在。

(二)精英身份與“鄉村關懷”的道義性確認

“返鄉體”的作者總體呈現半專業化的特點。作者們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群體，身份雖與調查和寫作相關，但不是相關領域的對口專家。“博士生”、“北大才子”、知名記者、高校教師等半專家身份，雖難以讓學界專家買賬，但足以讓文章在傳播上有一定噱頭。前文已述，“返鄉體”文章內容基本是批評和指責家鄉的。但似乎因為他們都是從家鄉走出的，與家鄉尤其親人有密切關係，這增強了這些知識分子評議家鄉的正當性。只要擺出“關懷”家鄉的立場，即便他們的批評不夠客觀也容易“免責”。

把握作者與村莊人的關係也是理解文本的關鍵環節。“返鄉體”的特色之一是“返鄉精英”常在文章中袒露他們對家鄉的感情。前無界新聞記者張小馬發表了標題聳動的《情慾勃發的鄉村》一文。作者在講述了網聊“約炮”、草率結婚、普遍離婚，以及“網上出軌”後，話鋒突變：

食色，性也——這裡並沒有道德評價和指責——不管是在城市還是農村，不管已婚還是未婚，滾滾紅塵男女浮沉。

然後又繼續講述“家鄉四處瀰漫著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出軌”故事。“大尺度的描寫”並不妨礙作者將自己勾勒為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責任感的關心下一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作者在“熱衷情色話題的記者”和“道德家”兩個身份之間嫻熟轉換。

家鄉的留守兒童早已俯拾皆是，甚至他們也有了二代。這些年來，不少孩子又淪為單親家庭的留守兒童。相對那些備受溺愛的同齡人，他們自父母離婚之日起，便長期活在兩個新家庭的縫隙之中。關於這些孩子的未來，我無法預見，唯有衷心祝福。

高勝科在慨嘆“田園故鄉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關於忠孝道義的一切倫理氣息徹底死去了”之後，也深情表達了對故鄉和族人情感：

這是裝滿了我童年記憶的東北故鄉，儘管家人早已搬遷，但我還是每年都回到這裡，光顧老宅，在年節中拜訪族中長輩老人，並對死去的亡靈焚紙燒香盡一點綿薄的傳統孝心。也可以說，多年來，故鄉從未離開過我的視野，並因為愛它，才為它的人情嬗變而心疼，為生活在這裡的村人遺憾而痛心。這一切的愛與痛之中，自己無能為力，僅能摘錄其中的片段，並籌劃著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記錄民風遽變、家族由盛轉衰，以及一個村莊的死亡全程。

“寫作是為了家鄉好”的創作動機，很多返鄉者都有所表達。如黃燈在文章中提道：“本文中，我願意以一個親歷者的角色，儘量回覆到對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內心的困惑，提供個案的呈現，並探討回饋鄉村的可能。”

通過這種對故鄉情懷的強調，“返鄉體”對家鄉的“汙名化”似乎更具正當性。正因為表態很可能源於這種正當性需求，作者們關懷家鄉、道德感很強的自我人物設置略顯生硬。

（三）物質尷尬與“偽精英”處境

按傳統的階層劃分習慣，知識分子職業上接近中產階級，但無論是在中國的城市還是農村，如今知識分子在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上都日益邊緣化。在這樣的背景下，返鄉作者們急需一個精英身份來確認他們指點家鄉問題與發展的資格，“返鄉體”文章本身的內容也不斷確認著作者們的尷尬處境。

困擾回鄉知識分子們的首先是經濟問題，這種酸楚很可能是返鄉者們悲情的重要源頭。讓王磊光博士們困惑的首先是工資問題：

最近一個博士師兄請吃飯，他說他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覺很難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過年他都回去得很遲，來學校很早。為什麼呢？因為當你一出現在村子裡，村裡人其他的不問，就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能拿多高的工資？”所以，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這個體驗跟我是一樣的。

當不自信的博士生王磊光在“群”裡面聊天時，發現初中就出去打工的同學混得比自己好，而聽到同學們對物質生活的交流時，單一化地理解為“炫耀”：

我有一個初中同學群，群裡90%的同學只讀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經過十七八年的積累，很多同學在城市裡有房有車，有的還有了自己的事業。平時在群裡，他們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問題，車子問題等，言談中總少不了炫耀。

博士生們對這種“炫耀”是敏感和在意的，文中提到很多同學也因此多年不回家，證明這是一個群體性問題：

但有一次，有個同學忽然在群裡說，他已經三年沒回家過年了，另一個同學緊跟著說，他五年沒回家了，接著很多人說起回家的情況……

作為農村大學生，當你回到家鄉的時候，你童年那些夥伴都衣錦還鄉了，而你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你還能做什麼呢？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

對農村教育的批評連帶著的是對農村人觀念的批判。批判中返鄉作者們屢屢表達對“拜金主義”的厭惡，對經濟規則成為生活交往重要形式的抗議。“返鄉體”文章透露出的信息顯示，對鄉村教育現狀和拜金主義的批判與返鄉知識分子的經濟處境之間有很強的關聯性。

與王磊光一樣，“北大才子”楊仁旺回到老家和親友見面被問起最多的問題也是“你的工資是多少”，這本來是中國人的習慣，但楊仁旺對老鄉提問偏好的理解也頗不善意：

金錢成為衡量個人成就的重要標尺，當然如果你是公務員，還會格外受到青睞，官本位觀念在鄉村依舊根深蒂固。如果說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而非法治社會，這一特點在鄉村表現得尤為明顯，擁有金錢或者權力就能讓你成為口口相傳的典範，在酒桌上成為座上賓，掌握核心話語權。至於獲取金錢或權力的路徑是否合法，往往不被過多在意，因此權錢交易、傳銷、高利貸、非法集資等成功的“捷徑”便不斷侵蝕著鄉村社會，撩撥著村民們日益膨脹的金錢慾望。

並不完全的悲劇的是，楊仁旺等在城裡打拼多年終於在城裡買了房子：

明年過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無法回老家過年了。當上房奴後，面對家鄉的劇變和親人的處境，我也備感無奈與無力，除了給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我就只能用文字記錄下這一時代劇變之下的種種鄉村圖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鄉，吾鄉之面貌會變成什麼模樣……（楊仁旺，2016）

房主是新城市人的標誌，階段性成就。和楊仁旺一樣，黃燈和高勝科等通過傳達他們在大城市買房的喜訊，確認了“精英”的角色。楊仁旺在文末表示：

明年過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無法回老家過年了。當上房奴後，面對家鄉的劇變和親人的處境，我也倍感無奈與無力，除了給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之外，我就只能用文字記錄下這一時代劇變之下的種種鄉村圖景了。

因“房奴”身份不能回鄉，這又再次確認了這些“返鄉精英”在城市中地位的邊緣性。

供房雖苦，但這還不是進城精英負擔的全部。黃燈講述了“逃出鄉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樣面臨各種實實在在的困境”：

儘管自身揹負房奴、孩奴的壓力，他從來就覺得回報原生家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更何況，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實上也是留守家園的兄妹照顧更多。因此，家裡任何人經濟上求助於他，除了默默接受，從來就沒有任何回絕的念頭。結婚多年以來，在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中，我也時時為丈夫背後的龐大家庭感到沉重壓力，有時甚至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感……

知識分子的偽精英處境並不僅限於經濟問題，在對社會的影響力上，返鄉知識分子們遠遠低於父老鄉親們的期待。社會階層的固化讓鄉村走出的知識分子不能輕易把文化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即便是在自己的老家、自己的村子，也難以改善其家庭的弱勢地位。很多作者的家庭都遭遇強權的侵犯，這些知識分子在現實中卻無能為力。“返鄉體”文章很多形式上都承擔了“舉報”惡勢力的功能，如：黃燈“舉報”了外人來到村子以度假村的名義圈地，楊仁旺“舉報了”別人將親弟弟打骨折，王磊光“舉報”了“墨鏡”在外邊拿斧頭砍人替人討債，王君柏“舉報”了“村委”借修路損公肥私。

四、作為“返鄉體”重要成因的階層固化

通過對返鄉知識分子“處境”的分析，可以發現社會階層流動固化城市和鄉村共同面臨的大問題。而且這個問題與返鄉知識分子的關係更加密切，他們正是遭遇這一社會問題的核心人群。因此，這個問題也是影響“返鄉體”生成和風格的最重要因素。

社會階層固化籠統地說是階層間流動性的降低。與本文有關的體現是農家子弟通過知識的積累難以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具體表現方面包括經濟收入、政治地位等。社會學家測量階層固化程度通常可以通過對平民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和通過教育資本的增加實現階層上升的概率測量獲得。很多專家都對此問題有成熟的研究，李煜(2006)基於對1966-2003年間城市青年的高等教育機會之獲得數據的研究，試圖提出一個代際教育不平等傳遞的理論分析框架，強調教育不平等產生機制、具體制度設計和社會狀況背景三者間的聯繫。研究發現，恢復高考後，家庭教育背景成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後社會分化加劇，教育體制受市場化的衝擊，家庭階層背景的效用顯現，教育不平等的產生機制轉變為資源轉化與文化再生產雙重模式並存。吳曉剛(2016；Wu，2010)將研究時段鎖定在1990年至2000年的教育擴張過程中，得出了家庭背景對入學的影響作用增加了的結論；吳愈曉(2013)的研究區間為改革開放以來30年，他發現1978-2008年間高等教育擴張的同時，大學升學機會的城鄉差距在擴大。總之，三位專家從不同角度和時間段論述了家庭背景對子女入學的影響。農村家庭作為社會家庭背景層面的弱勢者，自然是這一趨勢中難以向上流動並被固化為底層的群體。

另外，即便假設家庭出身較好和出身較差的孩子擁有同樣好的教育經歷，來自弱勢家庭的學子們憑藉“知識”積累“改變命運”也越來越難。與二三十年前畢業即成為國家“幹部”或進入外資企業享受高收入不同，高校畢業生就業越來越困難，包括碩博士研究生們進入社會成為中上階層的一員、過上體面的生活也越來越難。

2009年廉思主編的《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實錄》出版，“蟻族”成為對“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典型概括。廉思認為畢業初期的大學生是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2012年，廉思主編的《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出版，編者發現大學青年教師們和“蟻族”是同代人，他們才出“蟻穴”，又入“蜂巢”。調查顯示，僅有31%的高校青年老師表示自己的收入大於支出，72%的受訪者感到壓力“非常大”或“比較大”。社會地位本來挺高的大學青年教師近年來被戲稱為“青椒”，“屌絲”也是大學畢業生們自嘲時的常用稱呼。

2011年，筆者在調查北方濱海某市的城鄉問題時也曾聽過與此話題相關的反常社會現象——“三本比二本好就業”。通常來講，第三批本科的錄取分數線低於第二批本科，因此“三本”整體生源的質量要比第二批本科差一些，就業競爭力上理應是遜於二本畢業生。但現實情況則不然，“三本”的就業很多都好於“二本”，這個現象在這個近郊城區比較普遍。被訪談人解釋，這並非因為“三本”的專業或師資好於“二本”，而是“三本”的學費價格不菲，能負擔三本學費的學生通常來自比較富裕的家庭，這些富裕的家庭往往也是更有“社會背景”的家庭。在就業越累越難的今天，“三本”學生的家長更可能憑藉掌握的社會資源幫孩子克服學歷上的弱勢，從而幫孩子找到體面的工作。

總之，相比“返鄉體”描述的教育等問題，返鄉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劣勢地位是更為確鑿的困境，也是“返鄉體”寫作最大的背景之一。正是返鄉作者們在真實社會中的弱勢身份，決定了“返鄉體”作者們選擇通過批評鄉村以維持自尊的路徑。同樣因為這個背景，“返鄉體”可能還承擔著春節期間為返鄉的知識青年代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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