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國文人的氣質、性情以及由此衍生的故事，是一個很舊但是有滋有味的話題。舊人、舊聞、舊時代，保守分子與激進者並存，狂士與酸儒共處，迷惘者與殉道者同行。在那樣一個充滿複雜性的過渡時代，他們按照各自的方式安排著自己的靈魂生活。 民國文人既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衝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先驅。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已經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潰，這使得民國文人從一開始就面對無所選擇、沒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幾千年的專制與奴役，這種痛苦無疑也使他們的心靈豐富而深刻。告別幾千年的平庸，拋卻修身治平、心存廊廟的老路，總要有幾個桀驁不馴的奇才出現。陳獨秀就是不守規矩文人的典型，離經叛道是他的性格本質。這種獨異個性的發生是與那個斷裂的時代相適應的。時代的混亂給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場發言的機會，原有的規則失靈了，他們不得不面對新與舊、中與西的衝突。
許紀霖說：“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說到底也是個性與愛好的立場，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以知識良知為基點的獨立立場。”民國文人處在政治鬥爭、文化革命的漩渦之中，人生大都屢遭世變，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複雜性。這是一群很難定義的文人，在泥古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淡泊與熱烈之間揮灑自如。 民國文人處在文化衝突與時代轉折地帶，難以有真正的平和。對於他們的雄志與苛論、躊躇與愁苦，我們應當有“同情之理解”。不肯隨波逐流的民國文人在國勢危亡之際，懷揣著一顆赤子之心，與頑舊僵持，與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時代潮流，一面又堅守書齋，既直面現實，又超越功利，鑄造了鮮亮的人格魅力。民國文人改變了“一為文人，則無足觀矣”的局面，我們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不由得為他們的骨氣、操守所折服。這些精神氣質而今已經成了稀有元素，“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剛烈性格，已近乎絕版。充盈於當今學界的，有太多的勢利小人和譁眾取寵之士。即使是愛，也難覓林徽因、石評梅那樣的奇女子了。
民國文人的內心的是很苦的，置身於一個苦悶、矛盾的時代，無論是做人還是為文，都只能在遲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進行。俠氣說到底是在困境和壓抑中所表現出來的追求自由的衝動。狂放自傲、放浪形骸、憤世嫉俗其實只是民國文人的個案，更多的文人在時代的尷尬和痛苦中沉寂了下去。今天人們對“怪傑”們的軼聞津津樂道，而忽視了對其內心苦楚的體察。 民國文人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堆婚外戀、師生情、聚散離合之類的談資，這些“小道消息”被各種寫作者大加渲染，成為一道口味獨特的文化消費品，反映著我們傳媒時代的無聊與貧乏。民國文人雖然私人生活五花八門，但都無不在學問事業中安身立命，在心靈的跋涉中追求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早逝文人吳方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研究民國人物心態最好的學者。他以朱自清為個案，這樣評價那一代文人：“‘五四’時的青年知識分子，後來不能不各自須尋各自門。在‘磋磨’中做著，努力著……我們讀其遺文、想其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實、持正、勤勉、厚容的質料來鋪這條路。人不可能脫離他的時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態度投入這時代。”在時代夾縫裡生存的民國文人，大都能夠堅守其獨立立場，在種種藩籬之中，捍衛並享受著精神的自由。像陳寅恪、梁漱溟等人將這種精神自由一直堅持到“反右”和“文革”，成為徹頭徹尾的不合時宜者。其實，也正是這些敢說硬話的“老頑固”的存在，才延續了民國文人的遺風。
民國文人的治學是刻苦嚴謹的，沒有今天這麼多“學術腐敗”醜聞。當年，職稱評定等學術評價體系遠不像現在這麼細密，民國文人大都保持了與政府不合作或遠距離的態度，所謂“為國家作諍臣，為政府作諍友”。這恰恰印證了“學在民間”的真諦。民國文人是中國歷史上功名思想最淡的一群人，歷史切斷了他們求仕宦的道路，使他們“翻然折節攻詩書”（黃侃語）。民國文人在艱難時世中所創造的學術輝煌，讓當下的知識分子汗顏。西南聯大在顛簸流離中出現了那麼多大師和堅實的學術成果，可謂群星燦爛。民國文人的學術功底、治學境界、文章功夫都是今人難以相比的。民國文人最像是文人，民國教授堪稱真正的教授。在從傳統讀書人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角色轉換過程中，他們為後世的文人樹立了道德文章的楷模。他們在社會演進中，體現出思想者的努力；在人生的坎坷顛沛中，顯示出個體的精神力量。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中，他們飽受失敗之痛和挫折之傷，但是，他們依然保持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書生本色，充當了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領者。 民國文人的可愛不僅體現在那些大師級的人物上，那些神色各異的青年也個性奇特得可愛。民國文人雖然各自保持著獨立的精神立場，卻有著結社入流的旺盛熱情。一個時代出一兩個真性情的文人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像民國這樣呈現出群體景觀，就耐人尋味了。狂人、鬥士、叛逆者聚在一起，發出了醒來的“人的聲音”。這群人不僅有著揮之不去的“啟蒙情結”，而且有著一樣的真性情。性格各異，卻是一樣的純潔、真誠。 民國文人確實不同於魏晉那幫子文人，今天我們談及，多從審美價值和文化景觀上考量，而民國文人卻是一代風氣的開創者，思想覺醒、倫理覺悟和做人自覺，把他們推到了我們所無法企及的思想深度和道德高度。儘管思想改造的任務並未完成，但是，他們作為歷史先知的貢獻是不可泯滅的。美國漢學家舒衡哲認為：“‘五四’啟蒙所倡導的自我改造，是一個艱難和持久的過程，絕非暴力所可取代的。”其實，這一過程迄今都沒有中斷。所以，用隔岸觀火的態度來品味民國文人是不合適的。反思歷史、懷念前輩，是為了更好地承繼“五四”傳統，傳遞文化薪火，而不應當僅僅當成一種談資。
馬衡
馬衡在北大講“金石學”，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學生問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真的，先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學生又問：“那麼，又何以知道什麼是假的呢？”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先要知道什麼是真的！”
梁啟超
梁啟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
1929年，梁啟超身體漸趨惡化，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加強休息。
梁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達致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謝國楨
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猶堅持看書不已，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看他，勸他養病期間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黃侃
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有一次，劉師培感嘆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
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有人認為黃的學問更勝於劉，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黃侃只比劉師培小兩歲。
王闓運
王闓運就任尊經書院的第一天，就對學生傳授學經的方法，說：“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
又說：“說經以說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文不取裁放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
辜鴻銘
辜鴻銘曾經教授記憶之法，謂第一步是感動（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後一步是回憶（recollection）。
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陳寅恪
陳寅恪執教於中山大學時，講課時校內教授旁聽者常多於學生，陳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稱謂。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裡，汪籛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籛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覆”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
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飢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陳寅恪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認為：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惟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矇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必然會動感情，這樣一來，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陳垣
陳垣常對人說：“一篇論文或專著，作完了不要忙著發表，要給三類人看：一是水平高於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為這樣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並作了鑑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
有人問他：“你買了這麼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並不都是要仔細唸的。有的是供瀏覽翻閱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
李叔同
據豐子愷在回憶他的老師李叔同時寫到：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豐子愷崇拜李叔同，兩人的師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溫柔高雅，舉手投足間有奪人心魄的寶相，這正是豐子愷崇拜他的意義所在。所以夏丏尊說：“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
趙元任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
趙元任是語言天才，他會說33種中國方言，到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當地人交談。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臘、拉丁等外語，甚至精通這些語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講巴黎的土語，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個“趙八哥”的綽號。
周作人
周作人說：“科學其實也很道德！”
顧頡剛
一次習作，學生引用《資治通鑑》。顧頡剛說：“引用古書資料，要用原始書，《資治通鑑》是二手貨，不足取信於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寫錯字，老師罵他：“要細心，一個字不可輕輕放過。”
再一次，他出大題目要寫作，這次老師罵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題。要知道大題目費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實；小題目可以做得充實有力，無懈可擊。某些事，可以大題小作，在學問上則要小題大做。”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任教時，以家在北平，向校長戴季陶提出辭職。戴季陶極力挽留，說：“我們這輩人，象樹木一樣，只能斫作柴燒了。我們不肯被燒，則比我們矮小的樹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燒了我們，使得現在矮小的樹木都能成長，這就是好事。”
顧頡剛大受感動，收回了辭呈，並表態要“留中大幾年”。不過，他回了趟北平，結果，“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於是食言而廢。
古直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
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東藩
蔡東藩有語：“我為我文，不必不學古人，亦不必強學古人；不必不學今人，亦不必盲從今人。”
蒙文通
蒙文通語與學生：“學問可以不做，卻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胡小石
“聰明人要用笨功夫”。這是胡小石先生告誡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話。王季思早年在東南大學受教於胡先生。一次他將自己的一篇論文送請胡先生審閱。
論文評析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王季思用張華“伐吳之役，利在獲二俊”之言詮釋“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二句。胡小石認為這一典故僅說明了前一句，而後句卻未有著落，因而建議他去查《國語》一書。季思先生遵囑查閱，方知後一句乃用《越語》中勾踐用黃金為范蠡鑄像的典故。
陳中凡
陳中凡研讀古書“審諦九事”：別真偽，識途徑，明詁訓，辨章句，考故實，通條理，知家法，察史實，知流別。
陳望道
陳望道說：“一個人，如果要在事業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學者氣，三分才子氣。學者氣長到十分就會呆，才子氣長到十分就會浮。”
顧隨
顧隨每次步上講臺，常是先拈舉一個他當時有所感發的話頭，然後就此而引申發揮，有時層層深入，可以接連講授好幾小時甚至好幾周而不止。舉例來說，有一次先生來上課，步上講臺後便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三行字：“自覺，覺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來，這三句話好像與學詩並無重要之關係，而只是講為人與學道之方，但先生卻由此而引發出了不少論詩的妙義。先生所首先闡明的，就是詩歌之主要作用，是在於使人感動，所以寫詩之人便首先須要有推己及人與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為必先具有民胞物與之同心，然後方能具有多情銳感之詩心。
於是先生便又提出說，偉大的詩人必須有將小我化而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擴大之途徑或方法則有二端：一則是對廣大的人世的關懷，另一則是對大自然的融入。
葉嘉瑩
葉嘉瑩學成出師，南下的時候，顧隨對她說：“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這重託讓葉嘉瑩一生都忘不了，她說：我之所以在半生流離輾轉的生活中，一直把我當年聽先生講課時的筆記始終隨身攜帶，惟恐或失的緣故，就因為我深知先生所傳述的精華妙義，是我在其他書本中所絕然無法獲得的一種無價之寶。古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靈的啟迪與人格的提升。——《顧隨全集·序言》
夏承燾
夏承燾先生還曾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個夢，謂其前身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視的還是後天的努力。他說：“我曾經諧笑地告訴一位朋友，‘笨’字從‘本’，‘笨’是我治學的本錢。”他的成就、他的詞學建樹，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謨
周祖謨讀書做學問遵循著“次第讀書法”。他說：“專攻某一門學科，也要先讀有關的基礎書，然後兼及其它。如從事語言研究，語言學就要先學好，要會發音，會用音標記音，這是必要的一個次第；從事文學研究的，文學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個次第；關於語言文字，就得先看《說文解字》，然後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歷史，應先從通史入手，再進行斷代史研究。”
馮至
馮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幾個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義的。他主要提出了幾個問題：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擔當一個大宇宙。像自然一樣默默；
二、平凡中的偉大，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貴白草一樣“不辜負一個名稱“，像往山上鑿路的老人、化緣在孤島上建造燈塔的人一樣做有益的事業，體現平凡中的偉大；
三、以自然為楷模，維持向上的心情。
錢穆
錢穆做小學教師10年，中學教師8年，任大學教師時間更長。但他對小學教師生活卻情有獨鍾。他說，在小學任教時，每校學生都在百人左右，師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師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學校，吃在學校，工作在學校，團體如家庭，職業即人生。學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學任教，總覺心安。而中學、大學規模比小學大，人員比小學雜，師生之間、同事之間來往也比較煩瑣。由此才知中學教師、大學教師更是個職業。
晚年錢穆曾多次對人說，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馬建強：《錢穆是怎樣做小學教師的》
吳世昌
吳世昌先生說：“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導都有效，要養成自問自答自己鑽研的習慣。”
吳世昌先生說：詞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讀懂的。有一條經驗：要讀原料書，少讀或不讀選集和注本，要獨立思考，才不至於上當受騙。
梁漱溟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類型加以討論，為絕對獨創。蔣百里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梁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於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將大行其道於共產主義末期。”
吳健雄
三十年代初，吳健雄在中央大學物理系學習時，他的老師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經常向學生講述居里夫人的種種軼事，從此吳健雄以居里夫人為偶像，數十年後，吳健雄被稱作“中國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
熊十力誡張中行語：“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
張季鸞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吳清源
吳清源說：圍棋本身不是一個武的東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圍棋跟政治沒有關係。
張中曉
張中曉說：“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惟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方東美
高僧大德淨空老和尚回憶他當年跟方東美唸書時候情景：我二十六歲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方先生給我講課的時候，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他告訴我，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裡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學都沒有辦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說：“學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魯迅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麼命運會這樣註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啟功
啟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文中說，抗戰勝利後因有人推薦他去北平當局任職，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徵詢老師陳垣意見，援庵先生說：“學校送給你的是聘書，你是教師，是賓客；衙門發給你的是委任狀，你是屬員，是官吏。”
林同濟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魏源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等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髮辮不整，亂草般的髮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汙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魏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姚學塽極為讚賞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為師，姚不允，辭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為你之師？”魏源道：“師學識淵博，又具極其寬容之治學之境，當為我之師。”姚說：“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計？”
林紓
林紓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牆上畫了一口棺材，旁邊寫道：“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章太炎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致辭說：“兄弟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心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
章太炎雲：“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因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顧炎武門下，高者不過潘耒之輩；而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往往能青出於藍。如江永的門下，就有戴震這樣的高足。”黃侃在音韻學方面，已較乃師章太炎為高，亦是實例之一。
康有為
梁啟超評其師康有為：“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
張之洞
張之洞在《勸學篇》卷首寫道：“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此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
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採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
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復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
王國維
梁啟超這樣評論王國維：“學者徒歆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
陳三立
陳三立有科學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窮理格物及於最纖微之處。他曾取一隻病蠅置於案上，徐觀其狀，久久不倦。其詩精深真摯，根源正在於此。
朱謙之、繆金源
1923年，朱謙之、繆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學生聲明自由聽課，不要北大文憑。這十七個人被稱作“自絕生“，但他們日後大多學有所成。
錢玄同
錢玄同說：“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洛閩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距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
他認為其中最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為、宋恕、譚嗣同、梁啟超、嚴復、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他們“或窮究歷史社會之演變，或採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
張伯苓
張伯苓辦教育，重事功而輕學術。經濟學家何廉強調統計的重要性，張便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答：“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假如我們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又有一次，張問人類學家李濟：“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濟當時想對全國人民做頭部測量，聽到張的問話，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次年，李濟就離開了南開。
馮友蘭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講了一件陳漢章（一說陳介石）講哲學史的趣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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