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明，我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失误的产物。如果中国早二十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肯定不会来到人世间。人世间是天堂还是地狱暂且不论，我的降临是幸运还是不幸犹且不说，总之，我降临了。这种无法选择的结局对于个体来说，只有顺从和忍受。
我姐妹兄弟共八个，我排行老四。曾祖父是清末举人，民国时期，家道虽已日渐衰落，但依然拥有一百余亩土地和十多匹骡马。可当我出世时，面对的却是一穷二白的严酷现实：随时都有可能倒坍的两孔糟烂的土窑洞，一个唯一能充作家具的旧式卧柜，一排像饥饿的嘴巴一样张开着的空荡荡的盛粮瓦罐，一台用出嫁的姐姐换来的石磨子。饥饿是命运赐给我的最初的礼物。
毛泽东说过，一张白纸好画画。这个说法自有它的道理，但对于一贫如洗而又负担沉重的家庭来说，它近乎于一个善意的谎言。有一碗面粉总比没一碗面粉好，有一角钱——当时可以买五盒火柴一比没一角钱好。
父母相继早逝。过度的劳累使他们的生命早早地枯萎。终生劳碌，留下的，却是一堆乱麻一样的债务。面对越发悲惨的现实，我哭嚎过，但却对父母没有丝毫的怨言。我知道父母把我们抚养成人已竭尽了全力，他们为挣那可怜的工分而变得腰弯腿曲，他们宁愿自己挨饿也要节省下那一粒一颗的粮食用来喂养儿女。渭北高原仿佛永远干旱，荒凉的岁月里土地一个劲儿地板结，汗水比谷糠还要廉价，付出的劳动与所得的收获总是不成比例。
我的父亲是驼背。他小时候因父母早逝而沦落成孤儿。他给财主放羊时，跑到瓜棚里躲雨，瓜棚倒坍，压断了脊梁骨。从此。他就像低头认罪似的，在崎岖的人生小径中蹒跚。身体的弯驼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严酷的命运把他的精神也挤压成了驼背。他胆小怕事，恪守规矩，队长一声粗壮的吆喝足以令他全身发抖。他拼命地干活得到的却是别人一半的工分。他与邻居不论发生什么性质的纠纷，总是以退缩而告终，真如《圣经》上所说：“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让出去让他打。”
父亲其实是很聪颖很智慧的，只是生不逢时。他会盖房，会做木活，会编织，会打捞掉入窖中的水桶，当然，他还被人称做鞋匠。村民院子的门楼，几乎全是他砌盖的。他总能把门搂当作艺术品来塑造，既镂花又能把门楼的造型构建得如一只翩翩欲飞的飞燕。全村人的灶头百分之百出自于父亲之手。谁叫他他就跟上谁去，不吃喝人家的，不拿人家的一针一线，偶尔被人留住吃一顿饭，便显得忐忑不安——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那么多贪得无厌的吃客在白吃白喝，他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一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吃客们心安理得，他却很是脸红。
母亲是个刚强的女人。苦难的生活把她冲刷得如同岸边的一块礁石——虽然千疮百孔，却顽强地挺立。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极少睡眠的。白天在地里干活，在灶房里做饭，一到晚上，纺车就仿佛某种单调的音乐，延绵不断地响起来。她盘腿坐在地上，锈红的亮光映照着她苍白的脸。我一觉睡醒又一觉睡醒，直至听到公鸡的啼叫，依然发现她坐在纺车前。涩红的眼睛充溢着泪花。只是等我起床准备上学时，才发现她头歪在身旁的麻袋上，酣然睡去。天天纺线，年年织布，却从未见她穿过一件完整的衣裳。他的衣服上永远打着补丁。
母亲如同巢窠，是鸟儿躯体和精神的家园；母亲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和希望；母亲是冬天的火炉，是风雨中的屋檐，是我们梦想的柔床。
母亲最终皈依了基督耶稣。对命运的恐惧与不可解释，使她信奉了上帝。她舍不得花二分钱买杯止渴的茶水，却掏大价钱买回数本《圣经》和与《圣经》有关的书。她每个礼拜天——除非病魔镇压得她卧床不起——都要步行数十华里山路，到县城的教堂去祈祷，风雨无阻，雪霜不论。
自从信教后，天性慈悲的她更加慈悲。她怜悯一切生命，宽恕所有罪过。牛犁地撒懒，她绝对不会抽它一鞭子；某棵树擦伤了皮，她会小心翼翼地给它敷上湿泥。对待村民，她更是有求必应：西家盖房，东家婚嫁，总能在最劳累的地方找到她。疯子堂姐被丈夫拒之门外却被她安置在自己的热炕上……
父母早已离我们远去了，可我躺在浓黑的深夜里，眼前总能浮现出父母的身影：父亲佝倭着腰，背着一袋刚刚借到的玉米，瘦如柴棍的双腿在山路上显得摇摇欲坠；而母亲呢，夹着一只空碗，倚在门框上，满面愁容地思忖着该去谁家乞讨。他们微笑着，笑容如伤口一样忧伤。
（安黎，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1982年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分配至耀县中学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后辗转耀县县委党校、耀县县委宣传部、耀县文化馆等单位工作。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 《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散文集《丑陋的牙齿》、《不在路上走》、《我是麻子村村民》，小说集 《丑脚丫踩过故乡路》，诗集《走进人的丛林》等。）
閱讀更多 文化藝術之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