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銀幕上放映著《口述歷史》短片，崔永元先生應該已經看過很多遍了。坐在角落裡，斑駁的光影劃過他上揚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張張面孔閃過，一段段滄桑流逝。最後出現的是一張女士的臉，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這些，我覺得就是短短這幾分鐘你就會有感慨，一個人陷到這個裡面以後，很難對世俗生活再有興趣了。這就是我老想遠離，老想遠離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幹這件事。”
2012年，準歷史學者崔永元說，他找到了一條能夠讓自己生死與之的道路——口述歷史。
大師們驚著了
2013年5月29日午夜，崔永元先生覺得有點晚了——採訪結束，他得去工作一會兒了。
北京的北郊懷柔，“萬泉新新小鎮”路燈已歇，崔永元顯然走慣了這裡黑燈瞎火的夜路，他一邊走一邊接一個工作電話，《人物》記者跟著他，仍然被一簇路中間陡然出現的植物絆了個趔趄。
從他接受採訪的電影傳奇館，行無一箭之地，就是他的清澈泉公司80多人團隊所在的3層小樓，他的家則在50多公里外的北京市區。
未來10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緊密。
《小崔說事》要採訪三位作家。
《謝天謝地你來啦》準備錄五期節目，要和創作團隊商量編劇、排練。
臺裡機制會有改變，他要和幾個部門開會，商量成立“崔永元工作室”。
6月2日要做兩個慈善活動，先去雲南，“給孩子加雙運動鞋”，然後去甘肅，建一所新的鄉村小學。
在此期間要做兩個“口述歷史”受訪者的安撫工作。有個受訪者對記者存疑，崔永元要證明 “這確實是我派去的人”。還有一個年輕記者工作中惹得受訪者不舒服，他要解釋，告訴人家怎麼回事。
國外的、國內的朋友來了想要跟他見面，插空，儘量。
他經常凌晨兩點甚至三點鐘才從這兒離開。4000個口述歷史需要他整理，每個月有300個小時的素材，他根本幹不完這些事。
“這個事，往崇高了說，就是民族的口述史，給後代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往通俗了說，它是我現在活命的依據了。沒有這個事，每年發病怎麼辦呢？現在想著這個事的時候，就是捨不得。都幹了10年了，都收集這麼多了，好多采訪對象都磕了兩年了，最後再努力一下，他們就接受採訪了。不能放棄了。”
他去國外學習，結果人家告訴他，全世界的口述歷史系統中，他那個已經是世界領先了，沒有比他更先進的了。
去年崔永元做新銳導演計劃，請八位電影大師到中國，順便請他們來看了看口述歷史的東西。大師們驚著了。“能不能架一條光纜在我們家，在電腦上可以看。”
好多上市公司盯上了崔永元，說你有這麼豐富的歷史資料，包裝一下上市非常好。按慣例，你去找那些歷史影像資料，一分鐘就要你—萬、兩萬塊錢。
崔永元說你們最好去美國看看，去哥倫比亞大學看看，去美國國會圖書館看看。然後人去了。一看，全是公益的，賠錢。
崔永元想在中國開這個先例，公益，免費。“現在很多人都掉錢眼裡了”。今年2月，他與中國傳媒大學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打算建好後，分兩步對公眾開放，第一步對學者和從業者開放，記者、學生都行，你要什麼資料，無償提供。第二步，對全民開放，誰都可以。
現在中央電視臺也明確地表達支持他的口述歷史，認為這是—項很好的事業，“以前有領導說我不務正業。現在已經有兩撥臺領導到這裡看我的系統，從來沒有過的。”
“你看這個多鮮活呀”
2001年抑鬱症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心理醫生對崔永元說，“你能不能嘗試著到另一個舞臺上去表演。另一個舞臺是什麼呢？就是你的最愛，你會為了它，不捨得離開這個世界，有這樣的舞臺嗎，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電影，我就喜歡電影，後半輩子放電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電影吧。”這就是《電影傳奇》的發端。
從電影傳奇轉到口述歷史，如果有一個標誌性的時間點，那就是採訪王為一，珠影的導演，2003年1月，當時他80多歲了，採訪了7個多小時，那是當時採訪時間最長的。現在口述歷史採訪一個人物的紀錄已經是85小時了。
王為一說了很多，他講聶耳寫的國歌。1959年曾有一部電影，說聶耳拿起筆就想起了東北義勇軍，然後熱血澎湃，寫了這麼一個。但是在當事人的回憶裡不是這樣，他們都管他叫聶子，他年齡很小，蹦蹦跳跳特別可愛，他到各個劇組說，你們拍什麼呢我幫你們寫個曲子，你們拍什麼呢我給你寫個歌吧，這麼個人。可能也是天性活潑，第二也想掙點錢，《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這個狀態寫出來的。
另一個錄音師回憶說，他是第一個聽國歌的人。為什麼？那天上班，他跟聶耳坐—個電車，看見了，揮了一下手然後聶耳就跑過來了，拽著他說我的歌寫好了，你想聽嗎？他說行。當時那個車上那麼亂，聶耳就對著他耳朵唱了一遍，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那是他第一次聽。
“這些東西讓我特別激動。我說你看這個多鮮活呀，只有他們能聽到。”
還有王為一說，他跟趙丹特別好，趙丹只要一梳頭什麼的，他就知道今天要約會去了。然後等到他回來，一看錶情，就知道今天結果怎麼樣。有的時候垂頭喪氣，有的時候特高興，不停地唱歌。
這激起了崔永元極大的興趣。這跟以前想象的，書裡描寫的，或者一句話說的那個趙丹完全是兩回事。
2006年崔永元走長征路的時候，派了一個小分隊去採訪了100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緬會戰的老兵。當時他意識到這個很重要。
還採訪了110多位音樂人。好幾撥留學生，第一撥叫4821，1948年去留蘇的21個人。還有從法國、德國、美國回來的，奔赴新中國的。西南聯大的，燕京大學的。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系列。
走到現在，5個採訪團隊分別負責戰爭、知青、企業家等系列。
崔永元隨口說出印象中鮮活的細節。比如，採訪的一些當兵的，無論八路軍，或者是國民黨的兵，都要問你為什麼要當兵。這是一個常規的問題，都問，聽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最好玩一個，他去參軍的時候人問，你為什麼要當兵？我想吃飽飯。不對，你是為了革命。革命是什麼？給你講講革命是什麼。全都講完了，你聽明白了嗎？聽明白了。現在我問你為什麼要當兵？我想吃飽飯。你說半天，我就是為了吃飽飯，要不然我當什麼兵啊？
“現在我們看電視劇、電影就覺得，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寶庫，你們怎麼不提前來看看呢？編劇水平可以大大提高啊。他直接說的那個話都比你編的臺詞好，太漂亮了一個個的故事。這些東西特別打動我。”
崔永元說有的事情他幾乎難以相信。
一個受訪者，英語非常好，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抗美援朝的時候，他在情報機關工作，監聽美國的通訊電臺，發現他們居然用英文直接發令，就是哪哪的部隊通過哪兒調到哪兒，不用密碼，本來起碼應該是A軍團用B方式到C地區，應該是這樣。可他們就直接用英語說，太欺負我中華無人了。他就報告李克農，說他聽到了這個計劃，李克農都不相信，然後他們就到了前線，讓前線的部隊來觀察。就是這麼調動的。
走到今天，口述歷史已經有了自己規範的操作方式。比如做抗美援朝，要採訪誰怎麼抽樣，記者會先做PPT演示。
“會把志願軍所有的編制告訴你，各個兵種告訴你，人數告訴你，重大戰役告訴你，甚至細到我們戰俘的準確數字告訴你，然後這個戰俘最高的級別告訴你，現存的人數告訴你，根據這個抽樣。志願軍裡面有探照燈部隊這麼一個兵種，你們知道嗎？但是我們要採訪到這個。為什麼呢？我們就要知道在這個部隊編制裡，這個兵種是幹什麼的，他們參加了什麼戰鬥，有什麼用。志願軍裡面有很多拿工資的你知道嗎？不是部隊的工資，是除了部隊的工資還拿一份工資。為什麼？就是原崗位工資。因為戰爭打起來以後，修汽車的，修這個的，修那個的奇缺，人才沒有。怎麼辦？從各個工廠大學抽調專業人員去，所以他們拿雙份工資。你看不做口述歷史你就不知道還有這段事。”
崔永元想用生動的口述來拼湊一個歷史的真相，或者說，所謂的歷史的真相。
“因為我到現在堅定地認為沒有歷史真相，歷史永遠沒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誰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這件事。口述歷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種方式，當然還有其他的方式，我們現在是迷上了這個方式。”
找人，與時間賽跑
口述歷史目前一共做了4000多人，受訪者平均年齡85歲，最大的106歲，留下了10多萬小時的影像資料。現在大概有800人已經過世。“有的老人甚至在我們去採訪他的路上去世了。”
崔永元團隊的首席記者張鈞在國外出差時約定了採訪《農民日報》前總編輯張廣友，一個多月後回來，打電話，空號，再過一個多月，他到一個新華社老人家裡複印圖片，聽到老人和朋友通電話，說“張廣友可惜了，那麼年輕就沒有了”，他驚了。
崔永元提起謝晉，他在被採訪後15天過世。
崔永元曾和上影的總裁任仲倫有一次聊天。“他說你喜歡謝晉嗎？我說我喜歡。他說他好在哪兒？我說他踏踏實實地在講故事。他說還不是這麼簡單，他是那代導演裡，為中國電影和中國導演拓展空間的一個英雄，他說其實每一代導演都需要有一個這樣的領軍人物。他的《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都有可能上映不了，《牧馬人》在拍攝過程中就讓他停拍，他還是拍了，結果《牧馬人》公映了，也獲獎了。我們在謝晉晚年採訪他的時候，說到這兒他都很激動，他在流眼淚。我是覺得每個時代都需要那麼一撥人，做藝術的，他們負責為藝術家拓展空間，而不是說上面規定好了你能幹什麼，你就只能幹什麼。藝術家的想象力是無比旺盛和豐富的，你要敢冒這個險。”
5個採訪組裡有一個組在做知青，抽完了樣本是600個，要到2016年才能做完。兩個組在做戰爭，打算從東北抗聯開始做，一直做到對越自衛反擊戰，“可現在連解放戰爭還沒有做完暱。因為採訪特別費時，一個人就要一個月，你想想什麼時候可以採訪完。而老人們也等不起。我們是在和時間賽跑。”
最長採訪紀錄85小時的那位老人訪了兩個多月，因為年紀大了，一天說一兩個小時就開始說車軲轆話，那就休息，第二天再說。
口述歷史團隊流動性非常大，走馬燈一樣，但是採訪組很穩定。“我覺得他們穩定就是因為他們天天跟這些人打交道。”崔永元說，“我們從街上撿來的張鈞。吃了頓飯，聊得特別棒，一問他幹嘛的，他說沒事幹，那跟我們走吧。然後就來到我們這兒做首席記者，幹得非常好，自己也覺得特幸福。說怎麼吃頓飯也找著這麼一件活”。
重要的受訪者都得崔永元搞定。“這可費了大勁了。你得全世界跑。”做節目的時候，請個人，他不來，不來拉倒，再換一個，很從容，無所謂。但是口述歷史，少了這個人不行。
有的人對記者的身份和目的存疑。有的人就是不願意說，想把秘密帶到墳墓裡。
有的採訪對象，接觸兩年，和記者隨時吃飯，隨時聊天，就是不肯坐到攝像機前。首席記者張鈞說，“我們和他們見面，要溝通感情，希望你信任我們，我們拍你這個不是為了賣錢，是為了拍下來給後人，留給歷史。他不斷地考我們，試探我們，這個事你知道嗎？你給我講講，實際上是考驗我們有沒有資格和他們對話”。
記者們什麼都幹，要觀察老人的臉色，狀態不太好了，身體不行了，明天再採訪。病了，要帶著花籃和水果去看望。沙發壞了、窗簾壞了，他們得修。記者們自己做了一本厚厚的採訪手冊，細到什麼程度？在老人家裡拍時間長了，他們要交電費。
張鈞突破一個受訪者的最高紀錄是，三年。這個人叫“梅娘”。這幾乎是一個被遮蔽的人物，但那時候的說法是“南張北梅”，張是張愛玲，梅是梅娘。
少量的內容做成了片子，放到了網上，或者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了：比如《我的抗戰》。做一個片子要動員很多的人力、財力、物力，投入產出是不成比例的，做片子用的素材微乎其微，連1%都用不出去。崔永元根本不想做這個事。當務之急是採訪、記錄，把人埋在心裡的東西挖出來、留下來。但是一些老人的話打動了他。他們說，小崔，我臨死之前，能看到我們的東西在電視臺播出嗎，小崔我都98歲了，我那個什麼時候可以播出啊？
“我一聽到這個，就特別著急，那我們就做一些片子，讓他們都看一看，只是讓那些老人看看，高興高興。”
“哪輪得上你焦慮呢”
迄今為止，口述歷史已經投入了2億元。
支撐2億的是十幾個大戶。以崔永元之閱歷看這個世界之複雜，他不願意說具體人和具體數，擔心有人會比較誰捐多捐少，這很無聊。他做過很多關於孩子的慈善活動，理念是，“一千萬個人的一元，好過一個人的一千萬元”。
他拿出蘋果手機展示一個頁面：“這個是我在微博上公佈的第125次的捐款。多少錢都有。”很多人顯示匿名，他指著一個名字，蔡駿，此人的風格是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他是20、30塊地捐，還有10塊。但是天天捐。”他猜這是自己在加拿大的一個朋友，找人聯繫過，聯繫不上。
崔永元樂於述說他所得到的幫助。他說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去年已經扭轉過來了。“現在我身邊好多人，一大堆人都在為我這個事想辦法。”
2011年1月，李連杰等人創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會落戶深圳。崔永元當時正在深圳，馮侖牽線，拜會了王石、柳傳志、馬蔚華、馬雲、馬化騰等一干壹基金理事。王石直接說：你就下命令吧。你需要我們每個人做什麼，每人出多少錢。
“我頓時感覺自己像是工商聯主席似的。”
商界高人的想法是，如果大家一塊出錢，比如一個人捐500萬，10個人就是5000萬，就可以做一個像模像樣的企業了，這個企業的利潤全部用來做口述歷史，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崔永元不喜歡說籌錢的艱難，發不出工資的困窘。那是2010年春節前，年會上，崔永元給大家打了招呼：今年要準備過苦日子了。春節後，清澈泉公司真的發不出口述歷史團隊的工資了，歷時3個月。
停發工資期間，採訪沒停。記者都知道崔永元把自己的錢也搭了進去，自己的藏品拍賣所得也投了進去，都相信他能過了這個坎。
他焦慮嗎？張鈞說，“為什麼小崔的抑鬱症總在春天發作，那是一年之計啊，充滿了不確定性，一想到今年資金有多大缺口，得籌多少錢，這對他的情緒肯定有影響”。
你焦慮嗎？崔永元說，“我真的沒覺得啊。採訪的這些人，有被判過3次死刑的，他都不焦慮，我焦慮什麼。我以前就是沒一個東西說服自己，你知道嗎？當我做到這個風口浪尖上的時候，我站在最高我沒有參照，因為我的苦惱就是最大的苦惱。現在我有4000個參照，你隨便從這裡面找一個人都是九死一生的，哪輪得上你焦慮呢？其實他們很少在這兒看到我的愁容，看到我都是特別高興的，我只要一到這兒來就特別高興”。
崔永元說：“我立志做一個口述歷史的收集和整理者，我們是拾荒者。”
崔永元，為什麼獨獨是你去做了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可能你不投身的時候，你體會不到它的樂趣。就像我最煩電視人和電影人說自己多艱苦，我們熬夜，我們經常吃盒飯。我覺得很無聊。那你幹嗎不挖煤去呢，沒有人攔著你。所以說你從事一個事業的時候，你要想他的樂趣在哪裡，比如說我覺得我做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樂趣就是我差不多都訪了10000個人了，你跟10000個人過不一樣的人生，就是別人活一輩子，你活10000輩子，你說你佔了多大的便宜。這就是你這個職業給你帶來的樂趣。現在走到這一步真挺幸運，我覺得我做起口述歷史來就沒什麼煩惱了。”
崔永元說他隨時可以離開《謝天謝地你來啦》的主持人位置，但是口述歷史會一直做下去。趕也不走。做到死，做到老年痴呆，只能做到老年痴呆。以後就歪曲歷史了。
如果做一個這樣的啟蒙，就特別了不起。
問：你做口述歷史這個事情，是不是做得越深入，越有一些真相讓你無法接受，或者特別驚訝。可以讓一個閱歷豐富的人都感嘆歷史是這樣，真相是這樣。
崔永元：有啊，比如說我看到了“文革”時候的揭發材料，藝術圈裡面的學生揭發老師的，但是這是一個秘密材料，老師臨死都不知道是誰揭發的他。現在我知道了。
問：而且這個學生後來成為名人了。
崔永元：對，我還經常看到他。所以我每次見到他，眼神特別複雜。我沒法張嘴問他這個事，但是我又覺得他現在這個瘋瘋癲癲不正常的狀態，就是跟這事有關係，他有巨大的心理壓力。其實我特想跟他說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裡去懺悔，或者說你看看我的心理醫生，你去把心裡的垃圾排擠出去。我覺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沒有質量的，這麼一個沉甸甸的石頭壓在他身上。所以這些資料我都封存起來不讓他看，也不讓我們這兒的孩子看，我怕他們嘴快說出去了。
我們聽到見到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對我們自己的變化來說，就是能把現在的這種物質生活、功名利祿看得很淡。這是我們自己的收穫，然後想給公眾共同分享的收穫，就是千萬不能再來一遍。這試不得，這沒法試，這代價太大了。而且有時候我真的覺得，它給人造成的那種心靈創傷，遠比肉體的創傷難以恢復。就是一輩子跟著你。
我想做的，我們能不能做一個啟蒙，比如說叫運動啟蒙，或者殘酷運動啟蒙，就是讓所有人知道它不行，就像我們從小就知道摸電門就完蛋，就別去摸，別去觸碰到這條線。如果我們能在公眾中做一個這樣的啟蒙，就特別了不起。
我覺得時代沒有好壞。我們是想告訴後人，能不能把每個時代好的東西摘出來，然後湊成一個新的好的時代。而每一個時代犯過的毛病，我們把它集中起來，清理掉，別再犯同樣的錯誤。
比如說最近廁所的蒼蠅，北京說不能超過倆，南京是仨，還有哪個地方是一個。我腦子裡馬上反應過來除四害。我想這次你用什麼手段呢？你會不會又把它搞成一個運動？在我的接受概念裡，最多就是活動，不能運動。運動就是失去理智了，全民無意識。
我問過邵燕祥，好多人說50年代好，說那個時候你坐班車都有人讓座，你更喜歡那個年代還是更喜歡這個年代？他說我更喜歡這個年代。我說為什麼？他說現在這個年代是真不讓座，誰搶到算誰的。那個年代是，他給你讓了座，反過頭來就揭發你，你還不知道是他揭發的。現在無非是坐不著個座位，那個時候是妻離子散。
所以我覺得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我們隨便去歌頌一個時代，或者隨便去詛咒一個時代，都是不負責任的。那個可能是詩歌、散文、電影、電視劇乾的事。歷史學者永遠應該冷靜，永遠對社會和所掌握的史料有一個客觀的態度。
問：現在，你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不完美的。這就是人類的常態。
崔永元：對，但是我不允許用這個做藉口。比如說經濟發展的代價就是環境汙染，我才不認呢，你都知道了你還這麼做，你有毛病嗎？我們寧可讓經濟速度放慢，也不能去汙染。我是堅決反對這個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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