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瀘州發現無名屍
根據獲取的初步情況，市局召開了局長、分局長、刑警大隊大隊長會議，結合瀘州的治安形勢，部署了兩項工作：其一，在瀘州全市範圍內，結合“3。27”案，開展“打黑”工作，並進行了詳細部署。其二，專題研究了“3。27”案件的偵察工作，主要是：
一、確定屍源。這項工作以納溪區為重點，在全市範圍內鋪開。市局沖洗了大量屍體照片，對照人口管理信息中心的存檔照片進行查找，此項工作以各派出所所長為第一責任人。
二、通過特情內線尋找屍源，同時向周圍地區發佈尋屍啟示。
三、查出租車。以納溪區為重點，對全市所有的出租車進行檢查，做到車車見面，人人見面。
四、進一步開展現場勘查，進行鑑定，同時開展現場搜索，看能否發現與犯罪分子活動有關的其他痕跡證據。
五、利用警犬進行追蹤，看能否發現犯罪分子的行蹤。
因與瀘州比鄰的宜賓市發生了重大槍案——瀘州、宜賓兩市相距僅 130公里，兩市警方保持著交流信息的傳統。瀘州市局將現場槍彈送省廳進行鑑定，希望併案，但鑑定結果表明，瀘州槍案與宜賓槍案使用的不是同一支手槍。
組織對屍體及屍體照片進行辨認的工作量很大。一定比例的群眾稱：此人看著熟悉，但記不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也不知道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瀘州一個開發廊的業主稱：“在髮廊見過這個人，但不瞭解這人的詳細情況。”
納溪一位老太太看過照片後，認定死者是她的兒子。老太太說得十分貼切，並大動感情。袁建宏請她過來看過屍體——因這條線索是交警提供的，交警陪同老人一起前來。老人說，他兒子身上有胎記。檢驗過屍體相關部位，未發現胎記。這條線索被否定。
這期間，宜賓刑警支隊鄭易支隊長與瀘州刑警支隊王定全支隊長通過電話，鄭易由由省廳刑偵局獲得瀘州發生槍案的消息，詢問案件情況。因瀘州方面傾向於屍源為瀘州本地人，又因子彈沒有對上，當時認為，此案與宜賓案件沒有聯繫。
3月28日，通過對出租車的排查，警方發現，在案發時間內，有兩輛出租車駛入過案發區域。其中一輛停車地點距離現場兩公里左右；另一輛，在距現場一公里的地方停車調頭。
瀘州江陽區與納溪區之間的公路收費站反映：27日晚11點左右，有一輛出租車自江陽區開往納溪區。路過收費站時，收費站值班人員提醒說，那邊正在修路，不能走。司機在收費站前調頭，從另一條岔路開過去。值班人員印象車內坐著三四個人，其中一人，看著眼熟，可能是開過賭場的陸桐。
這條線索警方非常重視。
袁建宏立即派人深入摸查，通過內線人員，瞭解陸桐情況。
3月29日，警方把陸桐找到，在安富街派出所見面。納溪區刑警大隊長刑志奇直接跟他談話，先後做了30多小時的工作。但陸桐迫於壓力，沒講實情，只說晚上到瀘州做事回來，沒發生其他事情。
同一天，出租車排查工作又有新突破，警方把當事的出租車司機找到，他反映，27日晚上11點，他從瀘州市江陽區拉了三個人，的確在收費站前調過頭。他拉他們到納溪區的一個小院附近，三人下車，說去借摩托車。後來，另有客人上車，他離開。
另一位出租車司機反映，28日凌晨一點多鐘，在納溪通往瀘州的公路上，有兩人攔車回瀘州。上車之後，二人問：“去宜賓多少錢？”司機說：“我的車沒辦治安證，不能去宜賓。”他把這兩位客人推薦給另一位出租車司機，那位司機要 400元，二人嫌車價貴，在瀘州街心花園下車，去向不明。
袁建宏安排對納溪區賓館旅店進行排查，未發現線索。
29日晚上，梁曉軍副局長在納溪區公安分局會議室召開案情分析會。會議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尋找屍源。他提出，尋找的方向，在立足本地尋找的同時，一步步向外圍擴散。重點地區，第一層次是內江、資陽、宜賓、自貢；第二層次包括重慶、成都和貴州的赤水一帶；第三層次，考慮沿海城市，包括廣東、浙江等地的可能性。
會上決定由孫仲文副支隊長帶領第一隊，負責自貢、宜賓、內江、資陽一線的工作；牛勇副支隊長帶領第二隊，負責重慶方面的工作；葉浩副支隊長帶領第三隊，負責成都方面的工作……考慮到死者很可能是涉黑人員，市局強調了依靠當地公安機關，說明情況，加強排查力度。同時，利用當地的報紙、電臺刊登尋人啟示，尋找案件相關線索。
30日凌晨，袁建宏接到一個鼓舞人心的電話，他的一位內線朋友稱，他有槍案的重大線索，他找到了目擊證人。
這種突破性的線索既令人振奮，又使人懷疑。袁建宏問得很細，並邀請對方馬上過來，到他的辦公室祥談。
天亮時分，這位朋友開車過來，袁建宏帶兩名偵察員接待了他。
對方說：“我的一個朋友，目睹了槍殺案件的全過程。我給他講好，他可以把知道的情況提供給警方。不過，這個目擊人的婆娘正在鬧病，他希望能夠為他保密。他還希望，對他的處理上能夠從輕。他的思想鬥爭很激烈，我給他做了工作，對他講，這樣的事情，不跟公安局講清楚，不得了。他反覆想過，才決定這樣做的……”
袁建宏表了態，說：“我們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處理，案子跟他沒有干係，我們可以考慮他的要求。”
當天上午袁建宏副局長把這個重要客人請過來——他就是陸桐。
經過幾個回合的試探，陸桐把他看到的情況如實向警方做了交代。他說：“兇手之一是我的獄友，名叫紀曉華；另一個叫作‘四娃’，姓什麼我不知道。死者我不認識，在瀘州第一次見面……”
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3月27日下午，陸桐正在一家茶館裡打牌，他接到獄友紀曉華的電話。紀曉華說：“我要到瀘州來，你到車站接接我。”陸桐過去，紀曉華一行三人，坐“伊維可”班車過來。陸桐和他們在瀘州長江大橋橋頭上見了面，然後帶他們到附近的物業賓館，紀曉華用一個軍人士兵證登記，開了房間。
紀曉華告訴陸桐：“我帶兩個弟兄過來，是要收收賭帳。”
晚上九點，四人在外邊吃飯——瀘州警方下的力量非常大，根據死者的胃容物，沿公路把臨街的小餐館都查遍了，其中就包括他們吃飯的這家小館。用飯之後，紀曉華和那個穿西裝的娃回賓館，陸桐帶四娃到王氏商城保齡球館打了陣保齡球，11點返回，與他們匯合。
紀曉華把陸桐叫到一邊，說：“我們要去納溪區辦件事，什麼事你不要管。那地方我不熟，你給我幫忙帶帶路。”
四人出來，從物業廣場打出租車到納溪汽車站。三人下車等候，陸桐按照紀曉華的吩咐，獨自坐出租車又走一程，到一個朋友家借摩托車。他的朋友已經睡下，不大高興地把鑰匙拿給了他。
陸桐騎一輛二輪摩托車返回來。
紀曉華招呼，四人擠在同一輛摩托車上。陸桐當摩托手，後邊他們三人緊緊地貼在一起。“往回開。”當時大約12點剛過，天很黑。開出有兩公里，來到一個三叉路口，紀曉華說：“就在這兒停下。”
陸桐停了車，他們三人下去，沿著小公路，朝工廠的方向走。走了不到50米，陸桐就聽見了槍聲。第一聲槍響後，一個娃子叫：“你們要幹啥子？”靜了一下，又響了兩槍。然後，黑暗中走過來兩個人，是紀曉華和那個叫四娃的。紀曉華說：“走吧。”陸桐把摩托車調過頭。朝回開時，車上就只有三個人了。
仍是陸桐開車，紀曉華坐在前邊，那個四娃坐後邊。紀曉華問：“整住沒有？”四娃說：“三槍都打在腦殼上。”
摩托車走到電力公司附近，紀曉華叫陸桐停車，對他說：“這不關你的事，你對誰都不要講。”然後把手機拿給他，又說：“你回去的路上，幫我把它處理掉，最好扔到河裡。”
他們兩個打出租車回瀘州，陸桐回家。摩托車開到安富橋時，他把手機扔到橋下。
袁副局長問：“你停下摩托車，到他們走過去開槍、返回，一共多少時間？”
陸桐說：“很快，他們就把案子做了，然後上車就叫我走。”
袁副局長問：“你當時怎麼想？”
陸桐說：“他們殺人之後，我很害怕。這兩天納溪的人都在講這件事。我看你們查得這麼緊，怕被你們查出來，我的壓力很大。後來，就把這件事對我的朋友講了。我朋友勸我，說，這樣的事，不跟公安局講，要出大事情。我想了一夜，覺得他說得對，所以我找到他，讓他替我跟你們聯繫……”
3月30日早晨六點，梁局長剛剛睡著覺，就被電話鈴聲叫醒——他這幾天幾乎徹夜未眠，因為，在 3月27日同一天，瀘州還發生了另一起汽車爆炸案，也驚動了省廳。他在爆炸案專案組研究案情到凌晨，剛剛休息，袁建宏的電話就打了過來。
無論如何案子有突破也是件令人興奮的事，袁建宏把軍槍殺人案取得進展的情況向他做了彙報，梁局長立刻打通省廳偵察局孫建民局長的電話，隨後又直接向省公安廳主管刑偵工作的吳副廳長做了彙報。省廳對這起案件很關注，要求他們把此案當作全省的精品案件來辦，並傳達了公安部部署打黑專項鬥爭的精神，要求瀘州以此案為先導，摸索出經驗式的成果來。
這對瀘州警方，對納溪警方，都是個極大的鼓舞。
瀘州市公安局楊局長親自來到納溪區公安分局，早晨八點，便在納溪區公安分局大樓會議室召開會議。
此時，袁建宏已妥善安排好舉報人，考慮到他的安全，把他秘密轉移到瀘天化一個內部招待所，委派得力刑警，繼續深挖有關細節。
楊局長來到後，先宣佈了案子的保密紀律，嚴格規定，有關案情除辦案人員外，對任何人都不準透漏——這是涉黑案件偵察工作的首要條件，沒有保密紀律，案件的偵察工作將無法開展。會上，大家再次分析舉報人提供的材料，認為其“真實，可靠”。楊局長決定，第一，以紀曉華為重點，立即全面開展調查及追捕工作；第二，立即著手調查所謂“四娃”的真實姓名。
因紀曉華是宜賓人，四娃和被害人也是與紀曉華一起從宜賓方向過來的，瀘州警方當即與宜賓方面取得聯繫。因考慮到軍用槍支案件在瀘州市是首例，又懷疑案件與瀘州黑社會方面有複雜的背景關係，出於保密需要，沒有通報詳細案情。
同時，瀘州警方發現紀曉華與成都方面聯繫密切，有跡象表明，紀曉華在瀘州作案之後，很可能已經逃往成都。
當天下午，楊局長把孫仲文副支隊長從自貢調回，並從市局和各分局抽調一批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的精幹力量，到納溪區公安分局集中。楊局長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臨戰動員會。
會上楊局長提出：第一，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紀曉華有可能逃往成都；第二，紀曉華的老家在宜賓，這次持槍殺人案與宜賓方面有直接聯繫。根據這兩個情況，確定成立兩個工作組，一路到成都，一路到宜賓。成都組由孫仲文副支隊長和葉浩副支隊長帶隊，任務一是向省廳彙報案子進展情況；二是與成都市局聯繫，請求支援配合，將紀曉華抓捕歸案。第二組，由於案子牽扯到宜賓方面，工作背景十分複雜，牽扯到各種關係，工作量大，因此楊局長把市局常務副局長杜保平調到納溪。杜保平來納溪之前只知道過來開一個重要會議，並不知道具體的工作內容，足見他們的保密工作多麼到位。楊局長委託杜副局長和納溪分局袁副局長帶領第二組，到宜賓市開展工作。當時瀘州、宜賓兩家的案子都處於高度保密階段，瀘州方面不知道宜賓方面的情況，為此，他們做好了各種準備。
瀘州警方通過工作，已掌握到“四娃”的一些情況。根據調查，警方瞭解到死者有可能叫郭兵，其他情況均不瞭解。
當時，納溪的動員會開得場面生動，一是所有抽調上來的人員彼此瞭解，都是各部門的骨幹；二是市局不惜力量，要誰調誰毫不含糊，足見局領導的決心和對此案的重視；三是把局裡的會議挪納溪區公安局四樓會議室來開，反覆強調紀律，更增添了嚴峻、神秘的特殊氛圍——出發前，楊局長再次強調，一要保密，二要英勇頑強，要做好犧牲的準備。他囑咐大家把武器帶好，要交代的事情，先交代下。這樣說的時候，楊局長帶了感情。孫仲文副支隊長喊了句：“怕死的請舉手。”諧謔了一下，才把這緊張的氣氛沖淡了些。
會後馬上出發。
兵分兩路就是兵分兩路。宜賓一路20多人，帶了四部車。杜副局長和袁建宏坐同一輛車，路上袁建宏向杜副局長詳細彙報了案情。車隊走北線高速公路，經過自貢市時，杜副局長給宜賓的陳國富副局長打通電話。他們兩人很熟，瀘州和宜賓兩地公安局的關係也很好。但由於情況不明，遵循保密原則，瀘州方面仍沒介紹案情，假借瀘州汽車爆炸案取得進展，線索牽扯到宜賓為由，帶隊到宜賓開展工作。此後，杜副局長又與宜賓市局技偵支隊及翠屏區公安局取得了聯繫。
由於出來較晚，人員又多，來到宜賓後，擔心引起社會上的注意，打草驚蛇，杜局長慎重選擇住宿地點，半個小時後才在一家招待所安頓下人馬。
當晚，瀘州杜副局長帶領袁建宏等幾位領導，到翠屏區分局拜見程忠實副局長，楊光大隊長、任春風副大隊長等人，當時陳國富局長沒在宜賓——兩家見面，不免說些客套話，開幾句玩笑。隨後袁建宏簡單介紹了案情，說明死者應是郭兵。
任春風馬上說：“這人肯定不是郭兵。”
袁建宏說：“我們掌握的情況不應該有問題。”
楊光說：“你們不瞭解，郭兵因故意傷害案，半個月前剛剛被我們抓起來。現在他關在宜賓看守所……除非，還有一個郭兵。”
瀘州人員都感到驚訝。
楊光問：“你們有沒有死者的照片？”
情況一碰就出來了。
袁建宏拿出死者照片，遞給楊光、任春風等人。他們立刻就辨認出來——照片上的人，正是宜賓警方到處尋找，查無下落的何琦何二娃。
捕獲周玉祥
果不出宜賓警方所料，在湯糰大搖大擺來公安局“說明情況”之前，何琦已經被殺。
時間線索是清晰的。3月26日中午，谷明突然找肖海峰單獨談話。這時何琦還歡蹦亂跳地在宜賓大酒店中與人打牌——許多人見過他。谷明供出實情，牽涉到其姐的男朋友湯泉。此後不久，何琦從宜賓大酒店消失。下午三點，他蹬上引他走向死亡的長途車，並於當天午夜遇害。27日上午11時，何琦死後十一個小時後，湯泉打來電話，自裝糊塗地詢問警方找他什麼事。下午一點，湯泉前來“自首”，時間安排上，當說相當從容。
湯泉沒有想到，瀘州警方的工作效率會如此之高，他更沒想到，三天之後，瀘州警方已攜帶著何琦被殺的全部資料，“殺”到宜賓。
瀘州警方卓有成效的偵察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確定了紀曉華、“四娃”兩名作案嫌疑人，並確定了死者身份，不僅是“3。27”案的重大突破，對宜賓整個案件的突破，也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這是全案推進的一個重要環節。
四川省公安廳，對宜賓“涉黑團伙火併案”及瀘州“軍用手槍殺人案”均十分重視。
瀘州“3。27”案件發生後，省廳便調彈與宜賓槍彈進行比對，因兩案使用槍支種類不同，不具備併案條件。但省廳始終密切注視兩地偵察工作的進展情況，考察兩案的內在聯繫。
瀘州、宜賓、成都三地均反映出，紀曉華在成都活動。抓捕紀曉華的任務，由孫仲文支隊長率領的成都組負責。宜賓組主要任務是核查“3。27”兇殺案的背景情況，查清“四娃”身份，及時予以逮捕。
宜賓警方與瀘州警方密切合作，對“四娃”的有關線索進行了全方位的跟蹤調查，查清“四娃”姓周，習慣的稱呼為週四娃。經過調閱微機資料、查身份證口卡、核對照片等過細工作，認定宜賓市真武路居民周玉祥有重大犯罪嫌疑。
3月31日下午，翠屏刑警大隊歐陽雪松副大隊長率領二中隊長李玉文、四中隊長魏化興及兩隊的偵察員，來到真武山山麓，把周玉祥的住所團團圍住。
因周玉祥為持軍用手槍殺人的殺手，警方制定了詳細的行動方案，兩個中隊嚴密控制住周家的前門、後門。一切安排停當之後，薛松副大隊長一聲令下，偵察員三人一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進周家。
周家外屋，有一桌人在打麻將，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個呆若木雞，不知如何是好。
周玉祥獨自一人，在裡間屋裡睡覺。他還未醒來，便被我偵察員按在了床上。
周玉祥，1975年8月生人，是紀曉華的小弟。周玉祥本人是無業青年，當過兵，在峨眉山部隊的一個車庫做後勤，復員後在南岸拉絲廠上班，企業瀕臨倒閉，每月僅發100多元工資。他家很窮，父母都是搬運公司工人，家中十幾平方米的房子，住四口人。在這種情況下週玉祥辭掉工作，到北京打工。1999年10月返回宜賓。周玉祥的三哥有犯罪前科，在宜賓監獄服刑時，與紀曉華是獄友。周玉祥自北京回來後，11月經他三哥介紹，到呼六君的黃桷山賭場打雜，在那裡，周玉祥認識了紀曉華。因紀曉華與他三哥是獄友，故收他做了小弟。紀曉華說：“以後你跟我做事，不要多問為什麼，只要踏實幹，少不了你的好處。”從那時開始，他幫賭場看場子，望風，一個月收入幾百元；跟著紀曉華收水錢，打架，紀曉華每月再丟給他幾百元。錢不夠用，可以隨時再要。
周玉祥只見過一次毛哥，那是他在黃桷山看場子的時候，紀曉華告訴他：“那是咱們的老大，毛哥，你過去見一下，不要亂講話。”他帶周玉祥上前拜見了毛哥，周玉祥為老大斟水，毛哥一下就賞給他一沓子百元鈔票。
同是紀曉華的小弟的還有寧仃。何琦是於志軍的小弟，但平時經常跟紀曉華在一起。
1999年11月底，市公安局刑警大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黃桷山賭場端掉——那一次的情形就像打仗一樣。賭場望風的眼線，放了四層，最外圍的直放到公路上。警方距賭場還有數百米便被發現。警察在向裡邊衝，裡邊的賭徒有一百多人，呼啦啦向外邊衝。幸虧警方出動的人員多，從幾個方向撲過去，抓獲了部分賭徒——紀曉華就在那次被拘留。
這期間周玉祥又和雷向軍（雷猛）、小板慄等人混在一起。半個月後，紀曉華獲釋出來，周玉祥等人到南岸看守所門口去接他，為他擺酒接風。由此周玉祥深得紀曉華的信任。平日裡，紀曉華喝酒、唱歌、泡舞廳，常常要喊上週玉祥。在賭場裡遇到，紀曉華也總要甩給他些零錢花。有時，他也幫助紀曉華收一收千元左右的小帳。
周玉祥家境貧寒，跟紀曉華作小弟之後，他的生活簡直是一步登天。吃飯店，住賓館，泡小姐，穿名牌，進出賭場——在後來審訊中，警方問及他為什麼要走這條死路？他說：“這樣的生活我平時想都不敢想，換上你，也會幹的。”
周玉祥在沁源茶樓跟紀曉華逛時見過兩次湯泉，但湯泉並不認識他。公司裡，像他們這樣的小弟，很少能和更高層的大哥有接觸。但他知道，黃毛毛和湯泉是他們的大哥，平常要稱“老總”，或稱“領導”。
周玉祥跟了紀曉華之後，寧仃成為他的師兄，寧仃作為見面禮，送周玉祥一部摩托羅拉Ｖ988手機。
周玉祥被捕後，第一次審訊時他態度惡劣，一問三不知，拒不承認他去過瀘州。審訊工作是由宜賓、瀘州雙方刑警承擔的。瀘州警方例舉了他犯罪的罪證，什麼時間他在物業賓館，什麼時間在小館吃飯，什麼時間打保齡球，什麼時間打出租車去納溪……
周玉祥撐不住了，他思考了三個小時之後，供認了與紀曉華一起在瀘州殺害何琦的經過，但在開始時，他把開槍的責任推給了紀曉華。這一點，直到後來紀曉華被捕後，才糾正過來。
3月26日，是周玉祥父親的生日。紀曉華、雷向軍等人一起給周父祝壽，在周家喝酒。這期間紀曉華接到一個電話，他說有事，離開了周家。午飯後，周家的親友們在一起打麻將，紀曉華打過電話來，他要周玉祥準備一下，喊上何琦，一起到瀘州去討賭帳。何琦也接到紀曉華電話，到真武山和周玉祥匯合。
下午三點多，紀曉華過來。周玉祥穿一件黑色皮夾克，紀曉華穿“青蛙”牌黃夾克，何琦穿灰色Ｔ恤，銀灰色西褲，三人乘坐“伊維可”中巴車，抵達瀘州。到瀘州後，紀曉華的朋友張三娃（陸桐，紀曉華故意不說他的真實姓名）到車站接他們，紀曉華用士兵證在物業賓館登記房間，吩咐周玉祥和何琦，不要亂走，同時要他們關掉手機，不要再打電話。他和他的朋友張三娃出去，臨走之前，拿出1000元交給他們兩個花消。
（未完待續，明日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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