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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前，榮德生先生說，“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這些話在今天看來仍然振聾發聵！搞經濟，務實為好。
招商觀察特約撰稿 | 關不羽
日前，一篇題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的奇文在自媒體發出後，即引起軒然大波。雖然該文很快就被刪除，但是文章相關論調在社會上造成的惡劣影響卻一時難以消除。
01
縱觀過去40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走勢，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大體上講，民進國退，則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反之，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速度就會發生問題。
這裡不妨簡單分析一下1981年至上世紀初的中國經濟發展軌跡。
1981年開始宏觀調控，力保政府財政和國企，當年經濟增速僅5.2%。1982年打擊“投機倒把”，發生了“八大王事件”，私營經濟最初的雛形風雨飄搖，至1983年逐步收場。這兩年的經濟增速10%左右。1984年小平南巡後，全國出現第一次“下海潮”，沿海全境開放，當年的經濟增速就達到了15.20%。這一輪發展期持續到1988年，其中除了1986年因金融貨幣政策調整導致的增速放緩外，其餘4年的經濟增速都在10%以上。
1989年、1990年又開始“整頓民企”，加之其他內外因素干擾，經濟增速再次放緩。直到1990年下半年，開發浦東，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業，開放與發展再次成為主題，經濟情況有了明顯改善，1991年的增速達到了9.2%。而真正的高潮，是在1992年小平再次南巡後，徹底終結了姓資姓社的討論，堪稱改革開放後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又帶來一股下海潮，甚至還出現了“92派企業家”。
1992年之後外資進入中國的速度明顯加快。這段高速增長期持續到1997年，因亞洲金融危機被打斷。這一年，中國的GDP已經排名世界第七，在一個較高水平上，能否繼續維持高速發展備受世界矚目。1998年以後，“國企改革”啟動。這輪“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情況較為複雜，比如國企中的“超級航母”逐步成型，對後來的中國經濟發展走向有著深遠的影響。不過，大量效率低下的中小國企退出歷史舞臺，企業產權進一步明晰化，至少在當時是一次大幅的“國退民進”，所釋放的經濟活力支撐了增長持續了十年以上。
02
經濟發展的整體狀況，歸根結底取決於經濟機構的效率與活力。國企、民企此消彼長、進退之間，與中國經濟的整體表現之間的聯繫絕非偶然。這在歷史上反覆發生。最為典型的是近代史中的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後，對官辦產業的不同政策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清末的洋務運動始於軍工，逐步擴大到海運、機械等民用部門，形成了諸多“官產”和“半官產”（權貴出資）的企業。儘管這類企業享有大量經濟特權，投資規模也很龐大，但是始終經營不善。直到1872年李鴻章提出“官督商辦”後，開創了輪船招商局，情況才稍有改觀。可是到了1877年，清廷部分官員還要把較有起色的招商局“國有化”，幸被李鴻章力阻才算保住。
反觀日本明治維新後，新政府出資興辦了一些現代企業，發展也並不順利。但是，很快就把企業以“白菜價”出售給民間人士，比如1871年將擁有三艘輪船的官辦海運公司以100日元的象徵性價格出售給了巖崎彌太郎。雖然也不少“清流”和熱血青年的抨擊，但是當時的政府以“政府辦產業只為示範於民間，本來就沒有長期虧本經營的打算”為理由，頂住了壓力。巖崎彌太郎不負所托，到1877年成立了擁有六十餘艘輪船的郵便汽船三菱公司。到1885年，三菱公司與其競爭對手涉澤榮一擁有的共同海運社合併，成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運輸企業“日本郵船會社”。
十年後，中日簽署《馬關條約》——中日甲午戰爭，僅僅是軍事失敗嗎？產業領域的競爭中，念念不忘官產、國有的大清早已敗給了日本。可惜的是，大清的教訓並未被後來的民國時代有效汲取。
抗戰結束後，當時的南京政府趁著戰爭善後的接收工作，搞起“統制經濟”——荒謬的是所謂統制經濟從名到實都是照搬業已戰敗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這大概是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極致表現了。
當時經濟界一片反對，著名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給國民政府寫信說：
“ 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
此言分析得極為透徹，但是忠言逆耳。國民政府最後在大規模經濟混亂中“倒產”而去。
03
“官從民出，事不切己”，道出了國企低效的根本原因。 在產權問題上，國有制很難做到產權清晰，在起跑線上就輸給了私營企業。“所有人”缺位的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很難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政府作為企業的投資主體，但是其投資仍然是“官從民出”。在這種架構下，投資人和所有人已經是兩個角色。所有人缺位，而政府代行投資人角色，企業的經營管理權被層層委託，最終產生“內部人控制”很難避免。政府是可以按照層層委託、層層審批的科層模式去進行監督，可是這也意味著企業的自主權縮小，經營管理受到很多掣肘，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活動時很無法及時應對。結果出現“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並非簡單的管理不善，而是從產權機制上無法迴避的缺陷。
當然，內部人控制並非國有企業獨有。有經濟學家注意到，股權結構高度分散的上市公司也會出現與國企類似的“內部人控制”問題。按照市場機制，若企業實際上淪為了“無主之地”，其效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自然會被市場淘汰。其造成的損失主要由投資人承擔——做出了錯誤的投資，或者選擇了放棄管理，那麼承擔相應的後果也是應該的。企業“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可以實現外科手術式的糾錯，避免整個經濟體系為其所累。
然而，這種“做不好就倒掉”的市場糾錯，在國有企業領域很難發揮作用。政府既掌握了貨幣政策和金融管理，又掌握著行政審批，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股東”。各種措施傾斜，乃至直接輸血，讓一家企業維持經營有何難哉？某些國企可以“爛而不倒”，而私企在市場上時時面對競爭壓力，前者的溫情脈脈，後者勝敗分明。
如果站在企業自身的角度看，“溫情脈脈”當然是令人愉快的制度優勢，可是維持這樣的企業存活下來的高昂成本最終總是轉嫁到國民身上。這真是優勢嗎？非也，當整個經濟系統中個別的、分散的風險處理被遮掩、拖延，最終積累起來的就是系統性風險。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防範金融系統性風險”，就是時刻在耳邊敲響的警鐘。
04
更有甚者，有時候政府出於自身政治目的，可能會把企業置於巨大的風險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巨大經濟動盪讓人記憶猶新。
引發此次危機的核心企業“兩房”——房利美和房貸美儘管不是國有企業，卻是與美國政府淵源極深的特殊企業。不僅在股權構成上“兩房”與美聯儲、財政部關係密切，而且享受著美國政府的隱性擔保。美國政府可以對“兩房”的經營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正是這種非常“便利”的影響力最終釀成次貸危機。
從克林頓時代起，美國政府為了製造表面的繁榮，不斷鼓勵和默許“兩房”罔顧市場風險，長期降低標準發放高風險貸款。由此形成的風險以“兩房”為起點，如慢性傳染病一般，將“毒資產”的風險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當危機爆發時，擁有全世界最強經濟動員力的美國政府也束手無策。迷信“集中力量能辦大事“？當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感冒高燒”時，任何外部力量干預都顯得如此無力。
諷刺的是，次貸危機的結果之一，就是美國政府獲得了“兩房”80%的股權，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國企。而二十餘年的決策失誤也就不了了之，誰來買單？美國納稅人。
當政府的經濟決策出現偏差時，國企難免會“助紂為虐”，將錯誤的決策放大和轉化為嚴重的經濟後果。 即使是經濟運行、管理機制成熟的美國都難以避免這樣的問題，遑論其他？
近些年來，從“歐洲病”到普京的“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廣東省”，再到通脹100萬倍的委內瑞拉，哪一個出大BUG的經濟體不都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通過一系列技術高超、理論超前、姿態優美的改革來規避這些問題，需要實現哪些目標呢？理想的國企應該是：產權清晰的；監管到位，又能屏蔽政府主管機關不當干預的；在市場上公平競爭，按照市場規律合理經營的。
七十多年前，榮德生先生說，“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這些話在今天看來仍然振聾發聵！搞經濟，務實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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