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 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社会的开放让中国收到了世界各地的讯息，同时，也将中国的状况传递给世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中国不再是封闭的状态，越来越多的交流为中国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而充当使者的人，也成为了影响时代的骄傲。
我在文化启蒙杂志 阮义忠
上世纪80年代，台北文艺圈正红火热闹的时候，阮义忠这个宜兰乡下来的青年挎着相机，拍下他心中最具诗意与温情的台湾民间。他的著作《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传到大陆之后，影响了一代摄影人。
阮义忠
1992年，创立《摄影家》杂志
一只啄木鸟在三影堂的庭院里悠闲踱步，阮义忠昂首踏步从石径上走过，衣襟当风，那鸟惊地扑棱了两下翅膀，待风过去，又安稳地啄起食。似乎鸟也知道，这老者身上的王者之气，终归是没有侵略性的。这般意气风发的阮义忠，与我在其他场合见到的他有些不同，此刻的他胸襟微张，施施然带一点快哉之气，直到进入三影堂的图书馆大家坐定下来，他的兴奋状态依旧保持着。这兴奋来自一下午的暗房教学，那里是他的绝对领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访谈进行的十分顺畅，老先生快人快语，半个小时把我们愉快地打发走，至于他，还要继续回到暗房，享受一个摄影劳作中的美好黄昏。
踏遍台湾的每一寸土地
上世纪80年代我就是天天拍照，放照片，写文章，教学。那些年我几乎把台湾的每一寸土地都走遍，每一个乡村都记录了，每一个所能写的故事都写了。我将台湾的黄金年代，也就是对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扫描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这些图文书里面。我实际用眼睛、用我的脚，用我的全部的情感、热情、时间跟这块土地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我活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全力以赴做事情，没有时间应酬，也没有时间去注意台北的文化圈怎么发展，因为文化圈永远在都市，所谓的精英人士完全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只对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感兴趣。
中国第一版引进的《当代摄影大师》
太太即是我的翻译官
当时，就我太太替我口语翻译一些，她还不是很情愿，她说她要睡觉，很累，我说你读一页吧。我用录音机录，录完第二天整理，或者我就不要整理，这样照抄没有意思，我应该把我的心得写进去，因为我读图有读图的观念。我的三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跟《摄影美学七问》都是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写出来的，那个外在的环境跟菜市场一样乱，我早上在那里写，每一篇都是一天之内写完。
八零年代记忆
Q：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你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陆续引进到大陆，给大陆摄影界带来了轰动，影响了一大波的摄影青年。这样的局面，你在写作的时候有预料吗？
A：我写那几本书，只是希望跟人家分享而已。既然我吸收了世界上那么多摄影资讯，我就从我的角度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先是写成文章在报纸连载，没想到影响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雄狮美术》是在纽约和巴黎都有得卖，虽然是少数几个特别的书店，可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已经开始读到，等到出书之后，影响就更大了。我没来大陆之前这本书已经在大陆出版了，等到我来了，他们给我版税，说：“不好意思我们先盗版你的书”，我说：“欢迎盗版。”
Q：当时你在做的事情是拍台湾本土的故事，你为什么会想到去看国外的摄影作品？
A: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一听音乐就听全世界的音乐，我被民族音乐感动，所以不同民族的音乐我都要听，我有两万多张黑胶唱片。作为一个摄影人，我更想要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摄影师在做什么，所以我大量吸收了国外的不同地区的摄影资讯，订阅杂志，买影集。我是没有兴趣则已，一有兴趣就要深入接触最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摄影的了解是跟世界潮流同步的。
Q：上世纪80年代在你的回忆当中是什么样的？
A：说实在的我并不觉得上世纪80年代跟今天有什么差别，我随时都活在一种把全部身心灵聚焦在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上面的状态。现在是21世纪了，可是我每天的生活都抱着同样的初衷，看到什么有兴趣我就会一头栽进去，然后投入拥抱它，所以坦白讲任何时代对我来说都是同一个时代，我真的是这种感觉。任何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此时此刻，我会投入最大的关注在那一瞬间。
Q：每个年代总有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在拍摄中，你感知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印记是什么？
A：你真的要拍照的话，那个时代，农村里人跟人之间是彼此信任的，土地还没有被过度破坏，所以一切都很和谐，我适逢其时，享受了台湾最美好的诗意，然后我也成长了，90年代我开始放眼国际，没有精力继续关注台湾的后续发展。
我踏上陌生国度 阎雷
上世纪80年代初，年仅19岁的法国摄影师阎雷第一次来到中国，除了他随身携带的相机外，他还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他要看看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的样子，在这里，他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回忆。
阎雷
职业摄影师 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
二十五年过去了，阎雷的上世纪80年代除了美好的回忆甚至一无所有，但他对此无怨无悔。他也绝对想象不到当初那个青年的决定给他带来了那么巨大的改变，甚至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生活。近日，阎雷由于在中国出版图书而走进了国内摄影人的视野，我们也借此与阎雷展开了关于他的上世纪80年代的对话。
对中国的向往
1979年，当中国一夜之间突然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大门，批准第一批旅游签证时，我自己仿佛体验了一把类似主显节一样的经历，我好像预见到了未来一场有关中国的旅行，感受到了那种显然的天命。他让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无论身体还是灵魂——深深沉浸到那个广袤而伟大的，生活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类文化中心当中去。十六岁时，我就下决心要活出一番不同的样子来。作为一名无忧无虑的少年，我所拥有的资源仅局限于要实现这个不可能事情的强烈野心，我的幼稚人生观，我的情绪化，还有我的无知。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孤独、恐惧，还有彼时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度所带来的诸多困难，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未知数。
你或许曾经见过他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条大街或者胡同里，见到一位身上挂满徕卡相机，脚蹬一辆破自行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里东张西望，时不时“摄”两下的，那八成就是阎雷。他1962年出生，到今年53岁，自称属虎，法国布列塔尼人，属法国少数民族。阎雷说这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是才华出众，性格固执，喜欢离家出走。阎雷当然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些传统。从14岁他就开始周游世界，1981年，他19岁的时候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总共来了多少次，他自己也数不清。
不会受骗的“老外”
阎雷最爱吃的中国菜是“宫保鸡丁”和“糖醋里脊”，属特无聊的两道菜。阎雷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与他交流不会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每当有中国人夸他汉语说的好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一般吧，比你好不了多少。”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服务员见是一个外国人进来，便互相小声说“来了一个老外，宰他一顿。”阎雷听见后，大声说：“你才是老外！想宰我，没门。嘿嘿！”
阎雷所著图书《昨天的中国》
八零年代记忆
Q:你觉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人有什么特点？
A: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与现在很不同，首先那个时代很特殊，整个社会都在走向开放，所以年轻人对社会的反应很强烈，他们关心社会。而今天，大部分年轻人都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中，80年代没有“自我”这个词，大家都很集中，特别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会聚在一起跳舞、读书，讨论社会问题，如果谁那个时候能拿到一份英文报纸，那可不得了，很多人都会聚在一起来讨论国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说，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会比现代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活力。
Q：上世纪80年代中国很时尚吗？
A:那个时候的中国甚至比现在还要时髦，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可以看到，全部的先锋时尚都涌入中国，男士们会穿西装打领带，而女士们的连衣裙和挎包也都很精致，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时尚、法国的时尚、英国的时尚都进入了中国，而这时的中国人会全盘接受，虽然不加选择，但相比现在的中国，那时候的人甚至更在意细节。
惊奇与冒险 外籍影人中国行
摄影家阎雷与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开启了三个月的旅行，旅行中他们带着惊奇去发现陌生的国度，当然还有那些至今让阎雷难忘的摄影经历
社会的速写
我们启程踏上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冒险。一到机场航站楼，我的画家朋友西蒙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画起来。他很快就学会了不去等待事情的发生，于是拿出铅笔，速写一些形状，留待到宾馆后再仔细重温。四个“蛮子”全然自发的行为引来了路人的好奇。他们驻足旁观，吃惊地看着几个外国人如此自然地做着如此出人意料的行为。在中国，你可不能随便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支画笔画那些日常琐事。围观我们的人有十几个，他们吃惊的同时又对我们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创作的中国形象极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在来访的外国人那里发现一个与自己的经验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既令他们感到不安，又让他们十分尴尬。这样的经历每天都在进行，但是直到那天在北京火车站，形势开始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像任何一个中国的车站一样，大厅里挤满了踟蹰的人们：穿卡其布军上衣的农民萎靡不振地坐在建筑工地用的防水油布上，留平头的便衣警察，候车室里的城里人，穿开裆裤的小孩儿，一切都那么扭曲又天真。斯瓦兹克，韦利和西蒙正在画素描。车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画布上的自己——他们挤进了一个红红绿绿的车站，他们是无名而疲惫的，却又被这个等待和抛弃交织的时刻所深深吸引。
四川成都的人民路 1986年
北京某胡同内交谈的老人 1985年
北京长安街 1988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5年
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与现在很不同，首先那个时代很特殊，整个社会都在走向开放，所以年轻人对社会的反应很强烈，他们关心社会。而今天，大部分年轻人都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中。——阎雷
荒诞六小时
当西蒙在北京火车站展开自己的画作以便让我拍摄时，局面突然第一次急转直下。旁观者将我们的行为解读成反对中国的举动，警察出动，把我带到一个公安机关去问话，在那里我度过了卡夫卡式荒诞而恐怖的六小时。我的行为让警察们觉得颇不舒服：我竟然主动开始自我批评。还站到了桌子上！我解释说：“我只是一个来中国学习伟大的中国文化的笨学生，但是我们学得慢，理解得也慢。”我的忏悔让形势得以缓和。我又开始自己审查作品，黑点将成为这幅作品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中间打太极的警察被我用一团墨水给涂了，躺在车站地上的一个未完成的脑袋也被涂掉了。这幅作品应该叫做“自我批评墨水覆盖下的北京火车站””直到十五年后，那些被审查掉的人物形象才缓慢地穿越墨水，重见天日。
对少数民族的好奇
那时贵州安顺也刚刚对外国人开放。我们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安顺是一座让人晕头转向的迷宫，通道旁边都是古老的木头房子，这座城市仿佛停留在了另一个时空里。每逢赶集日，不同少数民族的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形成一场色彩斑斓的狂欢，银色的首饰、红色和黄色的雨伞，与千里之外处处弥漫着灰色阴影的大城市全然不同。我们学会了辨认瑶族，他们黑色的衣服上总是装饰着红色的刺绣；而苗族则对蓝色情有独钟，尤其偏爱几何式的设计、首饰和羊头缠头巾；还有布依族和他们的蜡染技术。
北京长安街的上海牌汽车 1986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5年
山西大同 某照相馆 1988年
北京三里屯 商店内的销售人员正在使用算盘 1986年
北京 三里屯使馆区
阎雷不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也从不自称是艺术家，他只拍摄他认为很美的“故事”。—— 那日松
山村照相馆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南部山区的民族多样性。对那些生活在偏远山谷的村民来说，我们这些欧洲人的到来是令人不安的。路过的人们脸上露出来的首先是惊讶。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存在是不可思议而令人吃惊的。他们盯着我们，眼神中流露出好多不可言语的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念头、一个微笑和一个姿势就会缓和他们的惊奇。你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点，慢慢来，千万不要强行打破固有的节奏。这些脸庞启发了一系列照片的诞生。斯瓦兹克、韦利和西蒙准备了一幅巨大的色彩缤纷的花布作为背景，同时为我准备了一台宝丽莱相机拍摄人物肖像，并送给村民们。人们带着一种惊喜感融入到游戏当中，他们陆续来到花布前面。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农民在她的自行车旁边摆出了亚马逊族女战士的姿势：一位苗族妇女带着骄傲而甜美的微笑抱着她的宝宝；活动和礼物大受欢迎，以至于第二天两百多人在我们旅馆前排起了长队，挥动着他们的右手。这正是甩干宝丽莱相片的动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次文化启蒙，对成长于那个年代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是如此怀念那段贫乏、简单，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其拥有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十分丰富。
拍照再次惹麻烦
我们的运气并没有持续很久。警察把我们限制在宾馆里，因为违反了在禁止区域开展活动的条例，城市周围的区域尚未放开。他们像对待囚犯那样给我们拍照。正面一张，左侧面一张，右侧面一张，手指蘸上墨以采集我们的指纹，接着双方针对不可避免的自我检讨开始角力。我们拒绝用中文签名，“这个错误是无意犯下的”。这块区域并没有标志-用英文-注明这里是禁区！经过三天的协商，罚款被定在了每人50元。
疯狂至极的举动
在上一事件结束的两天后，我决定再去为苍翠茂盛乡村多拍一些照片。为了躲开守在我门口的警察，我把几张床单打成结顺着窗户爬了下去，并截住了经过的第一辆小摩托。司机开心地决定邀请我与他的父母共进晚餐。我被他带到一座两侧竖有塔楼的奇怪的要塞前，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我发现这处营地里到处都是穿着棕色衣服、腿上戴着脚镣的男人。司机的父母是这里的监狱看守！简直是愚蠢和疯狂至极！我偷偷地从宾馆逃出来，竟莫名卷进了一座监狱，一边周旋在各色人之间与监狱长把酒言欢，一边祈祷千万别被他们发现我的照相机。
山西大同 拉家具的人
大同至北京的硬座车厢 1988年
辽宁沈阳 军区招待所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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